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為什麼不能加息？
來源：債券圈
作者：阿菜
古代帝國對經濟調節的手段主要倚重財政政策，其中的原因是缺乏貨幣政策的基礎，即以國家信用背書的貨幣體系和貨幣派生機制，以國家信用背書的貨幣決定了貨幣成為政府資產負債表負債，而非像鑄幣一樣成為當權者的資產，極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與民爭利的傾向。在貨幣政策缺位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效果也並不如人意。
財政政策有三個比較大的問題：
首先、在官員體系不斷臃腫，皇親貴胄不斷增加，同時生產力存在上限的情況下，高稅率不可避免，容易激化社會矛盾。
其次、缺乏制度約束的財政政策，執行成本非常高，尋租和層層盤剝的現象無法斷絕，比如稅收方面，徵收與上繳不成正比。
再次、財政政策的定位是增加國庫收入，而非現代財政體系下進入一些公共領域對經濟進行調節。
以上幾點共同造成過分依賴財政政策的古代帝國破產前夕的組合永遠是破產的中央政府+發跡的中層官員+被稅收折磨的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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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的缺位
打開林林總總的中國歷史書籍，發現歷朝帝國對經濟的調控措施高度統一同時又極其匱乏，文字上描述不外乎是「薄賦稅、減徭役、修水利、安撫平民、休養生息」，用現代經濟學判斷，這均為財政政策。而財政學的古代史可謂多姿多彩，從公認的鼻祖桑弘羊，到范仲淹，再到張居正，都是在財政上大做文章，在稅制、田地、鹽鐵、糧食生產以及基建方面等實施改革。當然，因為服務於朝廷，所以歷代改革者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充盈國庫，比如桑弘羊因經商出身，為朝廷服務後利用自己經商方面的知識大刀闊斧的進行「國進民退」，如鹽鐵官營、壟斷鑄幣等，大幅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
如果定義寬泛一點，關於貨幣的研究是有一些影子，比如早期經濟著作《管子-輕重論》當中提到「幣重則萬物輕，幣輕則萬物重」，闡述貨幣和商品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貨幣購買力和商品價格成反比，成為現代貨幣數量論的雛形。但是這些理論僅限於觀察到經濟生活當中貨幣的現象，而非將貨幣作為一種調控手段，所以可以稱之為貨幣的研究問題，而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貨幣政策。
另外，古代官方關於鑄幣的政策，確實是關於貨幣總量的調節機制，但是其目的和貨幣政策卻大相徑庭，經過分析後，發現其本質更像是創造財政收入的財政政策。原因是古代政府對於鑄幣權的壟斷其實是帶有掠奪財富的意味在其中，歷朝歷代官營鑄幣的手段像一塊肥肉一樣，每當政府收入不足時，都會第一時間想到它。可以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每個帝國建立之初時，鑄幣的成色都非常足，而越往後越差，等到帝國崩潰的前夕，各種魚龍混雜的劣質貨幣充斥著市場，從這個現象中也可以看出官方對財富的掠奪模式，即首先將貨幣成色鑄低，之後官方賦予其法定效力強制流通，那麼摻一半假就可以多鑄造一倍的貨幣，在市場也就可以多購買一倍的物資，再到後來，乾脆連鑄幣的面子工程都不管了，直接印製紙鈔，賦予其法定效力去市場兌換購買，市場不認賬，便有強制手段迫使其流通。這種貨幣歷朝歷代都有，如漢代的皮幣、唐代的重輪錢、宋代的交子，而更為嚴重的貶值出現在金代。這個由女真族創建的王朝在使用紙幣這一點上也不甘落後。於是金代的紙幣展現了「連續迭代」的能力，一種紙幣失敗了，立即用另一種紙幣頂上；新紙幣不行了，再換一種更新的紙幣。而整體的通貨膨脹率，即便按照保守的估計，也達到了數千萬倍，比國民政府時期的金圓券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對鑄幣的調節本質上是為財政聚斂資金的高度集權。從這個意義上講，將其劃分為財政創收的範疇似乎也沒毛病。做一個比喻就是，國家徵收了「通脹稅」，這裡怎麼看都不像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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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的基礎
貨幣政策的基礎是一國擁有以國家信用背書的貨幣體系和貨幣派生機制，信用貨幣的特點是以國家信用為背書，政府不會因為貨幣中含有的價值背離其調節的初衷，而壟斷金屬貨幣的弊端是國家徹底跟民眾站在一個角度上審視貨幣的用途，也就是不管對於國家還是民眾，貨幣都是資產，都是為了滿足日常開銷與揮霍。舉個簡單的例子，以現代的資產負債表來看，如果代幣是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的，那麼發行貨幣必然是政府的負債，而金屬貨幣的流通體系下，皇家壟斷鑄幣時，鍛造出來的貨幣都是皇家的資產，其主要用途都是去購買物資、揮霍浪費，而且皇宮貴族對於消費的慾望導致鑄幣體系本身就存在著「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而所謂的財政改革，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充盈國庫，列舉一下比較出名的財政大臣的行為，可以看出，其核心邏輯都是在於開源而非節流。
貨幣政策的核心是逆經濟風向行事，即經濟參與者不會做的事，國家需要主動去做。但是鑄幣的問題在於稀有金屬本身也是國家的資產，所以國家「與民爭利」的傾向一直無法斷絕。而國家發行信用貨幣的能力，則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觀察貨幣的角度，即貨幣成為了國家的負債，創造性的體現出了政府「資產負債表」的概念，使得國家的舉債能力產生了從0到1的改變。
鑄幣無法成為貨幣政策核心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量，信用貨幣代表著貨幣創造能力，脫離了原始的「金屬鑄幣」資源稟賦上的劣勢，即國家需要經濟發展時完全無需關鍵資源的多少，而只需要不斷的開足馬力印錢即可，成本非常的低廉。
另外，國家背書信用貨幣的另一個意義在於將利率體系由民間定價轉移為官方定價，為貨幣調節經濟鋪平了道路，利率正式成為調節經濟的中介變數。由於國家可以主動調節貨幣量，則在量的基礎上形成的價格成為了官方價格，而非民間借貸的價格，更為通俗的理解是政府可以通過自身負債的價格去錨定基準價格。《利率史》當中提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最近一百年名義利率的波動幅度要遠大於自利率產生之日到最近一百年之前，比如大規模戰爭（一戰後的德國利率達到過9600%），再或者在歐洲不斷寬鬆導致的負利率（-0.2%），這都是最近一百年才發生的現象，其主要原因是古代利率以民間利率為主，借貸能力是存在上限的，利率更多的是結果，而現代經濟體中利率可以是因也可以是果，當作為貨幣政策中介變數時，其更多的是因，所以依靠利率調節經濟時，為了達到調控結果，可以人為將利率錨定在任意水平。所以，國家背書信用貨幣體系是將利率由民間的、被動的、難以調節的（只能通過法律手段禁止）變為官方的、主動的、政府擁有掌控力的手段。
上面主要分析了信用背書的貨幣體系，下面主要是分析相應的貨幣派生機制，也就是銀行的重要意義。現代銀行業的本質是金融中介，義大利的熱那亞第一家以資源配置為核心的銀行才是現代商業銀行的初探。
而中國古代的錢莊絕非現代意義上的銀行，其更像是金錢的物流商，意義在於運輸而非配置。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錢莊的業務構成。不管是票號或者錢莊，其中的細節差別我們不做過多討論，但按照《晉商興衰史》的記載，其共有業務可以劃分為以下幾類：
1、匯款業務，尤其是「承匯官款」。由於古時運送金銀的不便利，效率低且風險大，便有票號負責開立紙質收據而到異地去兌換，其中批發業務，也就是做官方的資金承兌利潤最為豐厚。
2、兌換業務。上文也提到由於鑄幣的成色差別太大，流通中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利，所以有專門的機構提供貨幣兌換，這也是古時票號或錢莊的主營業務之一。
3、對於同樣經營票號業務的機構發放貸款
4、抵押典當業務
以上幾類個業務模式基本沒有信用派生和資源配置的理念。相比熱那亞的第一家現代銀行威尼斯銀行，雖然早期也是起源於匯兌業務，但是因為當時義大利的航運業需要大量的資金，同時又具有一定的風險，所以銀行在16世紀就已經開始針對這些行業發放高利貸，後來又有針對風險進行評估的機構，成為現代意義上經營風險的銀行雛形。而中國票號或者錢莊業務的對於企業的風險評估和放貸業務大大晚於義大利的銀行業，其大約產生於19世紀。
所以，以國家信用背書的信用貨幣和貨幣派生機制才是貨幣政策的前提，這決定了兩大問題：
1、貨幣從哪兒來？貨幣是由其資源的稀缺性被天然帶來的，還是由於信用支持所派生出來的，如果是前者，貨幣由其內在價值決定，那麼政府看待貨幣的角度和民眾又有何區別？政府與民爭利的動機不斷增強。
2、貨幣怎麼派生？也就是如何在經濟體起到最大化的資源配置作用.
綜合以上兩點，因為沒有舉債能力，所以政府沒有依靠資產負債表去調節經濟的能力。古代帝國經濟政策下拉選項中就剩下財政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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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的黑洞
上面分析了古代帝國的經濟調節手段只能依靠財政政策，但是財政手段就一定有效嗎？在古代帝國的體系下，財政政策有三個巨大的問題：
首先、由於缺乏現代宏觀調控的舉債機制，重稅是不可避免的。古代政府部門的收入主要來源於稅收，所以古代政府會將幾類易徵稅的必須品進行專營，這種物品極易徵稅，以上必須同時滿足易征和必須兩個概念，單滿足其中一個概念並不可以，比如水是必須品，但是其不滿足易徵稅的特點。但是鹽這個物品非常好的滿足了這一個特徵，首先，鹽的產地受限，只能在沿海生產，政府掌控的難度大大降低。其次，誰生活離不開鹽，也滿足了必須品的特徵。所以鹽專營就成為保證財政的重要基礎。糧食稅也是重要手段，但是由於其徵收難度等原因，中國古代的糧食稅並不重，普遍在十五稅一到三十稅一之間，但問題是糧食稅低不代表個人的絕對稅率低，政府為了拓寬收入創造性的徵收了很多壟斷領域的稅，根據現代經濟學理論我們知道對於壟斷部門徵稅的唯一結果就是轉嫁，所以各項苛捐雜稅加總起來，底層人民生活的壓力非常巨大。而帝國官員編製和皇親國戚的不斷增多，使得重稅成了這個臃腫政府不得不採取的手段。
由於壟斷的一本萬利，使得普通民眾冒著極大的風險都敢去涉獵這些領域，為了抑制民眾參與，地方的力量就會變得強大，所以帝國後期對於稅收的分配上地方和中央嚴重脫節，稅收會大量留存在地方，大部分的財政都被地方剋扣。甚至有的藩鎮乾脆不向中央繳稅，只是不定時地送一些貢品。所以中央、地方和民眾陷入了一個，中央缺錢——提高稅率——地方剋扣——中央繼續缺錢的怪圈。
其次、說完稅收，再來看政府支出和轉移支付。古代財政黑洞的另一個問題由於缺乏制度約束，財政支出的執行成本太高。也就是一個財政政策推行下去會遇到層層盤剝。這一點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最大不同之處，其實現代經濟體系當中也討論了這個問題，只不過現代經濟學將其定義為擠出效應，認為政府參與干擾了市場行為，擾亂定價模式，提高利率水平，擠占私人投資，但是我想在古時財政政策的最大問題是執行時成為中層掌權者中飽私囊的重要手段，這一點不管在政府支出還是轉移支付中都非常明顯，所以才有了和珅在救濟災民中向粥里撒沙子的行為。
第三、財政政策目的性問題。財政政策的關鍵在於政府資產負債比與市場發展水平密切相關，政府舉債和稅收的額度決定了財政政策的上限，然後古時的王族貴胄並非以經營的角度治理國家，現代經濟體系中的國家的準確定位是一個「部類」，是一個單獨的部門，只是這個部門雖然作為市場經濟的參與者，但也是同樣肩負調節經濟的重任，古時講究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稅收的作用並不是公共支出，而是聚斂財產供皇室揮霍，而隨著皇族人員的不斷膨脹，官員體系的不斷膨脹，生產力達到上限後，低稅率完全不足以彌補財政開支時，稅率就會逐年遞增。偶爾再碰到戰爭，那對於國庫的消耗又到了一個無法彌補的地步。
財政政策的以上三大問題導致財政政策永遠有黑洞，即不可避免的高稅率與財政政策執行效率的低下。財政最終的崩潰甚至與皇帝的勤奮程度無關、與天災人禍無關、與大臣的廉潔程度無關，這是一個必然發生的事情。財政改革無非就是延緩壽命的藥方，而非根治疾病的手段。
而回顧古代的財政改革，也很少是為了市場體系的健康發展，在歷朝歷代的財政改革當中，其實總結起來無非就是兩種大的模式：
第一種是創收模式，這種模式重開源，也就是在現有的改革基礎上，編製戶籍、規整土地、統計稅基，把隱藏的被徵稅主體挖掘出來，把該國家進入的領域把持住。這種模式非常常見，幾乎耳熟能詳的財政改革都是此類，這種模式相對好推進，但是屬於竭澤而漁。在當下可能效果會非常的好，但是這卻是給後期激化社會矛盾埋下了伏筆，比如隋文帝時期的財政改革手段，使得「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但是已經掏空了整個社會的底子，所以在隋朝發動對外戰爭後，整個帝國非常迅速的由盛轉衰。
第二種是重新分配模式，這種模式重節流，舉個例子，北宋范仲淹的改革中暗含了這樣幾條：
1、政府雖然要收稅，但不是越多越好，財政應該量入為出，而不是量出為入。政府的職責是發展經濟而不是加強稅收。
2、政府不應該直接參与經濟活動來獲利，而應該只依靠稅收來解決財政問題。
3、政府的主要問題不是財政收入不足，而是規模快速膨脹，政府的規模降下來，花費自然減少。
這些改革措施在現在看來具有極強的前瞻性，蘊含了小政府、不干預等非常多的古典經濟學理念。但是同時這些改革措施也是刀刀見血地觸及到了利益集團的蛋糕。可想而知其結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句話就說明一切。
所以帝國崩潰前夕常見的組合就是，一個有巨大財政窟窿的破產中央政府+一群發跡的了官員+被稅收折磨的苦不堪言的普通群眾。這就是由財政政策的弊端帶來的在古代樸素經濟學的下的最大的問題。
貨幣政策缺位，導致使用財政政策是逃不開的話題，財政政策在古代帝國的體系下也同樣有先天性的缺陷。這就註定了古代帝國經濟體系從一開始就註定會像一輛失控的馬車一樣像懸崖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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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
——《答手詔條陳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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