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道統、學統與語文教育

最新 05-24

黃偉

黃偉，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教育學博士，語文課程與教學論博士生導師。

觀點摘要

梳理、闡發道統、學統在語文教育中的價值，對語文教育正本清源、繼往開來、深化改革、發展創新具有重大意義。道統有三大特點：一是道統是儒家正統文化的命脈，二是「從道不從君」「以理抗勢」是道統精神的基本持守，三是道統傳承是古代傳統語文教育的核心和主脈。學統也有三大特點：一是修學成德、內聖外王的修學次第，二是允執其中、心傳心悟的方法論和中道不易的求道準則，三是形神兼得、內外輝映的修學方法。當代語文教育之所以會出現種種問題，是因為它既毀棄了道統，也遺失了學統。語文教育在承續道統、學統的過程中，必須以自己的文化自信和博大胸襟來接納世界優秀文化才能再造統緒。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道統、學統與語文教育

文/ 黃偉

談論傳統文化與當代語文教育的關係時，有兩個概念貫通其中，這就是「道統」和「學統」。道統是中華傳統文化或曰儒家正統文化的命脈，也是中華傳統語文教育的主脈；學統則是中華傳統文化得以賡續的基本進路，也是中華傳統語文教育方法之統緒。只要中華傳統文化對當今語文教育產生影響，就不能迴避或割斷道統與學統對當代語文教育的作用。梳理、闡發道統、學統在語文教育中的價值，對語文教育正本清源、繼往開來、深化改革、發展創新具有重大意義。

一、道統與傳統語文教育

(一)道統是儒家正統文化的命脈

孔子繼承文王仁政和周公之禮，創造性地提出仁道，經孟子發展為仁義之道，成為道統論的理論根基，又經《易傳》《大學》《中庸》、荀子、董仲舒等聖哲先賢及其論著的推進，使道統內涵更加豐厚。唐代韓愈應對佛老思想的挑戰和舊儒學發展停滯而著《原道》，正式提出儒學之道統。經二程、朱熹以天理論道，設壇開講超越時代的心傳，集道統思想之大成，把道統論發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理論高度。《大學》提出明明德之道和三綱領八條目，充分體現了儒家內聖而外王的求道、踐道精神。王陽明以《孟子》發明「致良知」說；張載以氣論道，陸王以心論道，形成宋明儒學之道統論的不同流派。現代新儒家把道統論與心性之學相結合，由內聖心性之學開出科學民主新外王，進而引西學入道統，把道統論發展到具有現代文化與哲學精神的新階段，使中華道統思想在現代社會的新背景下得以繼承和發揚。

「道統」的內涵，各代認識有所不同，但形異而質同。韓愈認為：「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原道》）李翱則認為先聖所傳之道乃是《中庸》所言「盡性命之道」。韓愈、李翱貌似有別，實則殊途同歸。「盡性命之道」即可轉出王陽明的「致良知」，而「致良知」則又可溯源孟子仁義之立論。總之，儒家道統的內涵蘊意均為：內則成仁成德，外則成君成王。這亦可從「三綱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和「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得以諦觀驗證。

「道統歷代遵守，由宋經元、明以至清代，如日中天。」然而，道統內涵也因時代發展而更新。及至20世紀40年代，「道統」一詞開始在文化精神傳統或法統的意義上被使用。錢穆先生髮表文章討論中國歷史上所謂「學統」與「治統」之間的關係，特別指出：「孔子以前其道統於君，所謂王官學是也；孔子以下，其道統於下，所謂百家言是也。孔子為其轉折之樞紐。孔子賢於堯舜，此則師統尊於王統也。」進而申論：「故其求民主精神之實現……必使教權尊於治權，道統尊於政統，禮治尊於法治，此即中國儒家陳義，所由為傳統文化主幹，亦即中國傳統政制精意所在。」

(二)「從道不從君」「以理抗勢」是道統精神的基本持守

在中華道統思想發展史上，周公以前，君王成聖，故受到後世儒家的尊崇，並以堯舜禹三代作為楷模和價值取向的標準，主張「法先王」「復三代」，這對道統文化產生很大影響，即「孔子以前其道統於君」。然而自孔子以後，則以士或師為道的承擔者，取代了早期道統史上以君王為道的承擔者的地位。孔子不具有帝王身份，而是以士、師之身份傳前聖之道並加以創新發展。由於道統之中沒有三代以後歷代帝王的地位，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制衡君權的意義。孟子、朱熹反對不行仁義的暴君，認為桀紂雖居君主之位，但卻是賊仁賊義之獨夫，獨夫可誅，誅獨夫不是弒君。這表明仁義之道是衡准君王合法性的依據，主張以道御君，道牽治統，這是儒家道統思想的一個基本立場。

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邦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孟子認為：「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孟子·告子下》）儒家道統觀認為，治理國家，以道為本，道比權位更為重要。荀子提出「道高於君」的思想，認為「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荀子·君道》），道的存亡決定國家的存亡，所以要求「從道不從君」（《荀子·臣道》）。這正是中華道統思想的最根本的持守。宋明儒家繼承了「從道不從君」的傳統並加以發展，在他們提出的系統的道統論傳道譜系裡，以仁義之道作為衡量的標準，批判了前代君王的失道行為。朱熹強調，堯舜及三代聖君與漢唐君王有嚴格區別，這是因為堯舜三代之聖君行的是王道，推行義理之心；而漢唐君王則推行霸道，追求利慾以行私，不能接續三代之統緒。因此，宋明儒主張把君主置於「天理」即「道」的約束之下，強調儘管君權至尊，但君主不得違背天理，為了維護天理的最高權威，要敢於矯君正君，不向邪惡勢力低頭。這具有道統高於政統、真理至上、以道制君的意義。

朱熹提出「正君心是大根本」（《朱子語類》卷一百八）；呂坤提出「以理抗勢」（《實政錄》）的思想；東林黨人反對專制獨裁，敢於犯顏直諫，以至殺頭坐牢也在所不惜。這些方面體現了道統高於君統，反對絕對君權主義的思想，亦是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內涵的豐富。

道統不僅超越政統之「勢」，而且超越物慾之「利」。具體到倫理價值觀方面，儒學道統重視倫理道德的價值，提倡以道制欲、以義制利的價值觀，這使中國文化深深打上了倫理型文化的烙印。孔子提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的思想，開啟了以義制利的儒學價值觀主線。孟子繼承孔子思想，提倡「先義而後利」，反對「後義而先利」（《孟子·梁惠王上》），為了道義的原則，不惜「捨身而取義」（《孟子·告子上》），在動機與效果關係問題上，主張「唯義所在」的動機論。董仲舒繼承孔孟的價值觀，提出著名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思想，其正誼、明道而不計功利的觀念昌明了儒學的價值觀，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後，其主要原因是封建專制主義和專制獨裁的惡果，恰恰是背棄了中華道統思想中仁義之道高於君主之位的約束君權的思想所造成的惡果。

（三）道統傳承是古代傳統語文教育的核心和主脈

我國古代，無論私塾抑或官學，皆以語文教育為主體和重心。「四書」「五經」是傳承道統之不二典則，同時也是古代語文教育長期穩定、經典不易的教科書。

由孔子整理並用作教學的《詩》《書》《禮》《易》《樂》《春秋》，保存了豐富的中國上古歷史資料，合稱「六藝」，因《樂》較早失傳，遂稱「五經」。「五經」長期作為官方指定的教科書，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無以替代的重大影響。關於「五經」的內容，《舊唐書·經籍志》概括最為簡潔允當：一曰《易》，以紀陰陽變化；二曰《書》，以紀帝王遺範；三曰《詩》，以紀興衰誦嘆；四曰《禮》，以紀文物體制；五曰《春秋》，以紀行事褒貶。金海峰教授吸納並闡發了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先生的思想，認為閱讀「五經」能夠從五個角度理解人生，即：《周易》——哲學角度；《尚書》——政治角度；《詩經》——藝術角度；《禮記》——社會角度；《春秋》——歷史角度。

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最終確立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的經典地位。《大學》、《中庸》和《論語》、《孟子》一起合稱為「四書」，為儒家傳道、授業的基本教材。幾百年來，「四書」在我國廣泛流傳，其中許多語句已成為膾炙人口的格言警句，成為立人處世的信條。朱熹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部書編在一起，分別為四部書作注，其中，《大學》《中庸》的注釋稱為「章句」，《論語》《孟子》的注釋因為引用他人的說法較多，所以稱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所編定的「四書」次序本來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淺入深進修的順序排列的。後人因為《大學》《中庸》的篇幅較短，為了出版閱讀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論語》之前，成了通行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順序。教育部或將「四書」作為高中中國傳統文化教材，且將《大學》與《中庸》合編，或許也是緣此考慮。

自宋以降，「四書」不僅成了儒學的重要經典，而且也成了每個讀書人的必讀書；科舉考試，把出題範圍限定在「四書」之內，成了直到晚清時全國統一的標準的教科書。所以，有人把「四書」與西方的《聖經》相比，認為它是東方的「聖經」，就其流傳的廣泛性及其對中國讀書人人格心理鑄造影響之深而論，並非沒有道理。

「四書」「五經」作為官方教材和科舉致仕的教科書，治統自然期望天下士子及其思想「盡入吾彀中」，讀書人也欲入彀中而能盡其道擔其任，這樣，就使道統堅守與治統期許產生或統合、背離，或扭結、糾結，或交融、衝突的複雜關係，但無論關係多麼複雜，無論時勢多麼乖張，道統總是知識分子內心深處難以消弭的「結」「節」。這也許就是古代知識經「四書」「五經」鍛塑入仕與經其他途徑入仕者的最好區別。哲學家賀麟說：「中國學者有所謂『學統』或『道統』和『政統』的分別。個人貢獻其孤忠以維繫他自己所隸屬的『統紀』。有時二者不可兼得，深思憂時之士，寧肯捨棄『政統』的延續，以求『學統』『道統』之不墜。……以民族的命脈，學統的維繫自命。」

今天在批判繼承儒家思想文化時，「必須把道統觀念在現實中遭到的扭曲、利用與道統觀念的本來意義，嚴格加以區別，所謂儒家道統的『封建性』主要是來自當權者對於道統的扭曲和利用，而非儒家道統本身。」在批判、反思與揚棄傳統文化的過程中，我們時常認錯真正的敵人。

二、學統與傳統語文教育

「就儒家思想學術本身而言，也存在一個學統問題，亦即儒學作為某種知識系統的傳衍、發展和演化問題。」所謂學統，即修學與傳承儒家文化的根本方法之統緒。儒家傳統中的「道」與「學」本來就不能夠截然兩分，而在現代歷史條件下，道統的維繫和弘揚不能不更多地依託於學統的闡發，學統「是儒學在現時代得以存活與發展的基礎。」

(一)修學成德、內聖外王的修學次第

充分發揚主體精神，通過修學而實現自我超越，進而達成內聖外王是中華學統的基本思路。這條理路有其先後次第，亦有明確目標。

朱熹說：「《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朱子四書或問》，《大學或問》卷一）朱熹強調讀「四書」以《大學》為先，《大學》不僅為「四書」之先，而且是整個做學問的先務。這是因為，《大學》系統論述了三綱領八條目及治學次第，是修身治學的綱領，通過《大學》入其門，才能明其道，所以朱熹把《大學》視為修身治學的「規模」和道學的「根腳」，給以高度重視，要求學者先通《大學》，再及《論語》《孟子》《中庸》三書。

《大學》重點論述了個人的道德修養、治學次第及其與治理國家的關係問題，即由內聖而達於外王。其主要內容包括三綱領和八條目。《大學》重點論述了個人的道德修養、治學次第及與治理國家的關係問題。主張通過道德修養，由修身、齊家，達到治國、平天下，也就是把道德修養之事作為治理國家的大事。將道德精神和道德原則從個人修身推之於家、國、天下，實現明明德於天下的理想。僅僅修身還不夠，還須將修身的成果貫徹到外在的治平實踐之中。這構成了儒學傳承的由內而外、知行一統的一大特色。

為了貫徹「明明德」之道，《大學》提出了一套系統的原則，它們包括：「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注曰：「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大學》的八條目是以明明德為宗旨，明明德既是三綱領的核心，又是八條目的目的。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使「道」的內涵專註於「明明德」上，使「道」的內涵偏於倫理的解釋，局限了道本有的豐富內涵和深遠張力。

《大學》稱：「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提出的這一套系統的治學次第，是從個人修養出發的，治學的目的是為了「立己」，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為己」之學，學在己，不是為了別人而學。通過一系列具體步驟，挺立主體精神，達到道德修養所追求的人格和境界，然後將道德精神推之於家、國、天下。這就是明明德宗旨的落實。

唐君毅先生認為：「八百年來中國思想之發展，實有如循大學八條目之次序，由程朱之以格物為始教，至陽明之以致知為宗，劉蕺山之以誠意為宗，歷顧、黃、王而由正身修身之內聖之學，以轉至重治國平天下之外王之學。既歷大學之八條目一周，乃再歸於清末以來，以格致之學之名，為引入西方科學之資。」

（二）允執其中、心傳心悟的方法論和中道不易的求道準則

朱熹以《古文尚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為「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認為此為「聖人心法，無以易此」，被稱為「十六字心傳」（《朱子語類》卷七十八）。這裡所說的「允執厥中」即《論語·堯曰》篇提出的「允執其中」。《論語·堯曰》的「執中」思想為《孟子》《中庸》所繼承。《禮記·中庸》提出「致中和」，朱熹認為，道統的傳授不脫離「中」的原則。由於「中」被聖人心心相傳，因此「中」與「心」相聯繫，道即中，又存在於心中，故傳道與傳心不相脫離，成為道統傳授的一個重要內容。聖人之道的傳授，主要是以心傳心，心靈領悟。朱熹將此心法稱之為道統傳授的密旨，這個傳授心法須掌握「中」的原則，也就是「允執厥中」。由此，朱熹通過闡發「十六字心傳」，來發明《中庸》篇所包含的「孔門傳授心法」。16字的前12字是為了說明「允執厥中」這四個字的，並把「執中」與省察人心、持守道心結合起來。朱熹認為，聖人之所以相傳以「中」，強調「執中」的原則，是因為生於形氣之私的人心「危而不安」，而發於義理之公的道心又「微而不顯」，要精察人心、去其私慾之雜；謹守道心，致其義理之一本，就須「執中」。這是朱熹對「十六字傳心訣」的闡發，並將此稱之為聖人相傳之「密旨」，或相傳之「心法」。

周敦頤的道論，以仁義中正作為道的內涵。他把孟子的仁義與《易傳》的中正結合起來，發展了韓愈僅以仁義為道的思想。他說：「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通書·道第六》）不僅在《通書》里專辟《道》一章，以說明聖人之道即為仁義中正，而且在其《太極圖說》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的文字之後，亦自注云:「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兩處提到聖人之道便是仁義中正。王陽明認為，「十六字傳心訣」為「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陸九淵集》附錄一，《王守仁序》）自《論語·堯曰》提出的「允執其中」的執中思想以來，執中便成為道統傳授的方法論對後世影響很大。《中庸》把孔子提出的諸如中庸、過猶不及、叩其兩端等一般性的論述上升到哲學高度，從而提出「執兩用中」說、「中立而不倚」說，這些學說都豐富和發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特別是《中庸》提出的「中立而不倚」的思想，要求確立中的觀念，不偏向任何一方，甚至為了堅守中道的信念，而至死不變，可見對中道原則的謹守勿失。《中庸》強調：「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無論是有道還是無道，都要求「中立而不倚」，堅守信念，講求操守，不偏不倚。這與儒家提倡的「從道不從君」的精神傳統映帶互參，而與折中調和，乃至妥協的觀念相去甚遠，與今天流俗的中庸思想有著根本的不同。

（三）形神兼得、內外輝映的修學方法

在傳道治學的方法上，主要是形神兼得、內外輝映的方法。綜合前賢的研究，可以臚列以下幾種。

（1）熟讀、玩味融為一體。古人從小將經典反覆背誦，背得滾瓜爛熟；經典在不知不覺中滲透學人的生活中，溶解在他們的血液里，構成他們生命的一部分。

（2）自化、自得相得益彰。古人主張研讀經典一定要結合自己的生活實際，絕不可脫離人生經驗追求所謂純客觀的意義，人格的完善和境界的提升才是理解經典的根本保證；《朱子新學案》中一個相當核心的問題，就是所謂「漸」與「頓」的關係。此所謂「漸」與「頓」不只關涉「為學」方法，更關涉「工夫」入路。「一層工夫了又一層，層層深進，層層入細。……由顯至隱，由粗入微，徹頭徹尾，逐層向里。」

（3）修身、篤行兼進交會。深造自得的境界來自爐火純青的功夫，古人主張治學與做人不分。歷代儒者在修身和踐履方面的功夫源遠流長，代代創新。朱熹重視讀書力行，他認為，「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4）學思、體用並行統合。「中國人向來強調以學養思、以學促思、思融於學，學統也是思統。」

中國古代文人正是憑藉這套修學方法實現其文化浸潤和人格建構。

三、道統、學統與當代語文教育

「知識分子背離自己的傳統實在太久了；在無家可歸的人文荒原上流浪的時間實在太長了，應該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園中去。」這雖是痛切於知識分子的精神漂泊，實則也可引為對語文教育的當代警示。當代語文教育之所以失魂落魄，狼狽不堪，尊嚴沉淪，是因為它既毀棄了道統，也遺失了學統。

(一)道統毀棄與當代語文教育持守失范

語文教育中的價值堅守應該體現整個社會景仰影從的精神文明高度，這也正是中國傳統語文教育值得世代崇敬的一個理由。語文教育所堅守的至高無上的價值內核應該是「道」，「道」在今天可以理解為「真理」，進而引申為與普世價值觀「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出自《禮記·中庸》）的當代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語文教育一旦失缺了對「道」的堅守，就容易跌入政治功利主義和經濟功利主義的泥淖，非但不能打好人格的底色、鍛塑信念信仰的基質，反而會培養出一大批汲汲於政治功利與經濟功利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知識所賦予他們的大多是犬儒的心智和變色龍的技能。

人文教育的內涵隨時代發展與要求而不斷豐富發展，其內涵有一個不斷豐富的過程。事實上，當代人文精神與傳統的尊道求道精神是可以進行轉化對接的。當代最為迫切和急需的是求真、理性的公民精神，引導學生把堅守道義、堅持真理作為人生價值的最高追求，為營建追尋真相、尊崇理性、追求真理的社會而培養新公民。

當前語文教育中所熱衷的人文教育，從來就未能提升到「道」的高度和理性啟蒙的高度，許多自稱人文精神教育恰恰缺失的是人文精神，形成自我背反的悖論，大多是狹隘過時的政治教育的翻版或變種，人文教育如果還在過時的政治教育觀念中打轉只會是對人文精神的異化和蛻變。

長期以來，我們對「知識就是力量」進行片面的解讀和誤導——僅僅把它看成是改造我們身外世界、物質世界的力量；恰恰相反，知識的根本力量體現在它內在的力量，改善人性的力量，修學成德、轉智成德的力量，知識成就美德（「知識即美德」）的力量。輕忽了知識的內在力量，我們擁有知識就會成為裝潢權力的門面，成為追名逐利的籌碼，成為權力的任性，成為專家對常識常情常理的踐踏和強詞奪理的工具，曲學阿世，讒言媚主，而不是持節守道。

孔子最為厭惡的就是「鄉愿」，「鄉愿，德之賊也。」（《論語·陽貨》）孟子做了進一步闡釋：「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愿也。」「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孔孟所厭惡的「鄉愿」到今天已演變成為「現代犬儒主義者」，他們最大的特徵是「雖然有某種不滿現實的意識，但卻放棄了道德堅持或良心行動」。但是，我們當今的教育尤其是語文教育，正在自覺不自覺地培養一批批現代「德之賊」——精緻的利己主義和犬儒主義者。他們「善於表演、懂得配合」，唯獨不會使用自己的良知和理性，全然沒有家國情懷和道義擔當。如果忍看「德之賊」招搖過市則是對德的最大傷害，如同偽善的勝利最受傷害的正是善，這或許是孔孟斷喝「鄉愿」的深層原因。

長期以來，我們誤讀了「讀書改變命運」——我們通過讀書到底改變了什麼，改變了何種命運？我們熱衷於改變的是外在面貌、符號、標籤，改變了物質工具和物質生存方式，唯獨沒有改變內心世界，沒有在讀書過程中讓自我的內心世界變得豐富、優雅、美麗、高貴、仁愛、悲憫和理性，反而在對外在命運改變的追逐中失去了「本心」，相形和逼壓之下內心世界和精神靈魂變得僵硬、麻木和枯朽。讀書似乎讓我們獲得了一副迎戰命運的「盔甲」，未承想這套「盔甲」卻窒息了我們內心的那個「精靈」，最後，我們如同沒有果仁的堅果，徒有一個膨大的漂亮的外殼。

如果說，語文教育有「道」，那麼，這個「道」不是政治，不是經濟，而是「真知」與「真理」，是對「真知」「真理」如何窮究與言說；不是意識形態，也不是外在名利，而是「美」與「善」，是對「美」與「善」如何感悟與表達。

（二）學統遺失與當代語文教育改革進退失據

漢語言的學習有一套自己獨特的進學系統——進學之路與修學方法，它與漢語的文字特點、語言特點、篇章特點、文化特質緊密相連，但這一套進學系統自近代以來不斷遭到毀壞，以致語文教育找不到回家的路津。

檢視前文所述，儒家進學的進路具有兩個突出的特徵，其一是由內而外、由近及遠、切己達人，這一特徵充分體現在「八條目」之中，這樣的一條進路體現了知識對人的涵育修為作用——內化到外化、化內而化外——的規律，使求知成為自我的內在修養而非外在的符碼。當代的語文教育恰恰在這一方面失重並移位，一味地追尋外在知識，反而為知識所累，被知識異化，知識越多就越被空殼化、硬殼化。其二是知行一統、智德並進。知識的學習必須通過內心的涵泳、體驗、觀照並通過躬身踐履包括德行的實踐，才能成為真知。如果我們違背了修學進路，我們僅獲得了一整套高大上的概念和道德指令，就容易使我們成為假面人、偽君子。

漢語言有自己的詩性、美感和質感。當代語文教育那些碎片化、知識化、機械化、講授式、剝離式的方法很難體會到漢語言這種獨特的詩性、美感和質感。經典詩文的氣韻美、節奏美、辭采美是漢語言獨特的元素，這些本土文化的「精氣神」應該得到血脈貫注的承續與氣象博大的躍升，正如教育家王森然所言：「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內容工具，似乎都還有可以借鑒於他國先例的地方。獨有國文，非由我們自己來探索不可。」可以說，漢語中的經典美文就是「君子」——「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文中有生命氣象，有情感脈衝。這就是為什麼國學經典需要吟誦、需要詠唱、需要搖頭晃腦、如痴如醉擊節而歌，唯有如此，才能與文中的生命情感相得相融，才能與那個「君子」神交心會，你我一體，物我兩忘，才能進入並化入……舉凡種種，對於今天的語文教育幾近成為遠逝的飛天舞袖和空谷蛩音。學統遺失，使我們的語文教育失去了本土特質，也使當前的國學教育失卻了方法論的根基。

「追問學魂、重構學統，確實是進入21世紀中國學界的重大命題，事關『安身立命』之精神家園，學人不可不慎，亦不可能不引起高度之關注。」這雖說的是學界、學人，也可理解為對語文教育的深長叩問。

（三）當代語文教育對道統、學統的賡續與開新

現代新儒學者站在時代的高度，吸取西方文化的精華，援西學入道統，用以作為重新建構儒學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現代新儒學之道統論區別於傳統道統論的時代特徵。牟宗三先生在論述儒學的第三期發展以及儒學當代的歷史使命時，主張吸取西方文化的科學與民主，將其與中國文化基本的道德相結合，提出道統、學統、政統三統之說。通過道統之肯定，疏通中國文化生命；學統之開出，疏導出科學的基本精神；政統之繼續，疏導出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從而把中西文化結合起來，追求西學與道統的融通。牟宗三在三統的關係上，以道統為本原，滋生學統，創造出政統，即以儒家精神為體，在儒家內聖心性之學的基礎上，開出科學與民主新事業。對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倡揚，其獨特價值在於對傳統文化核心「道」的正譯與重釋，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往開新，絕不是民粹主義復古運動捲土重來。如果是提防、抵禦西方文化的復古運動，則「這一復古運動不是文化的啟蒙運動，是文化自閉症的又一次發作。」（莫天《文化復古代替不了文化啟蒙》）這是當代語文教育中的傳統文化教育包括國學教育理應警惕的。文化發展已經走過了地域自足發展時期而進入文化互聯發展的新時代，語文教育在承續道統、學統的過程中，必須以自己的文化自信和博大胸襟來接納世界優秀文化才能再造統緒，否則必將萎縮而沉淪，對此，語文教育應負有責任——「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