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南亞拍電影會比在中國更難嗎？
原標題：在東南亞拍電影會比在中國更難嗎？
訪
採訪、策劃、整理：宋遠程
採訪於台北國際紀錄片電影節
編輯 | 亹亹
「你知道我們國家發生了什麼事嗎？」
前幾天，馬來西亞大選結果公布，馬哈迪帶領希望聯盟成功掀翻執政黨國民陣線，六十一年來首度實現政黨輪替。我第一時間向一位馬來西亞的同學表示祝賀，卻得到了這樣的反問。
的確，不同於英國脫歐，朝韓會晤這樣影響全球政治格局的事件，馬來西亞的一次大選在訊息爆炸的今天著實稱不上舉世矚目。更何況，長久以來大多數人對於這個曾經下南洋的落腳之地也許除了一些華人明星外再無了解，遑論她的歷史脈絡與時局走向。
本屆TIDF的東南亞單元，為觀眾帶來了馬來西亞導演何宇恆的幾部短片。作為馬來西亞新獨立電影運動的先鋒之一，從早期關注本國邊緣社會的《太陽雨》，到給惠英紅帶來影后的《心魔》，以及向動作片轉型的《K女士》，儘管視野愈發寬廣，卻依然可見影迷導演出身的坦誠與純粹。
何宇恆（馬來西亞導演）
放映的那一場正值大選結果公布的幾個小時之後，何導開玩笑說昨晚刷大選動態到凌晨，都不想來Q&A環節了。不同於國內高漲的政治參與熱情，他本人此次並沒有投票，但是，「就好比你支持的球隊在第88分鐘你去上廁所的時候，突然進了個球」。
作為徹徹底底的局外人，也在那一瞬間受到了感染。
《太陽雨》海報
深焦：您是如何從理工科背景轉向藝術創作的？
何宇恆：其實本來沒想到是這樣，我原本是更想朝音樂方面發展的。我在美國做了兩年工程師後回到國內，由於喜歡看電影，被一個音樂家朋友介紹到一家廣告公司，開始拍廣告。然後經由廣告到紀錄片，開始正式涉足電影的製作。
深焦：您如何看待「馬來西亞新浪潮」這樣的說法？
何宇恆：這是記者們總結的吧，多少還是有點怪。實際上，我九十年代回國的時候，國內基本上沒有什麼電影工業，一年可能只有五六部馬來語電影被生產出來，華語電影一片空白。另外，當時拍電影主要還是用成本高昂的膠片，也沒有人願意投資。好在那也是DV普及的年代，我們意識到可以用它去自由地拍一些東西。我的第一部片是從一則社會新聞中獲得靈感，大家也都是把鏡頭對準身邊的人和事，而不會有特別商業的想法。
深焦：在短片《無人非法》（No One Is Illegal）中，有一句旁白大意是說「不等到印尼人打過來，我們自己就先崩潰了」。
何宇恆：你知道嗎，我們剛剛換了政府，大家都很激動。主要是就之前的狀況看起來，我們國家要是繼續這樣貪污腐敗下去，應該是沒什麼出路的。所以有感而發，我們會不會自己毀掉自己。
深焦：這樣直接抨擊政府的短片有可能在國內上映嗎？
何宇恆：應該是有機會上的。雖然一部電影為了上映需要向官方申請放映准證，但我們常常越過這一程序，尋求在書店等地方進行小規模放映。不過大多數這樣的放映也不會是非常激進的，有批判性的作品。即便會有，但也都是局限在外國的問題。比如之前有一個人權組織放映了一部講述斯里蘭卡政府壓迫泰米爾人的影片，不過最後還是招來了警察。
《心魔》海報
深焦：我們知道，在馬來西亞有非常嚴峻的種族問題，那麼作為導演，有沒有想過用電影去調和不同族群間的矛盾？
何宇恆：有。在馬來西亞不單單是種族，還有宗教問題。之前有一位馬來人導演雅絲敏·阿莫（Yasmin ahmad）拍過一些敘事性強並且相當催人淚下的廣告，其中就會涉及不同族群的文化差異問題。後來她拍過一部劇情片《單眼皮》（Sepet，2004年），講華人男生和馬來人女生戀愛的故事，寄託了一種美好的願景，在國內引起轟動。但在華人導演的群體中，由於很多人不會馬來語，在處理這一問題時會力不從心。
《單眼皮》劇照
深焦：馬來人導演似乎很少進入我們的視野。
何宇恆：是的，因為你們畢竟有那麼多的選擇，而且馬來西亞雖然同在亞洲，但對中國來說依然是個很遙遠的地方。不過我們還是常常接觸中港台地區的電影，對你們的明星歌手都很熟悉。有的馬來西亞歌手去港台地區發了唱片回國之後身價立刻上漲，那裡畢竟是主流。
深焦：他們的整體創作現狀如何？
何宇恆：總體呈現出非常多元化的趨勢。其實除了他們，一些印度裔的導演也漸漸湧現，並開始用鏡頭直面同族人貧弱的生活現狀。而華人導演們的視野反倒變窄，同港台大陸亦步亦趨。獨立製作中倒是有一些異色的作品，不過現在也似乎停了下來，大家都開始向更商業化的方向努力。
深焦：包括您也開始與香港的影人們合作。
何宇恆：是的，我也開始做一些類型的東西。因為你會發現在類型片中你同樣可以加入自我的表達，並且更方便傳遞給更多的人。以前的好萊塢電影，比如黑色電影，都是和當時的社會氣氛緊密聯結，可以反映出當時人們的情緒和世界觀。有的商業片即便很爛，也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現狀的反映。
深焦：您在香港拍的短片《天機泄》也有種族問題的元素，而且它雖說具有犯罪片的架構，卻讓人物們一直在聊些與案件無關的瑣事。
何宇恆：因為我們受到港台那邊的影響真的很多。早些年香港的賀歲片幾乎都會第一時間來我們這裡做宣傳，可以說港片的繁榮與東南亞地區華人的票房支援密不可分。當我第一次到香港時，發現那裡完全就是我想像的樣子，生活節奏快，城市擁擠，早已非常熟悉。但是香港人看到我們卻只會說我們是「馬來人」，可是「馬來人」是一個族群，我們是地地道道的華人。很多時候，我希望可以通過藝術作品來架起溝通的橋樑。
深焦：在馬來西亞，普通的民眾會去看其他族群的電影嗎？
何宇恆：在馬來西亞情況比較複雜，比如說華人也許會覺得馬來人的文化不夠高級，而馬來人會認為華人只會做生意，沒有宗教信仰。因此大家很少看其他族群的電影。不過我也有一些馬來導演的朋友，會去了解他們當前的一些想法。我最近的片子，一個HBO的項目，就是純馬來的背景，包括馬來語和馬來演員，故事也是來自於東南亞地區流行的咒術降頭。而且故事梗概如果告訴一個馬來人他肯定會會心一笑，因為它有點影射納吉夫婦。
深焦：本屆影展國際競賽首獎《柬埔寨之春》一洗紅色高棉留給我們的舊有印象，類似地，我們也幾乎對馬來西亞的現行政治制度一無所知。
何宇恆：其實我們也是無可奈何。二戰期間，一部分馬來人和華人加入馬來西亞共產黨，組織起游擊隊反抗日本人的入侵。二戰勝利後，英國人放棄了對我們的殖民統治，留下他們的制度，但為了防止赤化，與馬共有著持續的衝突。後者失敗後，連同自己的身份一同成為相當負面的名詞。這屆TIDF有一部獲獎影片叫<不即不離>，就是在講述這些曾為國效力而今卻又被國家放棄的人們的生活。在馬來西亞的教科書中，他們的鬥爭常常會被描述成是恐怖活動，因此長久以來他們在民眾中的形象相當糟糕，甚至不能談。四九年後的中國強化了這一身份與華人的聯繫，在無形中加深了馬來人對華人的偏見，但實際上我們與其並無瓜葛。
《柬埔寨之春》海報
深焦：現在不同族群間的關係如何？
何宇恆：整體還是很和平的，因為我們經歷過六九年的那場五·一三暴動。當時的執政黨由於敗選，在巫統內部有一場政治鬥爭，由此波及到人民而有了血腥事件。五·一三因此成為了一個骯髒的字眼，它從未在教科書中出現過，而是成為上一輩人口中的恐怖故事，以至成為禁忌。當時有一部《內安法令》，可以越過法律程序逮捕赤色分子，五·一三後，許多要員被關進監牢。我們剛剛當選的新首相馬哈迪在執政期間也利用該法令清算了不少政敵，其時人人自危，類似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
深焦：不過如同韓國，智利，新加坡的情況一樣，威權政府也會帶來經濟的高速發展。
何宇恆：實際上在八十年代那個背景下，只要稍微有些政治手腕和頭腦，應該就能搭上經濟發展的列車，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當時雖然通過發展基建刺激了經濟，但依然有大量的腐敗問題，並遺留至今。
深焦：從電影人的角度看，今天的政治環境是否有所緩和？
何宇恆：是有的。保守的電檢和國家電影局，當它們看到東南亞其他地區如泰國，菲律賓，印尼等地優秀的商業片不斷湧現，並且大有文化輸出之勢，而本國的商業片卻走不出去時，也會很尷尬。國內的很多編劇導演最先考慮的還是馬來人的觀眾，華語片方面之前有兩部特別賣座的是《一路有你》和《輝煌年代》。前者是一個親情故事，但在華語區早已司空見慣，後者圍繞過去一場對馬來西亞非常關鍵的足球賽，雖然有種族方面的話題，但依然僅僅局限在本國的受眾。
深焦：您如何看待以阿彼察邦，拉夫·迪亞茲為代表的東南亞導演在國際影壇的崛起？
何宇恆：和影展方面，那些歐洲的策展人關係很大，某種程度上的確滿足了他們的想像。但比如像阿彼察邦的電影，絕非僅僅是雨林，鬼魂這些視覺層面的東西，他一直都有很鮮明的政治態度，像是《幻夢墓園》里的國歌場景，這些更容易在泰國觀眾中引起共鳴。至於拉夫·迪亞茲，我覺得他是在創作那種特別宏大敘事的小說，（深焦：他的片都很長）對，不過近來好多了，只有四五個小時，我們都開玩笑說他在拍短片（笑）。
拉夫·迪亞茲
深焦：如果來自西方的熱情消退，東南亞導演們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何宇恆：其實也不是壞事。因為很多時候這種關注也會成為一種負擔，你會不得不考慮到為各種不同的觀眾拍片，漸漸就不再是你的初衷了。你會不自覺的拍他們想看的東西，會進入他們的世界，這種轉換經常出現。如果沒有這種關注也是好事，你也可以回頭看看自己真正的創作意圖是什麼，你的觀眾在哪裡。
深焦：東南亞的導演們似乎都有很強烈的政治訴求。
何宇恆：這和我們的生長環境息息相關。拿我來說，我小時候的生活環境是會帶有一種恐懼感的，因為會太在意其他族群的感受，所以在生活中會特別小心。此外，出版物也會收到嚴密的監控，出版准證是每年更新的，一旦在族群，政治等方面有不當的言論，就有被吊銷的可能，所以大家都會過得非常謹慎。
深焦：這種氛圍一直持續到今天嗎？
何宇恆：今天已經好了很多。馬哈迪上一個執政期間雖然手段狠辣，但有些事確實做的不錯，例如削弱王權。更關鍵的是，互聯網進入我國之後，他並沒有嚴加管控，而是任其自由發展，甚至強過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拜其所賜，互聯網飛速發展的這十多年間，許多民間政治活動依託於這一新型的公共空間開始組織起來。例如呼籲乾淨選舉的倡議，如果不是互聯網的存在很難在大眾中獲得迴響。納吉主政期間，以打擊假新聞為由頒布了針對互聯網言論環境的法令，希望新政府可以將其撤銷掉。
深焦：我注意到選舉結果公布後，許多華人也難掩興奮，可是從歷史上看馬哈迪不是會更傾向於馬來人的利益嗎？
何宇恆：他其實是一個很矛盾的人。七十年代他寫過一本書叫《馬來人的困境》，實際上就是對馬來人怒其不爭。我們今天的很多事情都是他主政時期種下的惡果，希望他到了這樣一個年紀可以更放開手腳地去做一些改變，去允許更多的言論空間的存在。因為頭痛的時候僅僅是吃頭痛葯是不行的，它也與其他器官的病變有關。
深焦：他的成功當選也是由於大家積怨已久。
何宇恆：是的，甚至有人專門辭職回去投票。不過這一次沒有爆發出特別過激的行為，因為我們經歷了五·一三。這個早先不能討論的東西現在也逐漸為人所知。結果公布後，還有人專門呼籲大家不要慶祝得過於激動，靜靜待在家，睡個好覺，第二天一早等馬哈迪他們去處理。大家都變得越來越理性。
深焦：現在馬來西亞年輕一代的狀況如何？
何宇恆：總體還是很迷茫的。隨著經濟的發展，物價飛升，但畢業生的起薪卻和十年前沒什麼差別。年輕人為了賺快錢有時會去尋求捷徑，如傳銷和其他金錢遊戲，這幾年都很猖獗。
深焦：導演今後還有拍紀錄片的打算嗎？
何宇恆：有，不過我更想拍偽紀錄片，我想拍我們的電（影）檢（查）。這屆TIDF有一部印尼的紀錄片，講的就是我一個朋友把自己的電影拿去送審，然後與各級部門周旋的過程。在馬來西亞，審查制度在血腥暴力方面倒還好，但是一旦涉及宗教就特別嚴苛。此外，在涉及馬共方面依然不留一點餘地，因為很多和他們戰鬥過的人還存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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