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朱德庸父子：我用另類教育，換你快樂人生
他從沒讓兒子上幼兒園；擠進炙手可熱的名牌小學後，他一周後就讓兒子轉走了；兒子考上了台灣最好的大學，他鼓勵他去讀任何不賺錢但有趣的專業。「我如今對他很放心，不是因為他會賺錢，而是他至少不必經歷我這些事。」
文 | 燕玉涵 編輯 | 胡雯雯
朱德庸從小就害怕跟別人打交道，他最喜歡的事情是，一個人安靜地在家裡畫畫。每逢離開台北去別的地方參加活動，他都要給自己做很久的心理建設。通常一個月前，他就開始數天數，倒計時，越臨近出發他就越焦慮，出門的第一天，他馬上又開始倒數回家的日子。
他的童年過得並不快樂，讀書成績不好，也不會跟同學打交道。「只要牽涉到兩個人以上的事情，我就覺得很困難」。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都對自己都有很深的懷疑和否定，比如認為自己很笨，懷疑自己是不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甚至覺得自己根本不該在這個世界出現，因為他跟周圍所有事情都格格不入。
這對一個孩子的損傷無疑是巨大的。從求學到工作，他既沒辦法打開自己，也從未被外界接納。他常常想，為什麼自己不能像別人一樣跟大家打成一片？為什麼跟人接觸那麼困難？但是他怎麼想也想不透，最後只能歸為，「可能我有毛病」。
53歲那一年，朱德庸意識到自己可能有亞斯伯格症。亞斯伯格症被認為是一種「沒有智能障礙的自閉症」，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社交能力不足。「其實這並不是一種病，它有很多的傾向，我發覺跟自己前面的經驗對得起來，那時我就開始釋懷了。」被困擾了幾十年後，朱德庸第一次感到鬆了口氣，原諒了之前的自己，「原來這不是我的錯，就像一個人長得丑不是他的錯，甚至他生出來身上有一些殘缺，那也不是他的錯。那只是上天塑造不同的人的一種方式。」
從那時起，朱德庸跟父親的關係也變得清晰起來。父親跟他交談很少。他之前總是想，為什麼自己的父親不像一般父親那樣，會給孩子傳授人生經驗，講一些入社會的技巧？
父親跟他一樣，大部分時間都安靜地呆在家裡，很少出去應酬。當他再用亞斯伯格的一些傾向跟父親對照時，整個謎底就這樣揭開了。「亞斯伯格是會遺傳的。那個時候我就接受了很多事情，包括小時候一直困擾我的全部。當你解開的時候，就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就像看一個人時繞到他的背後去。所以雖然亞斯伯格帶給我很多困擾，但也帶給我很多好處。」
意外的走紅
大學時，朱德庸讀的是電影系。一次偶然的機會，朱德庸在電影系的系刊上發表了自己的漫畫。「當時那個主編算錯了頁數，快要出刊時發現多了一頁空白。他知道我會畫畫，就跑來問我要不要畫一個，但他不跟我講空了一頁要我墊檔的事。」
在朱德庸看來，亞斯伯格的好處就在這裡：他們都不會很精明。「不然我可能就會問他，你之前為什麼沒有跟我講呢，為什麼到最後才急著要？但是亞斯伯格的人傻嘛，不會想那麼多，我當時就說，好啊好啊，還覺得是我的光榮。」
朱德庸的作品發表後，被當時《中國時報》的主編看到了，立刻跟他約了稿。那時候報紙連載漫畫通常是每人連載一個月。那一年12月底，朱德庸把自己畫好的31張漫畫交給了報社主編，然後就去服兵役了。
服兵役期間，他跟父親保持著通信，在每個禮拜的信中，他都會問父親，報紙上有沒有刊登他的漫畫作品。在最初兩個月，回答都是——沒有。直到三月底，父親告訴他，他的作品終於見報了，但是每個星期只刊登三幅。朱德庸心想，「完蛋了，我畫得實在太爛了，別人都一個月登完，我竟然一個禮拜只登三幅。」
幾個月後朱德庸服完兵役回來，家中電話一直響個不停。朱德庸接起電話，發現都是來自雜誌、報紙、電視台的採訪邀約。他這才知道，自己紅了。原來《中國日報》的主編在看了一遍他的作品後，認定這個作品一定能火。為了等朱德庸服兵役回來，報社不僅延後了刊登時間，還想出了每周刊登三幅的辦法，來拉長作品的周期。
那一年，朱德庸26歲，憑藉《雙響炮》對人性及婚姻的敏銳而老成的認知，一炮而紅。如今，朱德庸58歲，卻帶來了《絕對小孩3》，以及一顆未泯的童心。而他的兒子朱重威，也成長為令他引以為豪的大小夥子。這些年，朱德庸是如何以自己的體會，塑造出一種另類卻快樂的教育觀的？
----- Q&A Pt.1 南都周刊VS朱重威 -----
那些我爸爸做對了的事情
採訪當天，朱德庸的兒子朱重威也在現場，於是《南都周刊》記者先跟他聊了聊，關於成長過程中他自己和父母做出的那些選擇。
南都周刊：在你的成長過程中，父親給過你任何關於如何跟人打交道的建議嗎？
朱重威：其實是沒有的。在大學二三年級之前，我們兩個平常都很少聊天。最多就是他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我坐過來，說：『把遙控器給我』，就是這種對話而已。一直到真正開始聊天，是有了共同話題——我要去當兵了。那時候他才跟我講他以前當兵發生的一些事情。
南都周刊：當兵成為了你們父子交流的一個契機？
朱德庸：我覺得可能是這樣的，因為我長大了。我是覺得他還在求學的時候，我自己都還像一個小孩，就像小時候我跟他玩玩具，根本不讓他的，經常把他的玩具搶過來。我跟一般爸爸不一樣，他們跟小孩玩的時候很溫柔，動不動就』你好棒，我輸了』。沒有，我跟他玩的時候就跟一個同齡的小孩一樣，根本不讓他。一直到他念高中大學，對我來講更開心，既然他會念書，那就好了。（朱重威：他開心了超久！）因為我其實不希望他走我這一行，我知道創作這一行在亞洲非常非常辛苦。
南都周刊：我看你讀的是台大昆蟲系，那確實是一個很冷門的專業，當時為什麼會選擇讀這個專業？你父親提到在你小時候他們經常請假帶你出去觀察昆蟲，是不是受了父母的影響呢？
朱重威：（一拍大腿）這個影響可深了我跟你說！在我還沒上學的時候，我曾經的夢想是要當漫畫家。然後有一天，我媽就把我拉到客廳，我記得是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笑），她問我說，你長大以後想幹什麼？我說漫畫家，她說你知道漫畫家以後會怎麼樣嗎？我說不知道，她說會餓死。從此以後，那個心理陰影就一直跟著我，我覺得這些是真的。我後來其實也會覺得說，我應該要試看看，有沒有別的東西是自己喜歡的。
朱德庸：其實他的父母是不太負責的。（朱重威：我倒不這麼覺得）但是他的父母對於尊重他還有他的人生來看的話，我覺得是不錯的。那個時候考大學，他的分數可以去台灣清華大學的生物系，分數比台大昆蟲系的還更高，而且這個如果進去念的話，出來找工作應該是更穩的。
當時兩個學校都需要面試，清大的面試在一大早，台大的在下午。那天我們是趕非常早的車去新竹趕清大的面試，中午一面試完就立刻趕回台北，參加台大下午的面試。簡單說來，一般父母可能讓他去念清大，因為一比較的話，清大的生命科學看起來比台大昆蟲系更有發展，但是我們讓他自己決定。
朱重威：我本科兩年讀昆蟲系，讀到大二的時候突然覺得有點不對。從大三開始，我就修最低的學分，然後用選修的方式跑去讀藝術史。我因此延畢了一年，都是在研究藝術史。後來我考了第二次研究所落榜，就不想考了，因為我看題目，覺得那個所不是我要的。
我就又去考了設計所，考上了，現在在讀。也是繞了一個大彎，他們每次就笑我，誒你為什麼當時沒有直接去讀設計呢？但我要是不繞這麼一圈，搞不好我現在會在設計所說，我要去考生物了！
所以我的父母不是不負責任，他們是很盡責的父母，事實上他們認為自己不負責任，正是因為他們要我對自己的決定負責。在這個過程中，一直就是我問他們意見，他們提供給我意見，最後做決定的是我自己。那最後得到什麼樣的結果，也是必須我自己負責。
朱德庸：我覺得人生就是一個不斷犯錯的過程，因為你沒有經驗，就算有經驗的人跟你講，也許對他來說是正確的，對你來說卻不一定。我現在從事這個工作，我跟別人講，別人如果照著我這個路走一圈也可能是錯的。人生就是一直不停地犯錯，但重要的是，這個錯是你自己決定之後犯的錯，而不是你聽了別人的決定犯了錯，那個差別很大。
----- Q&A Pt.2 南都周刊VS朱德庸 -----
我不要用生活去換那「三秒鐘熱度」
南都周刊：小時候你感覺不被接納，但是現在不一樣了，你的作品獲得了很多人的喜愛，那還會害怕跟別人交流嗎？
朱德庸：當然了。其實我一直都在排斥這個事情，會造成我的緊張，所以我必須要在之前做大量的沉澱，讓自己去接受這件事情。不管是採訪也好，或者是去一些公開的場合參加活動，在那之前我都會很不安。就像我本來住在一個玻璃球裡面，那個玻璃球是不需要去碰外界的，但我可以看到外面，而我看的時候也是很自在的，但是今天要我從玻璃球里出來，對我來說壓力很大，這就等於把我完全暴露出來的感覺。
我前幾天去錄一個節目，錄完之後回到休息室，工作人員已經把晚餐準備好了，但我卻吃不下。我以前到北京來是非常喜歡吃涮肉的，我也跟朋友約了錄完節目後去吃涮肉，但那天根本吃不下，感覺沒有味道。因為錄節目耗費了太大的精神，你要面對的並不是只有主持人一個，旁邊全都是工作人員，燈光、攝影、現場導播，就等於被圍觀，我要用很大很大的力量把自己壓制下來，否則我就會想跑掉。錄完之後感覺人已經有點虛脫了。
在我年輕的時候，剛成名沒幾年，媒體訪問我時我會走神，主持人問我話，我就看著他，然後腦袋裡想的是如果現在我跑到哪裡去會怎麼樣，所以有時主持人問完我之後，我沒辦法回答，因為我根本沒有聽到，注意力跑掉了。後來我就強迫自己專註在這裡，不準跑掉。
南都周刊：但隨著成名這些年，你還是不得不參加很多活動，有沒有適應了一些？
朱德庸：應該這麼說，適應是永遠不會適應的，所以我用自己的方式，第一是我很少參加活動，非常少，雖然邀約很多。我上一次做節目是三年前。我只有某個時刻覺得可以了，或者覺得那個節目的形態還蠻適合我，否則我全都不參加。第二就是如果非做不可，我就對自己說，如果你覺得不適應，那是你亞斯伯格，所以只要知道現在這個狀態可能是亞斯伯格的關係時，就像雖然被殺了，但是你知道兇手是誰。
南都周刊：因為亞斯伯格的緣故，你兒時畫畫可能更多的是自己情緒上的一種排解，在後來成了職業畫家後，心態上有比較大的轉變嗎？
朱德庸：小時候，畫畫是一種興趣，一種快樂。我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畫，並且可以連續畫很久。其實從小我所有的時間都待在自己的世界裡，其中一個世界就是漫畫，另外一個世界就是跟所有活的東西互動，跟狗、貓、蟑螂、蜜蜂、螞蟻、蜘蛛，除了人，只要是活的東西，我全都可以跟他們互動，就是不跟人互動。我小時候花很多時間畫畫，因為那是我的興趣，我後來發現，其實我父親也喜歡畫畫，可能有一些畫畫的天分是他傳給我的。
上了初中後，我就開始感受到學校的壓力了，也會更清楚地感受到來別人對我異樣的眼光，或者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我也沒辦法。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家畫畫。我沒有辦法在真實世界成為超人去打倒你們，但是我可以把你們拉到我的漫畫世界裡，讓你們在裡面被打倒，所以畫畫從我的興趣變成了心理治療。這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到後來瞎貓碰死耗子，《雙響炮》火了，那個時候畫畫就開始變成職業了。
那之後唯一的差別就是，以前我畫畫是當做心理治療，或是純粹當一個興趣，所以視野是往裡收的，就是看我自己的世界怎麼樣。但是當變成工作時，視野就往外了。最有趣的一點是，它讓我跟我小時候的視野開始聯結了。26歲時，《雙響炮》在台灣的《中國時報》登了接近半年，其實已經火了，但是那時候我在當兵，完全不曉得。當我退伍回到台灣，跟那個報社主任見面的時候，他才跟我說，你知道嗎，你已經紅了，你紅了很久了！那個時候我才想，哦……真的是無感。
南都周刊：為什麼會無感呢？聽到這個消息心裡應該會有很大波動才對。
朱德庸：只是覺得不太能接受，因為它沒有一個過程。就像一個女人，她如果沒有懷胎十月，而是有個按鈕，我決定明天生小孩，一按鈕，明天就生小孩，她對這個小孩的感受一定是完全不一樣的。我的成名也是這樣，那個過程就是我交完稿子，八個月後回來，人家跟我說你紅了，那個成功對我來說是沒有過程的，直接就跳到成功了，它並不是費盡千辛萬苦最後成功的。再加上我自己的個性，成名這件事情對我來說，一直不是個很具體的東西。
我那時候住在家裡，每天生活跟平常人一樣，大部分時間就畫圖聽聽音樂。我收到了很多活動邀請，但是我都沒去，所以也不會享受到所謂的鎂光燈和眾人的眼光。我以前有過一個理論叫做「三秒鐘熱度」。一個人成名後，要享受他的知名度，他在家裡是享受不到的。像我家，老婆、小孩、貓，那誰理我啊，根本沒人理我。
我說的三秒鐘理論就是，我走在馬路上，突然對面兩個人走過來跟你說，朱先生你好，我很喜歡你的作品，你不能對人家不禮貌，你要說，謝謝。等你走了，他們也走了，他們可能下一個念頭就轉到肚子餓了，要去吃什麼。換句話說，你的名氣對別人來講，可能就維持三秒鐘，但你需要費盡你的一生，就為了得到別人的三秒鐘嗎？這是我不願意的，一個人就算認得你，認為你很有名，那又怎麼樣？所以為什麼有人要不斷地拚命曝光，因為他想不停地維持三秒鐘的熱度，但我覺得那個並不需要用你的生活去換。
要成為「我」，而不是「我們」
南都周刊：我看到你的漫畫旁有時會寫邊欄，文字通常是對仗的句式，很有哲學的意味，這種表達方式其實是很難的。你曾說你有識字困難症，但是你表達東西卻非常貼切。
朱德庸：其實這也是我很傻的地方。對我來講，我腦子裡面裝太多太多的東西，我沒有辦法把它們全畫進一本書。我出書的時間又拉很長，所以我唯一的辦法就是用文字去把它表達出來。二十年前，在我出第一本《雙響炮》的時候，很多人就跟我講說，你為什麼還要再寫邊欄，你的每一個邊欄都可以再改成一個四格了，這樣一本書的內容就可以拆成兩本或三本，現在這樣是划不來的，物超所值，你是傻瓜。
我的書里，一頁光四格就兩個，外面有很多書，一頁就一個四格，其他什麼都沒有。但是我覺得那個不重要。對我來講，用漫畫+文字的方式來表達，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啊。
雖然我有識字困難啊，但是我覺得是不一樣的東西。識字困難體現在，我閱讀很慢，我的眼睛跟我的腦子距離很遠，當我眼睛看到一個字的時候，到了腦子裡面，就像水潑了一樣，沒有印在我腦海中。所以我經常看到下一頁，前面那一頁就忘了。
我看東西確實很累，但是寫東西並不困難，寫東西是從我腦子裡自己出現的，但是問題是它也是出現一下子，我寫這個邊欄都是一瞬間趕快寫，如果你讓我等個一兩分鐘，這個句子就不見了。如果寫長篇一點，我只會一直寫一直記錄，全部寫下來後，必須要我太太幫我全部理一遍，因為那個邏輯是亂的，還有一大堆錯別字，都要去改。
南都周刊：你一直是手寫嗎？
朱德庸：無論畫畫還是寫東西，我一定要有一根筆，一張紙，那個距離和時間讓我有思考的機會，把我的腦跟手、紙、筆連接在一起。電腦對我來說還是一個非常機械化的工具，未必能夠精準抓到真正的感受，所以我全部是畫在紙上，要交稿的時候再掃描。
甚至有漫畫家說過，他要把他所有的漫畫人物全部系統地整理在電腦里，畫的時候抓出來就好，這樣把人物的可塑性以及事情的可能性完全消滅掉，變成系統化的，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記者註：在朱德庸的四格漫畫里，經常會有前三張畫發生在同一個場景，乍一看一模一樣像是複製過去的，但是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細節之處每張都不一樣，因為那都是一筆一划畫上去的。）
南都周刊：我感覺你是一個自我意識很強的人，從小無論是因為亞斯伯格的關係還是別的什麼原因，你好像總是很特別的那一個，而且很堅持自己內心的想法。
朱德庸：我從小就是一個「我」很重的人，而亞斯伯格讓這個「我」更堅定。我一直生活在一個「我」的世界裡，當透過「我」去看外面，你會發現很多成為「我們」後荒謬的事情。在幾乎所有華人的傳統教育和社會價值觀里都在強調「我們」，比如有人講，我們的問題是什麼什麼，這馬上就把「我」稀釋掉了。
教育里也是用「我們」的概念，就是用一個系統教所有的人，它沒有辦法分別每個人的特質，比如說你念書一定要念得好，你只要念得不好，就不是「我們」里的。你工作一定要找到一個很好的，你要很成功，否則你就不是「我們」這個概念里的。大家總覺得成為「我們」是好的，其實是錯的。你不成為「我」，各方面都會是一個失敗者，因為永遠沒有辦法比別人看得更遠。
我有個想法是，每個人的生命會反問兩次，一次是你活的時候，一次是你死的時候，當你躺在病床上咽下最後一口氣時，你的生命就會問你一次，那時候你的答案就很簡單了，那個答案就是我白來了，或者我沒有白來。
其實這些我覺得都是人生的問題，我覺得這種應該在教育裡面，或者在社會上包括媒體等等，它要提倡這個，要讓人家知道，除了「我們」還有「我」這件事情。然後讓你有一個機會去思考去決定你的人生要怎麼樣，否則所有的人都像機器一樣，為了成名然後有利，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為什麼現在人那麼不快樂，人會越來越不快樂，只要人沒有做自己，他沒有自己的夢想，他就會這樣，生命是沒辦法騙他的，有的人很成功，但還是不快樂，他自己也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
把兒子從名校轉回普通小學
南都周刊：你的這個理念，有沒有體現在對自己孩子的教育上？我看你曾經提到，在兒子小時候，經常會給他請假不去上學，帶他出去玩啊，觀察昆蟲這些。
朱德庸：其實當時根本沒有想很多說你要做自己，因為我不是那種有大智慧的人，最好笑的是，給他請假帶他出去玩，都是為了我自己，因為我自己想玩，覺得送他去上學我很累（笑）。
當然另外一個原因跟我以前的上學經驗有關，他小學第一天開學，我比他還緊張，那對我來講是童年的再一次回顧，我想到的是我自己上學的第一天，那種「進了教室就哭，為什麼把我放到這麼多人的地方，這些人我全部不認識，所有的人對我來說都是怪物」的感覺，我想到就會怕。
結果我發現上學他還蠻開心的。他之前沒有上過幼兒園，我們當時發現幼兒園太糟了，是教育觀念的那種糟糕，所以我們就自己帶著。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他從小就是跟一群大人在一起。有一次我們到一個餐廳吃飯，那裡有個吧台，他就自己跑到吧台跟酒保聊天，甚至還跟旁邊的客人聊天，一點都不害羞，我們就覺得很好玩。所以他去上小學的時候，對他來說當然很開心，因為他一看全部都是同齡人。
而且他適應得也還不錯。雖然前面有一段成績不好，但他從初中開始成績就慢慢上來了，高中考上了台灣最好的，大學也是台灣最好的，所以對我來講太好了，他完全沒有我的問題。
南都周刊：你之前講到，按部就班地讀書、工作，其實在你看來並不算什麼很好的生活，但是當你孩子考上很好的學校後，你還是希望他照常上班工作？
朱德庸：因為我知道我的這種成長其實很辛苦的，而且我相信有很多跟我一樣的人，他也是這麼辛苦地成長。我是因為運氣好，「瞎貓碰死耗子」找到一個能夠安身立命的工作。但是他們可能沒有我的狗運，所以他們可能到現在都還在那個痛苦的過程中。我擔心如果他也是這樣怎麼辦？我說不定也像我父親一樣，根本沒有辦提供給他任何忠告和建議。
我們之前搬過一次家，從家搬到工作室去。搬過去之後，學區就變了，工作室旁邊有一個很有名的小學，大家擠破腦袋想進去的那種。我們搬過去之後就把他轉到那裡，但是大概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就又把他轉回去了。因為他到了那個所謂名校之後，看到一個班有五十多個人，教室里卻安安靜靜的，黑板上面寫著滿滿的日程，寫今天要做什麼功課，所有的學生都在下面抄，一點聲音也沒有。
每天放學回家，他寫功課寫到晚上11點都寫不完。他寫作文:「很快，春天就要來了」，老師在旁邊打了個叉，說要寫成「春天很快就要來了」。我太太是研究所中文系的，看到這個想，媽的這個老師瘋了吧?!這種老師就把學生的可能性都排除掉了。我們立刻把他轉回了原來的小學。那是一所新建的小學，班上只有二十個人，把他送到教室時，桌椅上面沒有人的，所有學生在教室後面玩啊叫啊吵啊，我就知道這個學校是對的。
後來發現他念書念得還不錯時，我是很開心，而且我希望他找的工作是一個他真正感興趣的。比如說，原來他對生物很喜歡，我就希望以後他可以去做研究工作的。研究工作跟那種熱門的好工作是不一樣的，做研究就是苦行僧，也沒有很多錢。很多家長就算知道小孩對生物感興趣，也會說，你對生物感興趣，那你就去念醫吧。
後來大三的時候，他又開始對藝術史感興趣，我們就鼓勵他說，那你研究所去考藝術史好了。藝術史是你念了之後，就到博物館或者藝術研究機構，其實也不是多麼好的事業。我說我比較放心，並不是從那以後他可以賺很多錢，而是至少不必經歷我這些事。
來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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