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潔：再讀陳旭麓先生《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原標題：沈潔：再讀陳旭麓先生《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文章來源：文匯學人

【導讀】在當代史學評價里，陳先生和他的「近代新陳代謝」被歸入「進步主義」序列。這個歸類，大致不差，陳先生確實有他對進步與落後的明確判斷，他講歷史有「沉默的必然性」。但進步主義又遠不足以概括其近代學中的「新陳代謝」。在當代史學評價里，陳先生和他的「近代新陳代謝」被歸入「進步主義」序列。這個歸類，大致不差，陳先生確實有他對進步與落後的明確判斷，他講歷史有「沉默的必然性」。但進步主義又遠不足以概括其近代學中的「新陳代謝」。

《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以下簡稱《新陳代謝》）又重版了。這部起始於1980年代、成書於1990年代初的近代史著作，在近三十年的時間裡，印就多少版、多少冊數，幾多人讀過，已不勝枚舉。而在2018年新年，拿到這本三聯新版，想得更多的是，今天，我們讀史、閱世、寫史的人，為什麼還要讀它？該怎麼讀？又該在書中所倡導、書寫的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基本骨架之上，如何繼續今天的歷史觀察與歷史寫作？

不誇張地講，陳旭麓先生之後，治中國近代史者鮮有未受《新陳代謝》一書滋養的。這本書，從體例來講，當屬斷代「通史」，但它不按類目，亦非面面包羅、一應俱全，而是將晚清至民初中國置於千年變化的脈絡中，按照他自己對歷史變遷的理解，以重要的時、勢、人、事為區隔、為節點，編目而成。劉咸炘《治史緒論》將史學分為四端：一曰考證事實則為史考；二曰論斷是非，是為史論；三曰明史書之義例，是為史法；四曰觀史跡之風勢，是為史識，「考論固在成書之先，然不能成書，則止是零碎事迹，不得為史；論斷固為讀史之的，然無識，則止是任意愛憎，不得為學」。《新陳代謝》一書誕生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時代，然以「考」、「論」、「法」、「識」四則以衡，他又是這一代際的史家中既純熟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理論，又極能接續傳統史學的一位。

因之，今日重讀《新陳代謝》，我更關心的是，在身曆數度史學思潮、史學方法的衝擊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這近三十年積累的大大小小的問題中，在從反對「宏大敘事」到反思「碎片化」的困境下，重新理解老輩史家勾勒的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主線與輪廓，這種「通」與「識」及其帶來的整體眼光，對於我們歷史敘事的方法、敘事的風貌，存在何種意義。

「變」與「常」

近代中國「將幾個世紀縮在一時」，「變」與「不變」即是陳旭麓先生近代史學的核心論題。

《新陳代謝》論中西新舊，是在一個思辨的、變動不居的邏輯下展開的。他講的「變」不是簡單的歷史變化——後來對先前的替代，而將「變」與「常」聯繫在一起；他講的新舊，亦非界線分明，還包括了新與新之間的代謝。晚清這個劇變時代，每十年都不一樣，從洋務到戊戌，從立憲到革命，看似只是代際之間的遞進和取代，但先生講「新舊如環」——環者圓圈也，但它不是循環的圓圈，乃是新舊不斷的起承轉合的圓圈。

1840年以降，中國經歷了一個從變局到危局的變化，擺在那一代知識人面前的，是各種各樣的「不得不」，在世變中變通成法。從庚申到甲午，「自強」作為一種觀念，是在三十多年的變局中被逼出來的。又以自強派生出富強，重點是在師夷智、借西法。所以，從洋務到維新，以至戊戌之後的越走越遠，這中間的變化就在於，洋務是以彼邦之長技守護中國自身和中國的固有，而甲午慘敗之後的維新，則是大張自強與富強，要務是「變法」，價值變了，本位變了，觀念和理路都變了，李鴻章的「取新衛舊」變成了康有為的「除舊布新」。

陳先生講，除舊比布新更難；但「新」往往是「舊」衍生的。洋務一代，辦機器局、製造局，從他們手上也開啟了舊學新知的交匯。正是傳教士和江南製造局編譯的新書，哺養了戊戌一代士人。從洋務派到早期維新派到戊戌維新，這中間是層層接續又層層啟動的。而百日維新的失敗，又意味著新一輪的一個結束與另一個開始——日後在中國掀動革命大潮的、更廣泛的「革命一代」，多半都是讀著梁啟超、《新民叢報》鼓盪起改造與革命的激情。洋務哺育了戊戌，戊戌又哺育了革命；這中間，還穿插了立憲派與革命派「由交替而並峙」，他們既是對峙的，又是聯結的，其對峙和聯結互為進退；反滿之後的中國，則由「變」而越來越傾向「激變」與「巨變」；五四運動結束了戊戌以來的維新，又開啟了一個時代。六十年間這三代讀書人，洋務、戊戌與反滿無非在圍繞「除舊」與「布新」。他非常精準地引用了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中的一段話：「兩種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又回復過來，即是反覆；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並不廢去，即是羼雜。」反覆與羼雜，亦即先生在在申說的——新和舊是對立的，表明了他們的不同一性，但它們互相轉化，又具備著同一性（《浮想錄》第57頁）。洋務與維新有同一，維新與革命亦有同一，「改良派」與「頑固派」、「保守派」在思維上也有許多一致的地方。這就是《新陳代謝》講述的「變」與「常」，勾勒出近代中國歷史變遷中螺旋式的新舊嬗替。他對於中西新舊的認知，到我們這個時代，仍然未被超越。

這種複雜度與曲折性的呈現，陳先生是怎麼達到的？非常重要的一點——他講中西新舊，不僅僅是觀念層面的東西，還包括社會經濟、日常生活，甚至是鬥爭方式。他所講述的變遷不是政治、經濟、思想任何單一意義上的變遷，而是處在各種關係的交互作用下的變遷。因此，《新陳代謝》討論的各種嬗替，皆如「燕鵲之有雙翼，舟車之有兩輪」，總是環環相因的。比如中體西用的問題，陳先生講，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頑梗的士人，在封建主義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啟錮閉，如果沒有「中體」作為前提，「西用」無所依託，它在中國是進不了門，落不了戶的（第106頁）。近代中國的兩極相逢，使社會成為「變形的社會」，由此造成了事物的多種質態、多重外觀。分析一個歷史事件、一個歷史時段，就必須注意前後的紐結與關聯。

這些都是從具體史事中凝練出來的論斷，高度辯證，又高度概括。辯證與概括，均源於對史事本身深透的理解。先生曾講過「灑鹽入水」的道理，所有的理論與方法須得溶於歷史本身，撐起大要，又不落痕迹，才是上乘。這個道理，先生運用得爐火純青。所以，他的這些論斷，至今看來，仍熠熠生輝，而我們各自所關心的具體研究和具體問題，又皆能從中獲得靈感。一部史著之所以長久流傳，可能不在於它具體解決了什麼，而在於它能牽引出的更多問題和給予閱讀者的思考。

思想、社會與經濟

本書題為「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打通思想史與社會經濟史也是其一大特色。思想及寫作，與人的社會經驗有密切關係。先生身歷過戰爭與現代中國的離亂，對民生有過切膚感受，在他參與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中，負責的是經濟部分，對近代經濟變遷下過功夫。所以，他說「我們總是想把政治思想看做是同社會經濟亦步亦趨的，我們寫戊戌、辛亥、五四不都是這樣寫的？但是我們的政治思想像朵飛在天空的白雲，想遮蓋大地，其實它還是離地面很遠的孤雲」。新陳代謝，並不是一下子全部更新，而是局部地更新，那些還有生命力的「陳」仍然發揮它的功能，再為下一步的「新」代替（《浮想錄》第33、35頁）。那些「陳」，許多便是相對於更新更快的思想而言的經濟與社會的緩慢變動。

比如，他講太平天國運動，洪秀全的個人思想反映並影響了那時候的社會思想，反孔，不是反封建，因為「他站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它還不可能產生這樣的眼光」。儒家思想是當時中國的社會思想，積兩千年之久的浸潤，已經深藏於中國人的心中，其支配性並不是每個被支配的人都能意識到的。洪秀全是一個向四書五經討過生活，從科舉制度尋過出路的人，還在他接受上帝的洗禮之前，儒學早就為他行過洗禮。造反可以不要儒學，統治卻終究以儒術更為應手，於是三綱五常都在不知不覺中回到了天朝。他進而分析，在這裡真正起作用的是千百萬小農保守安逸的小生產意識，生產環境的狹隘造成了眼界的狹隘，眼界的狹隘造成了思想的狹隘。這個過程會產生相當數量的自耕農，而自耕農與新的商品與市場的結合，便會產生新的社會力量、社會思想，進而推動社會的根本變遷。（第66-80頁）從太平天國，他又講到晚清最後十年民變中的抗捐抗稅，太平天國的平均主義反映了自然經濟，抗捐抗稅則反映了商品經濟，兩者的比較顯示了太平天國之後半個世紀里中國城鄉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和城鄉社會關係的變化（第283頁）。

這樣的勾連與概括，非有極高明史識者不可得，而這樣的概括又能啟發我們對這場農民戰爭的許多社會影響作進一步思考。比如戰爭之後的江南重建，就是一個關係到中國近代變遷中許多關節點的關鍵問題。辦理團練、設會防局、奏減賦稅，在士紳武化、地方軍事化的過程中，江南的紳權空前高漲，一路擴張。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江南一片荒落，蔓草荒煙，那麼，江南社會秩序與經濟秩序的恢復，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這既是江南的問題，也是與上海密切聯動的問題，甚至是整個清帝國的問題。從經濟秩序的恢復，再回過去看紳權，紳商的力量為什麼在江南尤其突出？從庚子年間的東南互保，到辛亥革命中東南、江浙各州縣的光復運動，都是紳士在起主導作用；辛亥前十年，立憲運動，為什麼江浙的立憲派為魁首？這些，都與1860年代之後，江南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秩序、社會結構的變動，有密切關係。把這些問題串起來，太平天國運動的社會影響便與整個近現代中國政治變動的格局聯成一線。

《新陳代謝》講義和團，既迥異於階級定性式的農民戰爭敘事，也不作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他分析義和團「滅洋」首先是經濟原因——暴烈的排外主義行動中藏著經濟意識，近代經濟改組的過程，觸目地表現為來自西方的機製品奪走了小生產者的飯碗；來自西方的輪船火車奪走了船夫、縴夫、腳夫、驛站夫、水手、店員的飯碗。庚子前後，僅順天府屬州縣的窮民中，「失車船店腳之利，而受鐵路之害者」即在4萬人以上。「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正傾瀉了小生產者斷了生路之後的髮指眥裂之恨。這種忿恨所包含的願望與舊的生產方式連在一起，他們不認識帝國主義，卻認識洋人洋物，於是，所有的外來之物都成了痛苦的原因。這種鬥爭方式，既表現了那個時代多數人的民族感情，又寄託了舊式小農和手工業者的本來願望（第175-176頁）。經濟原因，指向的便是先生特彆強調的，思想與社會經濟的脫節，而脫節又會帶來相互之間的制約。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新與舊比較容易理解。但新舊還牽扯到思潮變化快、社會經濟變化慢之間的脫節。近代中國還有城市與鄉村的脫節、國家與社會的脫節。脫節造成失序，失序導致亂世。在「辛亥革命」一章，他就特別講到了，民國是新的，而國民是舊的，民國與國民之間的非同構導致了民國的變形。這樣的歷史敘事，充滿了思辨，因為他往往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存在」出發，所以能夠看到表象底下的實質，能在單另的事件與個人之外，看到社會變遷的脈絡，能洞察到新舊對立、兩代人的衝突，在許多時候，是基於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頑固亦或激進都是社會病症，不會是個人的、孤懸的。

同樣是階級分析，陳先生所做的不是刻板定性，而注重講述起因與過程。他講洋務運動，是在缺乏產業革命條件下出現的產業革命跡象；講義和團運動中，階級是對立的，但產生階級的土壤並不是對立的；講辛亥前十年「中等社會」的崛起，是近代社會新舊兩種因素互相交織糾纏而又矛盾衝突的產物。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與物質形態上社會發展序列的重疊交錯，決定了「中等社會」的社會關係及其觀念意識的多重性。「中等社會」的出現，是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深刻變化，但它的複雜性又說明它的不純粹性（第248頁）。他概括道，在晚清中國，資產階級的形象已經可以辨識，但資產階級的陣營是不明晰的；因此，辛亥革命是中等階級的革命，北伐戰爭是國民革命。這樣的梳理，完全擺脫了辛亥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的纏繞，高度總結出辛亥年何以起始、以什麼方式收場，這中間的原因是什麼，它的「失敗」對現代中國的共和體制意味著什麼、又導引了什麼，戊戌志士到五四成了老新黨，而他們的最後退場，意味著中國進入一個國民革命與政黨政治糾葛不息的時代。

將階級屬性，以及階級所意味的、牽動的身份、地域、文化、民族等內容放在社會與經濟的變遷過程中考察，這是《新陳代謝》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的靈活運用。階級的代表者有其生活界限，政治變動中，階級背後有社會集團的身份升降。晚清民國這段歷史，從農民戰爭，到中等社會革命，再到裹挾了更大多數人群的國民大革命，每一度變遷都包含著相應的更深廣的社會經濟動因。此外，階級亦與思想雙向互動：階級身份幫助我們框定其思想內容，並從中尋找特定人群社會實踐的利益指向；思想則使得階級的邊界、自我認同、自我意識變得清晰。《新陳代謝》對許多單個歷史事件的論斷總能幫助我們勾勒出連續變遷的線索，由此，我們能進一步思考——是什麼阻止了思想改造社會，新的經濟因素如何從根本處、從歷史深處塑造新的社會身份和利益集團，技術、產業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並改變近代中國的面貌，凡此等等。以經濟為基底，再向上溯，他才對近代社會變遷中的政治變動與思想變動有不同尋常的洞察力。

史學與價值

講《新陳代謝》的意義，大概還必須注意和比較不同時空中的中國近代通史寫作。陳旭麓先生之前的中國近代史是怎麼書寫的？略作分類的話，粗略可分「革命史範式」與「現代化範式」兩類。前者以李平心《中國近代史》（1930年代）、范文瀾《中國近代史》（1940年代）、李侃李時岳等《中國近代史》（1970年代）、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1980年代）等為代表，主要以反帝反封建及革命的發展為論述主線，講述西方對中國的殖民壓迫及中國人民的反侵略反殖民鬥爭。後者以蔣廷黻《中國近代史》（1930年代）、陳恭祿《中國近代史》（1930年代）、郭廷以《中國近代史綱》（1970年代）和徐中約《中國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1970年初版）為代表，以中西關係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失敗，毫無例外」（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總論）。以「近代化」引領對中國未來出路的思考。徐中約版中國近代史著墨尤重外交，並著力於對衝擊回應論的修正，「近代中國歷史的特徵並非是一種對西方的被動反應，而是一場中國人應付內外挑戰的主動奮鬥」。

在以上脈絡中定位《新陳代謝》，可以看到這本書的特立之處。他筆下的中西新舊，是交互而並峙的，不因「西方」便一力貶斥，亦不因「中國」與「人民」便一力頌揚；他講的是社會變遷中的「新陳代謝」，即其起因、轉折，其曲折軌跡，以及歷史如何選擇、為何選擇；他的立意不在於確定幾個重大事件、幾個階段並分門別類，而是在一個隱伏的脈絡中提煉出重要的問題，以問題引導敘事。陳旭麓先生對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思考，更多來自於經驗，即他所身歷的現代中國。所有的問題，從歷史中來，也在歷史的脈絡中被把握、清理和講述。所以，理論、範式、敘述模式的變動是常態，但史學真正的價值，永遠在於時、事本身。

在當代史學評價里，陳先生和他的「近代新陳代謝」被歸入「進步主義」序列。這個歸類，大致不差，陳先生確實有他對進步與落後的明確判斷，他講歷史有「沉默的必然性」。但進步主義又遠不足以概括其近代學中的「新陳代謝」。他評論義和團，看到其愚昧，亦看到其悲愴，並確認悲愴亦是一種歷史中的價值。他講國粹派的愛國主義表現為歸復舊物的傾向，但他們不是舊日的頑固黨，他們把民族復興的希望更多地寄託於「古學」的復興。所有這些，都是那一時代愛國者憂國憂民的情感和心懷，他們各有宗旨，但都是語重心長、有感而發的（第212-213頁）。他講近代中國的歷史事件中，失敗本身包含著勝利，勝利的凱歌中也包含著失敗。從這些零零碎碎的「浮想」中，我們看到，他眼中的進步不是筆直的，進步和落後都帶有另面。從「新陳代謝」的意義上說，近代中國並沒有真正的保守，所有人都在時勢中想望求變，都是一種針對現狀、指向未來的激進。

「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任何一部書，都有他的時代性。《新陳代謝》誕生於一個渴望現代、渴望進步的世紀，先生則是在後五四時代全面清理傳統情境中長成的學人。所以，這部書亦有其鮮明的時代痕迹——他對於「新」的頌揚，對於「頑固」、「守舊」的貶責。歷史學家立足於事實，比文學與藝術家更難跨越自己的時代，我們毋須溢美。但《新陳代謝》又不止於「進步」。他也低吟「落後」中閃現的那些有關堅執的價值，也書寫「恐懼」激颺起的憂生念亂。他的寫作，亦未受那個世紀習見的言辭風格熏染，而是寫出「如果說漢唐盛世曾經是陽春天氣的話，那麼康乾盛世不過是晚秋晴日」，「新舊嬗遞的每一步，都會遇到被利益和道德召喚來的憤怒的衛道者。近代中國就在這種矛盾中拖泥帶水地趔趄而行」（第37、154頁）這樣漂亮的詞章。詞章是考據與義理的承載，呈現的是察源觀流中的邏輯之美和歷史之美。詞章里還有他對物力、民生，對整個國家命運的思考。柳詒徵講，「就史學而言通，則必就史學與心身家國天下之關係而言」。史學似乎是隔著紗窗看曉霧，又像是雲端上看廝殺，須冷靜直視；但卓越的史家又往往帶著心身、懷抱天下去寫史。陳旭麓先生這一代際的知識人，經歷的世事滄桑、人事漩渦是習近代史者所共知的，他們本身即是現代中國歷史的見證，他們中的赤子也幾乎都致力於如何將學問投入國家與民族的未來，以史經世。

《新陳代謝》再版之際，又恰逢先生百年誕辰，不妨重溫他筆下的世間事、世間人，以及滄桑與情味，體會他所認識的和信仰的。史學使時間與價值以文字方式被凝固下來，也使人的生命在終結之後得以如孤燈、如玄燭。文字流轉，我們也多懂了一點他和他的時代。懷念，不如閱讀。

作者：沈潔（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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