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錦：「命名、表徵與抗議」 ——論福柯的「異托邦」和「文學異托邦」
編者按
福柯的「異托邦」概念除了具有批判、反思現代社會的方法論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了歷史與生活實踐。本文在扼要論述該概念的基礎上，深入闡發其表徵的福柯理論的歷史性和對之應用所發現的「現代文學」概念的歷史性，即實現從「異托邦」到「文學異托邦」的理論與歷史對接。藉助於「異托邦」概念，作者試圖闡述福柯所論述的現代民族國家誕生史與現代文學的關係，實現對理論和文學的歷史化闡釋之維度的理論論說。我們通過解讀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在打開外國文學闡釋空間的同時，有效地參與我們的主體意識塑造，剔除我們內心的殖民意識，增加我們研究外國文學的距離意識。
感謝作者張錦及海螺社區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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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作者/張錦
「命名、表徵與抗議」
——論福柯的「異托邦」和
「文學異托邦」
米歇爾·福柯
福柯（Michel Foucault）對當代人文學科面貌的改變至今依然是個重要的話題，兩年前，他在法蘭西學院任思想體系史教授的講座13卷全部出版又一次引發了國內外學者對他的深入討論，在持續的批判性思考之路上我們依然需要藉助福柯思想和理論資源。我們已經非常熟悉福柯的某些理論與實踐，例如他批判與反思的對象主要是歐洲現代生活狀態或者說歐洲現代主體狀態的由來。福柯主要著作所討論的現代瘋癲主體、知識主體、犯罪主體、性主體是其以歐洲為整體的現代社會思想體系史研究的重要內容。與這個我們比較熟悉的歷史系列相交織並緊密相關的另一個福柯言說的重要系列是歐洲現代民族國家誕生史，尤其是法國的民族國家史。福柯本人力圖站在現代性和民族國家的話語之外反思和論述二者的由來，而藉助於「異托邦（heterotopias）」概念，本文試圖闡述福柯所論述的現代民族國家誕生史與現代文學的關係，實現對理論和文學的歷史化闡釋之維度的理論論說。我們所謂的「理論的歷史化」，一方面是要關注福柯理論產生的歷史語境和針對性；另一方面，也是我們這篇文章所關注的重點，即是要「歷史性地」應用理論，例如在現代「文學」概念的產生過程中還原文學的歷史性。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從兩個向度打開文學與理論的闡釋空間，一是將理論與歷史結合起來，剔除理論的玄學色彩和被斷章取義的命運；二是把現代「文學」的概念還給歷史，歷史性地看待現代文學尤其是純文學概念，合理合法地敞開文學闡釋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等維度，告別「純文學」對闡釋所帶來的困擾。在筆者看來，福柯的「異托邦」概念除了具有批判、反思現代社會的方法論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了歷史與生活實踐。王喆在其翻譯的福柯《另類空間》（「Des Espaces Autres」）一文的提要中說福柯「異托邦」這個「概念實際上支配了福柯的全部學說」（52）。的確如此，福柯的「異托邦」概念轉換生成了他所有重要的研究對象和方法論，如福柯對瘋癲、知識、犯罪、性等現代主體經驗所做的考古學與譜系學考察與分析；這個概念同時也描述了福柯理論的特徵，如關係空間研究、外在性研究、實證性分析、生產性分析等（張錦 149-221）；這個概念還提示我們關注批判對象的歷史性。本文將在扼要論述該概念的基礎上，深入闡發其表徵的福柯理論的歷史性和對之應用所發現的「現代文學」概念的歷史性，即實現從「異托邦」到「文學異托邦」的理論與歷史對接。
福柯三次使用「異托邦」概念分別是在1966年出版的《詞與物》前言、1966年「烏托邦與文學」系列廣播節目以及1967年建築學研究會的發言《其他的空間》中。彼得·約翰遜（Peter Johnson）認為《詞與物》中的「異托邦」討論的是文本空間問題，而其他兩處思考的是特殊的社會空間以及對之進行分析的策略（Johnson 75）。我們沿用此說。
一、文本「異托邦」與「烏托邦」
《詞與物--人類科學的考古學》是福柯1966年出版的著作。英文版標題為「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詞與物》一書誕生於這樣一個跨文化閱讀事件，即福柯閱讀博爾赫斯（Borges）作品中所引用的「中國某部百科全書」中的動物分類。這個分類是：「動物可以劃分為：①屬於皇帝所有的，②有芬芳的香味，③馴順的，④乳豬，⑤鰻源，⑥傳說中的，⑦自由走動的狗，⑧包括在目前分類中的，⑨發瘋似地煩躁不安的，⑩數不清的，11渾身有身份精緻的駱駝毛刷的毛，12等等，13剛剛打破水罐的，14遠看像蒼蠅的。」（《詞與物》 前言1）這個動物分類的離奇之處在於它突顯了「分類」的荒謬和不可能，即分類是人在設定了統一和同一標準下的操作程序。福柯認為這個離奇的中國 「動物分類」竟然存在的基礎正是將這個分類並置起來的數字序列①②③④等，這個數字序列構成了一種「連接」方式，「連接」了這個分類。這樣，這個赤裸裸的分類與我們日常接觸的使我們直接陷入分類內容的分類不同，它讓我們直觀了分類的形式本質及先天保證，這正如康吉萊姆（Georges Canguilhem ）所說：「誇張的版本往往比忠實的版本更能夠反映某種形式的本質。」（康吉萊姆 30）因而「連接」方式和「連接」功能也正如福柯論述二元語言（《詞與物》 86-7）時所說，對分類和知識而言才是根本的。分類的連接方式問題使得福柯意識到了現代語言和知識的連接方式和秩序問題。福柯正是在談及語言和知識的構成句法問題時提到了「異托邦」這個概念。
福柯定義「異托邦」這個概念時，參照了「烏托邦」這個我們比較熟悉的概念：
異位移植（les hétérotopies）[1]是擾亂人心的，可能是因為它們秘密地損害了語言，是因為它們阻礙了命名這和那，是因為粉碎或混淆了共同的名詞，是因為它們事先摧毀了「句法」，不僅有我們用以構建句子的句法，而且還有促使詞（les mots）與物（les choses）「結成一體」（一個接著另一個地，還有相互對立地）的不太明顯的句法。這就是為什麼烏托邦允許寓言和話語：因為烏托邦是處於語言的經緯方向的，並且是處在寓言（la fabula）的基本維度中的；異位移植（諸如我們通常在博爾赫斯那裡發現的那些異位移植）使言語枯竭，使詞停滯於自身，並懷疑語法起源的所有可能性；異位移植揭開了我們的神話，並使我們的語句的抒情性枯燥無味。（《詞與物》 前言5）
文本空間「異托邦」與「烏托邦」的不同如下：
「異托邦」之所以是「擾亂人心的」而不是為人心提供了一個通往想像之地的「康庄大道」和「安慰」的，正是因為「異托邦」「損害了語言」，像中國動物分類一樣，「異托邦」表明了語言的內部是「句法」和「語法」以「和」構成的連接。這裡的「句法」不僅指語言的句法、語法和組合方式，也指使得詞與物相遇，並以某種連接方式結成一體的「句法」，也就是構成現代知識秩序基礎的「句法」。因此，福柯在博爾赫斯所引的動物分類中發現的「和」的消失，既質疑了語言的語法，也質疑了詞與物結合方式的句法，而詞與物的結合方式系關知識的生成方式。因此，這種質疑使得我們發現了分類、語言和知識的歷史性，即分類、語言和知識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歷史組合方式產生的話語，而不是一種本質的存在，因而它們是可以改變的，而且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它們也必然會發生變化。總之，福柯認為「烏托邦」與「異托邦」在邏輯上的差異性正在於「烏托邦」是寓言、神話，「烏托邦」是傳統句法和語法的延續，而「異托邦」則向我們表明神話與抒情只是某種語言程序的臨時性操作，因而它與「烏托邦」是不同邏輯意義上的概念。 「烏托邦」無論是指向過去的，還是指向未來的，它都是想像中的理想空間：「烏托邦提供了安慰：儘管它們沒有真正的所在地。」（《詞與物》前言5） 這裡福柯主要強調了「烏托邦」與「異托邦」概念的差異性，但顯然這兩個概念是有聯繫的，前者也是福柯發明後者的基礎，即空間之間的反映和表徵關係，只是在語言和句法的文本空間含義上，福柯著重區分二者以表明「異托邦」對語言和句法的寓言和抒情維度的毀壞和抗議。而在定義社會空間「異托邦」時，福柯則強調了「烏托邦」和「異托邦」的聯繫。
二、社會「異托邦」與「烏托邦」
上文所言是文本空間「異托邦」，福柯還論述了社會空間「異托邦」的定義、功能和原則。福柯認為「知識型」構成了一個時代人們的認知得以可能，得以以「如此」方式展開的無意識框架和保證，「知識型」也構成了認知的歷史限定性。在福柯看來，與19世紀主要以時間的矢量性和單向度為知識的內在構型模式不同：「當今時代也許是一個空間的時代。我們都處在一個同時性的時代……」（《其他的空間》 19）我們時代的知識思考方式、知識建構方式是一種空間並置的構型方式，而不是時間的線性和單向方式。時間的線性方式曾是思想史的主要寫作方式，至今對我們影響很深，福柯與思想史決裂的方式也以新的空間關係為基礎，他要構建以網路空間為構型的話語網路思想體系史。因而，福柯斷言：「我認為我們存在於這樣的時刻：世界正經歷著像是由點線連接編織而成的網路版的生活，而非什麼隨著時間而發展的偉大生活。」（《其他的空間》 19）網路時代使得我們思考並列的空間以及由此構成的知識存在方式得以可能，「異托邦」正是這種並列存在空間中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空間。福柯說：「在這所有位所中使我感興趣的是某些場所，它們具有連接其他所有位所的令人好奇的特性，但卻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即它們把一系列關係懸擱、中立化或顛倒了，這些關係是通過上述場所來命名、反映或呈現的。這些空間與其他所有空間相聯繫，然而卻與其他所有位所略有差異。」（《其他的空間》 22）福柯所說的特殊空間的價值正在於它們具有命名、反映或呈現其他空間的功能。它們作為與其他位所或空間略有差異的空間使得常規空間中的經驗秩序、處事邏輯、日常規則、體制和文化儀式以及那種在常規空間中的身份認同被懸擱、懸置，被中立或者被顛倒。福柯把這些特殊的空間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烏托邦，一類是異托邦。
《正常與病態》，康吉萊姆著，李春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烏托邦」是 「非真實的位所。這些位所直接類似或顛倒地類似於社會的真實空間，它們是完美的社會，或者說是社會的顛倒，但是，不管怎麼說，這些烏托邦本質上或基本上都是非現實的空間。」（《其他的空間》 22）烏托邦是一個非現實的想像空間，它們往往與理想或希望相關。但是，它們在功能上也是對現有社會和空間的中立、懸擱或顛倒，包括地位、等級制等，它們因而也命名、反映、呈現或顛倒了現有真實社會空間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烏托邦屬於福柯所說的反映了其他位所之間關係的、與其他空間略有不同的空間。因而，「烏托邦」與「異托邦」是具有交叉地帶的兩個概念。然而，「烏托邦」是非現實的空間，這是這個概念的底限，也是它與「異托邦」的根本區別。「異托邦」是這樣一些空間：
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明中，都存在著這樣一些真實的場所、有效的場所，它們被書寫入社會體制自身內，它們是一種反位所的場所，它們是被實際實現了的烏托邦，在這些場所中，真實的位所，所有能在文化內被發現的其他真實的位所被同時表徵出來，被抗議並且被顛倒；這些場所是外在於所有的場所的，儘管它們實際上是局部化的。因為這些場所全然不同於它們所反映，它們所言及的所有位所，所以，與烏托邦相對立，我稱它們為異托邦。（《其他的空間》 22）
首先「異托邦」是實現了的「烏托邦」，所以它與「烏托邦」相關，它們的相關性即是它們都通過命名、反映或呈現其他常規位所或空間的運行邏輯而實現了對常規空間中各種關係的懸擱、中立或顛倒。但「異托邦」是真實的空間，這些真實的空間場所是嵌入和寫入社會體制內的，也就是說它們是在社會機制內，被認可的現實場所，它們使得某種理念、文化、理想，某種對常規空間的顛倒、中立或者抗議關係變成了一種空間現實。其次，「異托邦」這些現實空間是反位所（counter-emplacements）的，即反我們時代的其他常規空間的。這裡的「反」即反映、表徵、抗議和顛倒。最後，它們還是局部化的真實存在，即，它們是一些局部的空間，但卻具有反映全局的能力，它們能在它們自身中同時將我們文化範圍內所有的其他真實位所的存在顯現出來，將它們的邏輯表徵出來，為它們命名，同時它們還可以使得這些所有的真實位所被反抗甚至被顛倒，所以「異托邦」既是局部化的內在於我們社會空間的空間，又是外在於所有的場所和位所的空間，它們內在於所有場所是因為它們本身也是一種真實的社會場所，而它們又外在於其他社會常規場所是因為它們反映、表徵、連接、呈現、抗議甚至顛倒了其他社會常規場所的運作邏輯，它們因而獲得了一個外在性的觀視視角，可以觀視權力關係及其邏輯在常規空間運作的細節。這正是「異托邦」的文化意義和作為特殊社會空間的重要功能。福柯接著在以「鏡子」為中間地帶描述了「烏托邦」和「異托邦」的關聯與差異之後論述了「異托邦」的六個原則或者說六種「異托邦」：男生的「服兵役和私立中學」和女生的「蜜月旅行」被「休息居家」、「老人院」、「精神病院」的偏離「異托邦」所替代；墓地在城市中位置的變化所表徵的資本主義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對死亡、自我的態度；劇院、電影院和花園的小宇宙與大世界的表徵關係；博物館和圖書館對現代時間慾望的表徵與反抗；以前的市郊博覽會與現代的度假村對狂歡的意義；妓院與殖民地作為對常規秩序的顛覆和理想秩序的建構的空間等等。（張錦 132-45） 當然「異托邦」不止這六個類型，我們認為凡具有「異托邦」功能的空間，無論是文本空間還是社會空間，都可以稱為「異托邦」，同時，反過來，凡是以「異托邦」描述的空間，無論是文本的還是社會的，都是為了實現其文化、歷史與社會功能，即呈現、命名、反映、中立、抗議甚至顛倒常規空間的秩序和邏輯。像阿甘本（Agamben）論福柯的「機器」概念時對「機器」和「主體化」問題所做的方法論拓展分析一樣，我們也想擴展「異托邦」概念的應用。
阿甘本
三、理論的歷史化：「異托邦」的福柯
「異托邦」這個概念在福柯那裡出現的歷史語境是多元的，本文主要依據福柯的敘述來確定與本文有關的話題。文本「異托邦」主要是對語言、知識、分類和秩序的建構性的揭示，福柯這個思考的靈感來源是「中國某百科全書的動物分類」，即「異托邦」概念正是在跨文化的語境中，在中西強大的二元關係中，在現代民族國家的體制與意識中才成為可能的，儘管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在福柯那裡主要是用來描述近代歐洲的分化的。而社會空間「異托邦」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拓撲學空間概念和計算機技術對時空的新構造。
《必須保衛社會》，米歇爾·福柯著；錢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另外福柯還有很多沒有直接說出的歷史維度值得我們關注，這也構成了我們實現從「異托邦」到「文學異托邦」對接的歷史語境和必要前提。首先福柯討論問題的語境是歐洲，既是近現代整個歐洲又是作為各個民族國家的歐洲：「讓我們援引一個相對短暫的年代學和一個有限的地理區域——16世紀以來的歐洲文化——我們就能確信：人是其中的一個近期的構思。」（《詞與物》 505）所以 16世紀以來的歐洲文化是福柯言說的歷史和文化基礎。他討論的問題有歐洲的特定性，雖然有些可以擴展到全球範圍理解。福柯後來在1976年法蘭西學院的演講中以法國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布蘭維里耶（Henry de Boulainvilliers）為主要資源描述了法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但是整個歐洲近代史和歐洲各國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都是其必然要引證的，因為歐洲各民族國家之間必須通過比較確立區分，它們都聯繫著羅馬：「在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羅馬頌歌的爆裂以兩種方式產生。一方面，以召喚的形式，對侵略事實的反動——你們記得，16世紀新教的歷史編撰已經用它來反對國王的專制。」（《必須保衛社會》 134）這個「侵略事實」即日耳曼人在5至6世紀的侵略結束了羅馬帝國，這一侵略事實對羅馬而言是否定性的，是不好的，但當它進入16世紀新教歷史話語時就已經不再是否定性的了，它變成了反抗羅馬王權的話語，而到了17世紀末18世紀初現代歐洲民族國家則全面開始了對侵略事實的反向書寫，即以此來結束羅馬頌歌。而羅馬被否定話語包裹的「另一方面，另一個斷裂，另一個爆裂的起因（我認為它更重要）就是新的歷史主題的引入，在兩個意義上，它既指歷史敘事新的主題領域，同時也指在歷史中說話的新主體……這個在歷史中說話並把自己作為其歷史敘事主題的某種其他東西，就是民族這個新的實體種類。」（《必須保衛社會》 134-35）也就是說，十七八世紀以來在歷史敘事中涌動的新主體和新主題，在歷史中講話並且講述自身的新實體變成了「民族」。在福柯看來，「正是圍繞民族這個概念，才擴散出或派生出其他概念如民族性、種族、階級」（《必須保衛社會》 135）這些對現代歐洲乃至全世界來說非常關鍵的範疇和理論概念。這個「民族」含義不是別的，正是現代「民族國家」：「確實在百科全書中，你們看到的是我稱為國家化的民族的定義……在這個法國貴族的話語中，人們看到這個新型的歷史在展開，我認為，當人們把它與英國的問題（在17世紀，差不多一個世紀以前）進行比較的時候提這個問題的理由就很清楚了。」（《必須保衛社會》 135）在民族國家這個概念與理論參照下，福柯通過與現代民族國家敘述發生更早的英國相比照，敘述了法國貴族話語的新的展開方式以及法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敘述過程。例如福柯說早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英國其「議會反對派和人民反對派」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們要宣揚撒克遜的法律」以對抗「君主專制和貴族政治」，而「一個世紀以後，在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法國貴族的問題明顯地變得複雜得多」（《必須保衛社會》 136）。
《規訓與懲罰》，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
所以在大多數著作中，福柯對現代社會的考察都是以歐洲文藝復興至19世紀為主要對象的，因為考察法國的問題離不開整個歐洲：《瘋癲與文明》、《詞與物》中，文藝復興、古典時期和現代三個重要時期現代瘋癲主體和知識主體的誕生語境都是整個歐洲，《臨床醫學的誕生》和《規訓與懲罰》中十八、十九世紀醫學與政治話語之間的互動，如醫學話語與大革命之間的同構關係，大革命前刑罰的肉體展示維度和之後從肉體展示到溫和到精神治理的過程則以法國為主。因而糾纏在福柯思想中的兩個很大的脈絡是整個歐洲現代主體批判即反思現代歐洲主體的由來和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與敘述過程，即現代性與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交織。例如福柯講到我們的知識範式，我們思考的問題所位於的空間界限時這樣說：「在李嘉圖、居維埃和博普的時代所發生的，與經濟學、生物學和語文學一起被確立的這個知識形式，由康德的批判規定為哲學使命的限定性的思想，所有這些仍形成了我們的反思的直接空間。我們在這個空間內思考。」（《詞與物》 502）這是對歐洲整體知識語境的判斷，但這裡的語文學又必然關聯著博普、洪堡他們的比較語言學和蜷縮在現代語言中的語文學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功能。
《瘋癲與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
在福柯這裡語文學與現代文學關係重大。這個與民族國家緊密相關的語文學的反歷史性[2]也說明了現代語言的建構性和非本質性，而這也是福柯懷疑知識前提的一個重要基礎，如果語言是三元的，能指與所指之間有一個必然的連接項，而不是二元的，能指與所指之間是任意的、約定俗成的關係的話（《詞與物》 86-7），語言就會是透明的中介，我們就能看到物，進而不會懷疑秩序、分類、文化和語言的建構性。當然，語言現在雖然變成了能指與所指的二元關係，但同時語言也獲得了歷史性，即語言自身可以被研究了。所以福柯「異托邦」思想也同時產生於語言的鬆動和民族國家兩個維度。福柯首先強調了語文學雖然受關注不多，但它的意義與生物學和政治經濟學一樣重要，並且同樣可以窺見現代社會的變化：「語文學的誕生在西方意識中要比生物學和政治經濟學的誕生並不引人注目得多。雖然語文學是同一個考古學劇變的組成部分。雖然語文學的結果可能在我們的文化中、至少在貫穿和支撐著該文化的那些地下層面中仍伸展得非常遙遠。」（《詞與物》 367）對於現代語言或語文學而言：「博普的分析不僅對於語言的內在分解，而且對於定義語言的本質所是，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詞與物》 378）這個重要性揭示了19世紀現代語言的存在方式和對於現代知識的意義：「語言並不『植根』於被感覺到的事物的一邊，而是『植根』於行動主體的一邊。於是，語言可能源自意願和力量，而非來自這個重複了表象的記憶。」（《詞與物》 378）所以現代語言與事物不再具有直接和必然的關係，而是變成了主體的意願和力量。這就表明了現代歐洲語言的建構性而非本質性，它沒有必然性作為支撐了，在它背後低語的是意志和力量，而且是勝利者的意志、力量和話語，因為「誰在說」決定了「說什麼」。與語言的這一變化相關的另一點就是：「語言與文明相聯繫不再通過由文明達到的認識水準（表象網路的精細，能在要素之間確立起來的多重關聯），而是通過使文明產生、激活文明並能在其中被辨認的民族精神……語言及其整個語法結構使得這樣一個基本意志變得可見，即這個意志維持了民族的生命並賦予它講一種只屬於它的語言的能力。」（《詞與物》 379）所以民族精神和身份是語言的新使命。與現代語文學給予語言的力量和民族辨識功能相一致的是：「歷史性進入了語言領域，必須在一種系統的同時性中探討梵文、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於是一種新的歷史就被構建了。」 （《詞與物》 382-83）語言不僅有了自身的歷史，語言也書寫了現代社會的歷史，閱讀歷史就是在閱讀以民族語言為中介的歷史，即閱讀現代民族語言。
《臨床醫學的誕生》，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
因而現代語文學或者說現代語言即各個民族的俗語或者語言中的主要信息是現代主體和民族主義。現代語言的存在方式也說明了現代知識本身的建構性及其對現代社會的適應性，現代知識首先就是用語言建構「我們」的歷史以區分「他們」的民族和歷史。這個語言必然是在比較中確立自我的，它失去了與物的直接聯繫，這從博普、洪堡的論述已可見一斑。這也可以從埃柯提供的歐洲各民族都在論述自己的「俗語」、「方言」才是上帝的語言，才是完美的語言的材料中可見一斑，因為尋找完美的語言與民族優等地位的確立相聯繫：
在英國的語境中，羅蘭·瓊斯（Rowland Jones） (《歌篾的流轉》The Circles of Gomer, 1771) 論證道：「 凱爾特方言和知識起源於特利斯墨吉斯忒斯（Trismegistus）、赫爾墨斯（Hermes）、墨丘利（Mercury）或者歌篾（Gomer）的流轉中…[而且]英語尤其保留了最純粹的語言之泉。」 在同一世紀，安托萬·德· 里瓦羅爾（Antoine de Rivarol）(《論法語的普世性》De l"universalité de la langue fran?aise 1784)對為什麼要尋找普遍語言覺得很好奇，因為一種完美的語言已然存在了，它就是法語。與法語相比，德語太多喉音，義大利語太輕柔，西班牙語太冗長，英語太模糊。（埃柯 11-2）
埃柯還不忘從民族主義的立場調侃海德格爾：「對路德而言，德語是最接近上帝的語言（順便說一下，上個世紀海德格爾說只有用德語才可能言說哲學）。」（埃柯 11）這些其實都是捍衛自己民族語言的神話。
最後，現代語言和現代學科當然是要應對現代歐洲社會的問題，這一點正如福柯所說：
可能，每一種人文科學之產生都是由於一個問題、一個要求、一個理論或實踐的秩序之障礙：由工業社會強加在個體上的新的規範，對心理學在19世紀期間緩慢地把自己確立為一門科學來說是肯定必需的；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已對社會平衡、甚至由資產階級確立的平衡產生了影響的種種威脅，對社會學類型的反思的出現來說，可能也是必需的。（《詞與物》 450）
在福柯看來，心理學與工業社會人的問題相適應，而社會學則與法國大革命帶來的社會結構相關，另外非常關鍵的是在現代社會「科學」變成了知識的警察，承擔起分類和等級化的職責，故而進入了政治權力的範圍。福柯在法國大革命與歐洲工業社會所要求的對現代主體進行型塑的意義上，講述了現代心理學與社會學的學科產生動力，從中我們也能體會到福柯對歐洲現代主體和民族國家同在的雙重言說。由於福柯對現代社會、現代主體即現代性的分析與批判大家都很熟悉，我們下文著重論述文學與現代民族國家這個脈絡。
四、「文學異托邦」
應用「異托邦」概念，我們發現「現代文學異托邦」表明了現代文學概念，即現在籠統地認為「文學是想像的」這種文學概念是與民族國家確立自己的身份和建構自己的傳統相關的，文學的想像化、審美化和情感化實現了人們在美學中想像自己民族身份和自我身份的功能，正如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所說：「在英國文學研究中，關鍵不在英國文學而在英國文學：我們偉大的『民族詩人』莎士比亞和彌爾頓，亦即，對於『有機的』民族傳統和認同（identity）的意識，而新應徵者則可以通過人文學習而被接納到這一傳統和認同中來」（伊格爾頓 24）。所以現代文學表徵、反映、呈現並內涵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我們因而可以在現代文學中閱讀這一過程，並實現對這一過程的反思與抗議。
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
那麼從語文學的現代民族國家功能到現代文學的現代民族國家命名、呈現、反映和表徵功能這一翻轉是如何實現的呢？我們前文分析了福柯論19世紀語文學的情況，即語文學內涵了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這個意向並與此同構，語文學同時也表明了語言乃至現代歐洲的知識與主體狀態。福柯說，這種現代學科基礎、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語文學還造成了另一個結果，那就是語言的對象化（張錦 339-42），對於這個對象化：「最重要的並且也是最意想不到的彌補，就是文學的出現。就是這樣的文學的出現，因為自但丁以來，自荷馬以來，在西方世界中確確實實存在著我們其他人稱之為『 文學』的一種語言形式。但『文學』這個詞的誕生期是新近的，恰如在我們的文化中，一種其特有的樣態將是『文學的』特殊語言的分離是新近的一樣。」（《詞與物》 391-92）福柯不否定西方荷馬、但丁以來廣義的文學傳統，但他所謂的現代文學的誕生是指一種特定的文學語言和文學概念與功能的誕生。伊格爾頓後來也沿用了福柯關於現代文學誕生於19世紀的說法：「『文學』（literature）一詞的現代意義直到19世紀才真正出現。這種意義上的文學是晚近的歷史現象：它是大約18世紀末的發明，因此喬叟甚至蒲伯都一定還會覺得它極其陌生。」（伊格爾頓 17）伊格爾頓認為這個晚近誕生的文學概念使得之前文學的意義狹窄化和想像化，這一變化使得文學具有了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功能。福柯在一個大的歷史與思想知識話語網路中對這個問題論述得更加複雜，伊格爾頓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論述則相對簡單、集中和具體。在福柯看來，這個新近誕生的「文學」「就是語文學的爭議（然而，文學又是語文學的孿生形式）：文學把語言從語法帶向赤裸裸的言談力量，並且正是在那裡，文學才遭遇到了詞之野蠻的和專橫的存在。」（《詞與物》 392）文學因而成為了語文學的「異托邦」，它們存在在同一時空，但構成了差異空間的關係或者說「異托邦」關係：文學能夠呈現、反映、表徵甚至抗議語文學的邏輯。「如果沒有語文學，文學就不會產生，他們二者是孿生的，當語文學在思考對象時，文學在思考語文學和語言本身。」（張錦 343）福柯說：「從對一種自己的儀式中墨守成規的話語所作的浪漫主義的反抗，直到馬拉美髮現處於無能狀態中的詞，我們都清楚地看到在19世紀相關於語言之現代存在樣式的文學的功能是什麼。」（《詞與物》 392）即文學暴露了19世紀語言和知識的真諦：詞在說，詞已然在說，詞從語文學的意義上來說在它在現代成為英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等時就已然在說，更重要的是這個已然在說的詞背後涌動的是權力意志，這個言說的主體就是福柯在《詞與物》、《必須保衛社會》等中所說的歷史的新主題和主體：民族和民族國家。
所以現代文學相對於語文學而言具有了「異托邦」的功能，呈現、反映了語文學的邏輯。文學因反思語言本身而成為對語文學的補償，語文學中低吟的是現代民族國家，文學因而反思的也是民族語言本身的存在，即民族語言對民族國家的建構性本身。對於現代歐洲國家來說，語言是存在的家園，因為是現代語言建構著現代歐洲民族國家的歷史與身份認同，語言雖然成為學科和歷史的分析對象，但它也是存在的基礎，這也是為什麼語言在失落的同時也獲得了救贖。19世紀的語言不是「像洪堡所說的一個功（ergon）——而是一個連續不停的活動，即一種能（une energe?a）。在一種語言中，講著話的人，並且不停地在人們所不能聽見但任何光芒都源於此的低語中講著話的人，就是民族。格里姆曾認為自己是在傾聽《德國民歌大師藝術》的時候，雷努阿爾相信自己在紀錄《行吟詩人的獨創詩歌》時，突然發現這樣的低語的。」（《詞與物》 379）19世紀的語言與對民族的同源確認和重構相聯繫，語言試圖回憶具有民族身份的人的存在。語言變成了民族的歷史，民族的遺產：「在我們定義語法的內在法則時，我們就在語言與人的自由命運之間結成了一種深刻的同源關係。在整個19世紀，語文學都將具有深刻的政治反響。」（《詞與物》 379-80）整個19世紀，語文學因為與民族國家和民族歷史的問題相聯繫而具有深遠的政治性。現代文學作為語文學的孿生姐妹，它向語言本身的存在挺進。這樣，「現代文學異托邦」實現了對語言本身的反思，讓我們看到識別民族身份的現代語文學是一種話語，一種關於民族國家的話語，其根本問題指向是「誰在怎樣說」，即民族在怎樣說。「現代文學異托邦」的理論使得我們可以在現代文學中閱讀「現代文學」概念的產生過程和其歷史情境，這也拓展了文學研究的疆界，即現代文學異托邦命名、反映、呈現、表徵甚至抗議了語文學、現代性及現代民族國家的邏輯，我們恰恰可以通過這個方式進入對現代文學的閱讀，而不只是把現代文學當作「純文學」。這裡有兩點需要澄清：一是現代文學是語文學的「異托邦」，對其構成了「異托邦」功能意義上的展示。其展示的內容是語文學並不是一個客觀的科學，而是誰在講話，這種呈現與展示同時是一種抗議。二是現代文學對操縱詞的現代民族國家這個新主體與主題的呈現與反應，因為現代文學展示的就是語文學所做的事情，語文學重構了民族國家的語言譜系、歷史譜系和知識譜系。現代文學因而以其美學的方式，以其特定的形式展示的也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及其運行邏輯。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文學以其豐富的形式創造在展示的同時也召喚了認同，所以蜷縮在現代語言中的，無論是語文學還是文學語言中的，都是現代民族的低語，是想像性的民族國家身份與歷史認同和反思。所以對我們來說不僅要分析現代文學的展示功能和過程，而且要分析文學審美形式如何巧妙地實現這一功能，同時也要分析文學展示過程本身所蘊涵的召喚意義。分析這些召喚是如何實現的。這樣的文學比歷史更加歷史，更能讓我們體認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的主題與主體內涵，而且使我們發現所謂「純文學」的文學閱讀方式只是一種意識形態。
福柯在《詞與物》中談論一般意義上的文學時主要將其視為知識型的表徵，例如《堂吉訶德》對大寫的相似的尋找與表象的時代的來臨的擬寫，《鞠斯汀娜》對錶象的尋找與深度空間的開啟的呈現。而福柯談論現代文學的特定性時，則明確提出了現代文學語言自浪漫主義以來對語文學和詞的展示和抗議，而且他突出了語文學的政治維度，即民族國家建構維度，這個政治維度在我們看來也是現代文學的特質。現代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作為語文學的考古與譜系的文學，作為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同構的文學，我們可以在它裡面閱讀這個考古與譜系，這個建構過程。說到閱讀文學和研究文學的方式，福柯認為對現代社會來說，「通常不僅難以確定對象之間的界限，而且還難以確定心理學、社會學、文學和神話分析所特有的方法之間的界限……這正如所有的人文科學都是相互交織的並總是相互闡釋的」（《詞與物》 467）。所以我們從現代文學中閱讀語文學的本質，閱讀歐洲現代性及現代民族國家產生過程的的方式必然是多學科交織的或者說是跨學科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還要說明的是雖然福柯所論述的主要問題都是以歐洲、歐洲民族國家、法國為主要背景，但是由於近代以來全世界範圍內有一個歐洲殖民並將其現代性置入他者的過程，所以其現代性和民族國家的問題必然越出歐洲之外。在文化層面，現代理論的旅行路線也基本是英國、法國、德國或歐洲理論經由美國送到全世界，雖然第三世界在援引這些理論時要處理的問題與歐洲西方世界不同。所以福柯這些關涉歐洲分化的理論，可以擴展為全球的殖民範式和殖民話語方式來思考，只是在其擴展到全球的殖民實踐之後，又發生了很多複雜的變化。
最後，我們的研究最終要落腳於中國語境和中國問題意識。我們通過在現代西方文學中解讀出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既了解了歐洲與西方現代社會的建構過程，也了解了文學與歷史及民族意識的重大關係，還外國文學以歷史性，在打開外國文學闡釋空間的同時，有效地參與我們的主體意識塑造，剔除我們內心的殖民意識，增加我們研究外國文學的距離意識。
本文原載於《外國文學》2018年第1期
注釋
[1]即「異托邦」
[2]這裡的「反歷史性」指重構歐洲或者民族國家的歷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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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gamben, Giorgio. What Is an Apparatus? : and Other Essays.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Johnson, Peter. 「Unravelling Foucault』s 『different spaces』.」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4)2006:75-90.
[3]埃柯：《裂縫、熔爐，一種新的遊戲》，張錦譯，載樂黛雲主編《跨文化對話》第 28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3-13頁。[Eco，Umberto. " Fracture, Melted Pot, A New Game." trans. Zhang Jin. Dialogue Transcultural . Ed. Yue Daiyu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1. 3-13.]
[4]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Anderson，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Trans. Wu Ruire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5]福柯：《必須保衛社會》，錢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Foucault, Michel.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Trans. Qian Ha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9.]
[6]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 Mo Weimin.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Press, 2001.]
[7]福柯：《瘋癲與文明》，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Foucault, Michel.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Trans.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8]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7]
[9]福柯：《臨床醫學的誕生》，劉北成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Foucault, Michel.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Trans. Liu Beiche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1.]
[10]福柯：《另類空間》，王喆譯，載《世界哲學》2006年第6期，第52-7頁。[Foucault, Michel. "Of Other Space." Trans. Wang Zhe. World Philosophy, 6（2006）: 52-7.]
[11]福柯：《其他的空間》，周憲譯，載福柯、哈貝馬斯、布爾迪厄等著《激進的美學鋒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第19-28頁。[Foucault, Michel. "Of Other Space." Radical Spearhead of Aesthetics. Trans. Zhou Xia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3.19-28.]
[12]康吉萊姆：《正常與病態》，李春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Canguilhem, Georges. On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Trans. Li Chun. Xi"a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3]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rans. Wu Xiaom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張錦：《福柯的「異托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Zhang Jin. A Study of Michel Foucault"s Ideas of "Heterotopia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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