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稱鄧公，你真懂他嗎？

原標題：言必稱鄧公，你真懂他嗎？

來源：補壹刀（buyidao2016）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鄧小平作為總設計師，被更多國人提起、緬懷。

與此同時，隨著輿論生態的進一步複雜化，不知從何時起，言必引「鄧公」成為一些群體在爭論中的一種流行。

比如，強調社會主義是否意味著不再改革開放？我們現階段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挑戰究竟是「左」還是「右」？我們的改革探索是否需要爭論？等等。

在這些討論中，鄧小平的一些論述被經常引用，以作為駁斥對方的論據。有時候，給對方扣上一頂「你是不是反對鄧小平論述」的帽子，很容易「一招致勝」。

但是，當我們談及這些問題的時候，真的懂鄧公嗎？

改革開放姓「社」還是姓「資」

這本不應當是一個值得爭議的話題，但在40年來的實踐過程中，對它的認識卻是很模糊甚至是混亂的。

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針對當時「改革開放邁不開步，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想顧慮曾經指出：

「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人把這段話曲解為不問姓「社」姓「資」，甚至進一步鼓吹突破姓「社」姓「資」的界限，因為這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這些思維在深化國企改革等討論和實踐中顯得尤為突出。

但顯然，鄧小平這話的意思絕不是說可以不問姓「社」姓「資」，而是指出了姓「社」姓「資」問題的要害性意義，並且提出「三個有利於」的標準。

在南方談話的最後一站上海，他還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到本世紀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這是個大原則。要用實踐來回答。」

鄧小平並非完人，改革開放實踐也並非完美。在後來市場經濟一些領域的改革中，出現了過度倡導私有化的苗頭。對此，鄧小平也是有預見的。

回答非洲朋友的憂慮時，他曾斷然說道：「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生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

可見，鄧小平是高度重視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的。他強調，「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個公有製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我們今天再次強調改革開放的方向性問題，強調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屬性，不僅沒有與改革開放的最初設計衝突，相反，它恰恰是對改革開放取得勝利的強有力保障。

「主要是防止『左』」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話的確是鄧小平說過的。

這句話是上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針對改革中錯誤思想傾向的具體判斷。

之所以「主要防止『左』」，是有歷史和現實原因的。

「『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受「左」傾錯誤影響比右傾錯誤影響的時間更長、傷害更重，而「建國後，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們吃虧都在『左』」。

在搞現代化建設和實行改革開放後，很多從以往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同志，頭腦里「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如果「左」的枷鎖不解脫，改革開放就邁不開步。

因此，「主要是防止『左』」，針對的是改革開放初期，一部分人在思想層面尚未擺脫革命年代留下的條條框框，針對的是改革邁不開步子。而對改革中發生右的危險傾向，鄧小平從來沒有輕視過。

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要全盤西化」，「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

「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領導中國應對幾次大的風波，都是反對右的而不是「左」的錯誤傾向。

在29年前那場政治風波之後，鄧小平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後果極其嚴重」。他還毫不客氣地指出，兩任總書記「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更值得重視的是，鄧小平在對當時的幹部提出主要防「左」要求的同時，特彆強調「對青年人來說，右的東西值得警惕」，「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教育」。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後，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

「不爭論」

「不爭論」，也是人們耳熟能詳的鄧小平名言。

這些年，「不爭論」在很多場合里成為阻礙民眾討論改革舉措的一張「王牌」，甚至已經做錯的也不許追究，否則就是拖改革的後腿。

這讓一些群眾對「不爭論」感到不解，甚至有些生氣。

如果鄧公聽到有人如此絕對化理解「不爭論」，恐怕也是要生氣的。

「不爭論」的意思是，對於看準了是符合人民利益和意願、又能夠做好的事，領導就要膽子大一些，減少無謂爭論，「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在試驗中探索前進。既然是一種試驗，就要讓試驗結果去說服人，去證明一切。

鄧小平主張不搞爭論，也不搞強迫。「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搞強迫，不搞運動，願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

膽子要大，步子要穩，還要接受實踐檢驗。「這是有風險的事情」，「不犯錯誤不可能，要爭取犯得小一點」，「如果發現錯誤，要趕快糾正，不要掩飾，不要迴避」，「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

鄧小平還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總是鼓勵我們的同志更大膽一些」，而關鍵的一條，「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著辦事，決心要堅定，步驟要穩妥，還要及時總結經驗，改正不妥當的方案和步驟，不使小的錯誤發展成大的錯誤」。

很明顯，「不爭論」無論在哪個層面都絕不等同於「不質疑」，更不能成為否定實踐檢驗的擋箭牌，亦或成為鼓動我們犯顛覆性錯誤的「試錯」理由，讓實事求是打開的改革之路，走向實事求是的反面。

摘出某一句話進行絕對化解讀，本身就是對鄧小平理論的違背。

實際上，鄧小平理論不能簡單看作個人的思想創造，它凝聚著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且正在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和發展著。任何割裂的、教條式的理解，都違背鄧小平理論。

堅持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用實事求是的態度探討、指導當下中國社會面臨的實際問題，才是對鄧小平真正的緬懷和尊重。（本文特別鳴謝崑崙策研究院宋方敏常務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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