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與他的中國文化「早熟」說

作者：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羅志田

梁漱溟曾藉助孔子說的「過猶不及」，強調中國和印度文化都是「早熟」的文化，因為拿出太早，所以「停滯不動」，各方面顯得都不如西方。這一說法隱含著世界文化一元的意思，蓋若東西文化各走一路而不同，便無所謂早熟晚熟，能早熟至少要有一條抽象的人類文化之路。他後來說，「中國文化為人類文化早熟之論，余發之於二十七年前」，即寫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之時。可知這「早熟」本是在「人類文化」的層面立說，且有明顯的社會發展階段論影子在。

人類某些文化可以「早熟」然後停滯，不一定是梁漱溟的發明。白芝浩在《物理與政理》一書中，就言及東方諸文明似乎皆突然止於不當止，也沒說出什麼理由。但中國文化「早熟說」是梁漱溟文化發展三段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能還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因為是「早熟」，則各方面看起來不如人，就不僅不是「落後」，還有復興的必要和可能。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梁漱溟看來，20世紀人類仍面臨著開發自然的階段，故側重物質的西方文化正當其時。中國文化還沒解決物質文明的問題，就走向了精神文明，所以不合時宜；印度文化亦然，且更甚。兩者都帶有明顯的非物質傾向，故都是早熟的。其實他真正想說的是：我們東方文化其本身都沒有什麼是非好壞可說，或什麼不及西方之處；所有的不好不對，所有的不及人家之點，就在步驟凌亂，成熟太早，不合時宜。並非這態度不對，是這態度拿出太早不對，這是我們唯一致誤所由。

這段話有其時代語境，梁漱溟所否認的「是非好壞」，恰是他要針對的流行看法。其實他心裡另有「是非好壞」的標準，即中國「古聖人的安排」雖因超前而難以實行，表現出「文化很低的樣子」，實則是「極高明的一種生活」。這是一種曲折的表現，卻也是梁漱溟思路的關鍵，即早熟的中國文化表面看來很低，其實比那些表面看來很高的西方文化更高。

針對中國文化不如西方文化的流行看法，梁漱溟也有解脫之道。他關於制度兼具「文明」與「文化」的說法，對此就有特別的意義：由於高明的孔子生活哲學提出過早而不得不懸置，故中國長期運行的只是其制度之「糟粕形式與呆板訓條」。但中國文化那善於調節人與人關係和人與自然關係的長處，又特別適合工業發達社會。若中國實行全盤西化而解決物質問題，「早熟」者也就從生不逢時轉為生逢其時。而中國制度中優秀的「文明」一面就可以被喚醒，變為可以行遠的世界「文化」。

當然，梁漱溟也並非僅僅強調中國文化那理想的一面。他一向說早熟的中國文化是「一步登天」，沒經歷一些必要的發展階段。這似乎意味著西洋社會雖有問題，而不「早熟」的西洋文明反而代表著人類文化的「正常發展」方式。儘管他早年很少明確表示何為「正常」的文化發展路徑，但確實說過西洋人「可以沿著第一路走去，自然就轉入第二路；再走去，轉入第三路；即無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的輸入，他自己也能開闢他們出來」。而中國因為人生「態度殆無由生變動」，則既「不能回頭補走第一路，也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只能靠「外力進門」而推動轉變。

可以看出，梁漱溟那時已有西洋發展道路更為正常的想法，不過未加凸顯。他晚年從馬克思主義得到啟發，知道還有介於生產力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生產關係」，幫助他以生產力的稚弱和上層建築的深邃長期並存，來解釋中國文化的早熟，為他那政治制度兼具「文明」和「文化」的早期說法提供了理論解釋。

有新思想武裝後，過去的見解也得到印證，變得明晰起來。梁漱溟進而從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中「有粗野的兒童，有早熟的兒童」，而古代「希臘人則是正常的兒童」一說得到啟發，想起他「夙昔所論，以希臘羅馬開頭而發展下來的西洋文明，代表著正常發展史，即是循從社會生產力步步升進而整個社會文化隨之發展的好例。如古印度文明，如古中國文明，則恰似早熟兒童，身體發育未充而智慧早開者」。

類似的自我「幼稚化」或「野蠻化」，在民初是相當流行的。在這樣的語境下，「早熟」既是最辯證的說法，可能也是最動聽的論斷。梁漱溟的確帶有以西眼看中國的傾向，暗存西方文化發展比中國更「正常」的想法，並最終得到理論的「證明」。同時他又一向強調中國文化的「早熟」是「過猶不及」，不僅不是「落後」，還有復興的必要和可能。似這般一唱三嘆式的曲折表述，他到老也未能避免，實因他始終沒能化解其內心的緊張。

大體上，梁漱溟的中國文化「早熟」說終生不變，很能體現他思維的辯證特色——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更高明，卻因「早熟」而成為一種非正常的發展；西方文化雖層次更低，發展卻更正常。故儘管中國的西化帶有由高向低的意味，卻是從非正常轉向正常。晚年他雖部分回歸中國文化，並未能化解內心的緊張：一個非正常發展的社會怎樣向正常發展的社會靠攏而不失其文化主體性，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羅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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