巴西500年歷史嬗變(四)

原標題：巴西500年歷史嬗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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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發展

巴西獨立後實行帝制。1824年憲法實際上賦予國王至高無上的權力，廣大民眾被排除在選舉之外。巴西政治仍由與前宗主國有聯繫的人決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史學家認為，「我們的獨立不具有革命內容」。（註：若埃爾薩·埃斯特爾·多明戈斯等：《巴西歷史焦點》，第99頁，聖保羅FTD出版社，1996。）巴西帝制一直延續至1889年11月15 日成立巴西合眾國。從1889年至1930年期間，被稱為第一共和國。它既有別於帝國，也與其後的共和國存在許多重大差別。

由帝國轉變為共和國，是巴西國內一系列重大事件發展的結果。巴拉圭戰爭是促使巴西政治演變的重大事件。作為戰爭一方三國聯盟成員國的巴西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戰爭使巴西財政加深了對外國、特別是對英國的依附。更重要的是戰爭對巴西國內政治所產生的影響。

在戰爭中，巴西黑人組成的57個營參戰，從而提高了其社會地位。通過戰爭，巴西軍隊發展成為一個有紀律的、現代的社會組織，排除了文人領導軍隊的體制。在軍隊內部形成了一個主張廢除奴隸制、建立共和國的派別。軍隊社會地位的提高也播下了軍人干政的種子。

直至巴拉圭戰爭結束時，巴西是西方國家中惟一存在奴隸制的國家。與它同屬新大陸的美國早於1862年正式廢除了奴隸制，而前西屬美洲國家在19世紀初獨立鬥爭中，奴隸已獲解放。巴西奴隸制之所以延續如此長久，主要與國家政權掌握在大莊園主階級手中有關。巴西廢奴的歷程，自1850年頒布歐塞比奧·德凱羅斯法禁止販賣非洲奴隸算起，至1888年議會通過「黃金法」無條件廢除奴隸制止，歷時近40年。

1888年,里約熱內盧,"黃金法案"(廢除奴隸製法案)通過。

奴隸制的廢除是促使巴西政治演變的另一起重大事件。因奴隸制的廢除而採用僱傭勞動制，在一定範圍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但對黑人來講，「奴隸制的廢除並不表明對他們剝削的中斷」（註：《巴西百科全書》，第3頁，聖保羅世界出版社，1988。）。 因為解放了的奴隸並未獲得基本的生活手段，他們中不少人流入城市成為「盲流」，其子女得不到基本的教育。這樣的結果延續至今，使黑人（混血種人）處於社會的最底層。

從1930年革命至1937年，被稱為第二共和國時期。爾後是新國家時期（1937～1945）、民眾主義共和國時期（1945～1964）、軍事制度時期（1964～1985）和新共和國時期（1985年至今）。在1930年之後的長達70年的時間裡，巴西的政治發展體現出由專制向民主發展的趨勢，社會各種勢力日漸活躍，國民參政的程度逐步提高。但是逆潮流而動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最典型的例子是在30年代瓦加斯政府所實行的「集權的聯邦主義」政治體制，各州的自治權幾乎完全被終止。

從形式上看這是民主的倒退，但它對克服傳統州長的政治影響、消除「諸侯」狀態，對統一市場的建立具有進步意義。此外，對於1964～1985年的軍人統治也應作全面評價。這一時期國家政權掌握在軍人手裡，但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則「比以往時期更完全地委託給專家」。「實際上巴西政府成了在軍方監護下的專家政府」。（註：斯·羅博克：《巴西經濟發展研究》，第228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 ）

它在創造經濟「奇蹟」的同時，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對政府的反對派實施堅決打擊。1985年軍人還政後，新共和國頒布的1988年憲法擴大了地方權力。這對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具有進步作用。然而，近年來的實踐表明，地方對抗中央的勢頭在增強。這說明，時至目前，巴西聯邦共和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並未理順。

現代化進程

巴西現代化（註：本文將現代化的實質理解為工業化，且因篇幅所限不論及工業化以外的其他問題。）進程起於何時，在學術上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一說主張工業化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另一說認為30年代是巴西國家工業化的開始。筆者傾向後一說。就國內條件而言，現代化的起始要同時具備兩個因素：一定的工業發展積累和工業資產階級走上政治舞台。

現代巴西

在20世紀30年代，巴西同時具備上述兩個因素。1920年的調查顯示，巴西已有工業企業1.3萬家，工人達27.5萬多人， 而且工業分布有一定程度的集中，31%的紡織廠在聖保羅。自1854年建成第一條鐵路以來，到1929年已擁有鐵路3.2萬千米， 全國第一條硬面公路建於1925年。1928年連接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的公路開始使用。歐、亞移民相繼遷入巴西，為工業化提供了勞力和技術，也擴大了工業消費市場。

在20世紀20年代，巴西傳統社會已發生明顯變化。工業無產階級開始形成，巴西共產黨於1922年成立。新興的中產階級由於被大莊園主階級排除在國家政權之外，連續掀起針對政府的政治—軍事運動。當時興起的「旨在以創造新的真正的巴西藝術的表現方式，試圖使民族生活和民族思想面向現代」（註：《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486頁，第1卷。）的現代主義美學運動，實際上超出了美學的界限，可視為巴西社會進入新階段的前兆。

而這一新階段的開始，最終應歸功於瓦加斯領導的革命。它是一場「反對咖啡寡頭政治統治的運動，標誌著工業主義對農業統治地位的勝利」（註：伊拉里奧·托爾洛尼：《巴西問題研究》，第125頁，聖保羅拓荒者書店，1983。）。因而為「巴西工業革命創造了必要的政治條件」。（註：路易斯·卡洛斯·佩雷拉：《巴西的發展和危機》，轉引自《巴西史料叢刊》第15期，第61頁。）

此外，當時世界經濟危機的國際形勢客觀上促使巴西進行工業化。經濟危機有力地證明了建立在單一產品咖啡出口基礎上的經濟是極為脆弱的。這種形勢「使拉美各國開闊了工業化的視野」。巴西在大蕭條的衝擊下表現出對工業化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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