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話李鴻章，或許有人覺得他和我們想的不一樣

原標題：大話李鴻章，或許有人覺得他和我們想的不一樣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這樣評價李鴻章，為李鴻章鳴不平。　　「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舉天下人而惡之，斯可謂非常之奸雄矣乎。舉天下人而譽之，斯可謂非常之豪傑矣乎。雖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論非常人，烏見其可？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 　　其意為：天下只有庸人沒有過錯，也沒有稱譽。就是天下人都誹謗他，他也不一定是奸雄。就是天下人都稱讚他，他也不一定是豪傑。為什麼呢？評價者中，常人是大多數，而真正有見地者如鳳毛麟角。以沒有見識者去評論大人物，往往失之毫釐，而謬以千里。因此說，譽滿天下，未必不為好好先生。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

大家，畢竟是大家，出手落筆，驚天地，泣鬼神，看來以道德立場出發來臧否是非，褒貶人物是史書通病。　　從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來看，清朝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晚清中興三傑，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皆是不世出之人物。　　梁啟超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這三句對李鴻章的評價可謂經典。　　李鴻章生於1823年，卒於1901年，影響、左右中國政壇長達40多年。李鴻章一生的成就一是洋務，二是外交，三是軍事。而為國人之詬病，也是如此。洋務運動失敗了，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外交上，簽定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軍事上甲午戰爭中他一手創建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滅。　　李鴻章在為曾國藩寫的輓聯中這樣說「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　　李鴻章，以曾國藩的門生長自居，確實他繼承了曾國藩的衣缽。正如姜維是諸葛亮的傳人一樣，如果說曾國藩在「立德、立言、立功」是一個成功者的話，而李鴻章卻是一個悲劇性的失敗者。

這和他所處的時代已經與曾國藩有很大的不同，曾國藩「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生中以維護清朝政統和儒家道統為己任，是時也，中國板蕩，太平天國無時不在威脅著清朝的政權。而李鴻章所處的時代，太平天國已被剿滅，國內危機緩解，並且出現了短暫的穩定期，後世稱之為虛假的「同光中興」，而民族危機、邊疆危機卻加深。客觀上如此，在主觀上，與他的學養、才器、作為一個大國、弱國的掌舵者尚很不相稱。同時，人格也大大值得懷疑，有副對聯這樣說「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農常熟世間荒。」說李鴻章借洋務而中飽私囊。　　李鴻章出訪德國，有人比其為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其實，李鴻章何曾可與俾斯麥相比，李鴻章倒是有一些如曾國藩所說的「拚命做官「好漢打掉牙和血吞的「痞子」之氣，也無德皇對俾斯麥的器重機遇，清政府對漢族官員還是處處掣肘。　　曾國藩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收拾洪楊後，悲哀的認為，整個官場已經腐爛到底，同樣，他的繼任者李鴻章也不可能挑戰規則，官場潛規則，無論辦洋務、還是建海軍，都不可避免的遭到失敗。　　所以把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和災難，歸咎於一個人身上，這是很荒謬的，也許，從短期來看，歷史人物的偶然行為會決定歷史走向，但是歸根結底是由公共意志決定的。　　這種專制的政體決定了，除非倒掉、重來，否則是不可能通過改良式的修修補補而獲得重生的。

洋務運動只是經濟上的不完整的工業化，而政治上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整個統治階層並沒有吸取兩次鴉片戰爭的恥辱和太平天國的教訓，因此，註定了洋務運動這種官營式的企業不可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也不可能形成任何潮流，這種致命性的政治缺陷，使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這種只學技術而不學制度與文化註定是要失敗的。　　晚清從鴉片戰爭到清末新政，到底應該不應該改革，到底怎麼改革，整整討論、拖延或者無動於衷四十年，這就是專制政體的弊端。這種政體拒絕任何實質性的改變，拒絕任何既得利益的喪失，寧願等死，也絕不改革。　　而李鴻章只是專制政體的一個螺絲釘，一個機器而已，任何對他的拔高，或過譽，都是虛妄的，都是荒謬的。　　清朝的政治只是中國封建的迴光返照，雖然比明朝要好一些，在這種政體之下戕害的是一代代想有所作為者。在這種政體下，能爬上去，其人格、道德大大值得懷疑。李鴻章也不是一個政治家，也不是一個改革家，只是一個高級官僚而已，生逢民主革命的前夜，歷史把他推上這個舞台，他粉墨登場，演出了一些話劇而已，僅此而已。　　他沒有商鞅的堅定，也沒有王安石的勇氣，也沒有張居正的的手腕，他反對康梁變法，反對孫中山上書實行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各項措施，用人上也不行，中國也不是沒有人才，只是把黃鐘當瓦礫，嚴復和伊藤博文在英國留學時，是同學，嚴複比伊藤博文學習還要好一些，但是二者的機遇卻差若天淵，伊藤博文歸國後領導了明治維新，而嚴復歸國鬱郁不得志，只好重走科舉之路。　　正如梁啟超說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鴻章自己也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好，海軍也好，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是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確實是神傷之語。　　從專制政體的用人來看，奴性是一個人能否有所用場的先決條件，如此政治，中國焉能不敗。

而李鴻章死了之後三十年，日本大舉入寇，這即是中國幾千年來歷史發展之演化，也是中國近代以來不能真正發奮圖強的結果。　　歷史不注重是非，而注重因果，因為歷史的發展從長久來看是一根鏈條。　　李鴻章死之後三十年，他的一個小外甥女，在上海灘年紀輕輕而走紅，他就是張愛玲，他的小說有一種失落貴族病態的、畸形的、冷艷的美，最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孤獨寂寞的死去。　　李鴻章死之後一百年，他的小外甥女張愛玲的作品風靡大陸，有人研究張愛玲據說還成為大家，我倒是記得在全民抗戰，亡國滅種之時，他的小外甥女毫無民族大義，龜縮在上海寫他的小說，並且很自豪的勸導年輕人說，出名要趁早啊！並且與一個比他大二十歲的漢奸文人胡蘭成短暫的結為夫妻。　　張愛玲的自私與冷酷，是不是有他外曾祖父的遺傳基因，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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