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警察和一個越獄犯，在這部「夠爺們兒」的小說里共享失敗

一

《借命而生》是一個有關失敗的故事。此類主題的文學作品歷來很多，然而，寫失敗之於庸碌者多，寫失敗之於英雄者少；寫失敗之為絕望者多，寫失敗之為希望者少；由光明而入黑暗的失敗者多，由黑暗而知光明的失敗者少。石一楓走的是人跡罕至的那條路，借用《聖經》的典故，他進的是窄門。這部寫透了英雄末路、硬漢窮途的小說，讓我一次次地想起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小說結尾，當杜湘東背負著許文革的沉重肉身栽倒在地，我們彷彿看到了桑提亞哥破船邊綁縛的那副徒勞且過分巨大的魚骨；而北京夜空中綻放的奧運焰火，與老人夢中的獅子之間，顯然也具有某種內在的精神同構性——當然，前者在時代意指的層面上，顯然更具體也更複雜。

《借命而生》

作者: 石一楓

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8-4

有趣的是，《老人與海》里有極其經典的一句話：「人生來不是要被打敗的。你盡可以毀滅他，但你打不敗他。」《借命而生》的封底上（以及小說的最後一段中）則分明寫著：「男人戰鬥，然後失敗，但他們所為之戰鬥過的東西，卻會在時間之河的某個角落裡恍然再現。」一個人可不可以被打敗？當然可以。我們在現實中浸得越深越透，也就越容易失去海明威式嘴硬的底氣：杜湘東和許文革們不但敗得相當徹底，而且敗得極盡真實，他們的故事完全可以甚至的確已經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改換方式不斷重演。但在此基礎之上，《借命而生》的故事又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縱使理想可以被辜負、命運可以被玩弄、心有大志的青工可以淪落成東躲西藏的逃犯、一腔熱血的警察可以衰頹成醉眼迷離的「老油條」……人的生命中卻總還有一些東西，連最徹底的失敗都無法剝奪掉它、消解掉它。許文革不顧一切想活成他「想要的那副模樣」（在新的時代里出人頭地），杜湘東則一心要做完年輕時沒做完的那件事（把逃掉的罪犯抓回來），從年輕一直到衰老、從1989年一直到2008年、從第1頁一直到第265頁。

倘若剝去所有故事情節，《借命而生》其實寫的是一道過不去的「坎」、一種內心的偏執；這種偏執使人蒙受苦痛，但也因此使生命得以在苦痛中保全最後的、存在主義式的尊嚴。因為，一個人喪失掉的東西越多，那最核心、最不可剝奪、唯一而絕對的部分也就會被看得越分明；就像面對著輸光了底褲的男人，我們分明看到他正無可辯駁地傲然挺立著——在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的層面上，我們或許可以說他是一個窮得沒褲子穿、落魄到一絲不掛的乞丐，但從更精神化、更隱喻化的角度看去，他同樣可以是大衛，可以是亞當，可以是羅丹《地獄之門》雕塑最高處端坐的那位思想者。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還非空虛。」這是魯迅《野草·題辭》里的話，我想也同樣適合拿來闡釋《借命而生》這部小說。這是一個從死亡反證存活的故事，一個借朽腐對抗空虛的故事，一個通過投身失敗來對失敗證偽的故事，它瀰漫著大悲涼，也深藏著大歡喜。

二

杜湘東和許文革的失敗，不僅體現在世俗因果的邏輯上。更內在的失敗是：他們的生命時間癱瘓了。

小說第一句是：「倆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時，警察杜湘東正為調動的事兒憋悶著」。這是一句平淡無奇、甚至乍一看頗有些笨拙的話。然而，讀罷全篇再回頭來看，這個句子卻是一開篇便悄無聲息地暗示了整部小說的核心動力模式：原本，杜湘東的強烈願望在於「調動」、也就是「變」，他試圖離開這偏遠冷清的看守所，去真正能夠發揮自己本領的崗位上謀一個輝煌前程。如果這種「調動」付諸實踐，那麼杜湘東無疑將開啟另一種生命時間——考慮到即將到來的是轟轟烈烈、熱火朝天、世俗生活空間及個體命運可能性無限開闊的1990年代，這種新的個體生命時間很可能同樣將是急速切換、飛奔向前的。然而，當那兩位不同尋常的犯人被押進看守所，杜湘東的人生劇本發生了逆轉。因為杜湘東自己的疏忽，盜竊犯許文革與姚斌彬越獄逃走，其中許文革始終未能被重新緝拿歸案。此事成為他一生的心結。於是，渴望調走的杜湘東留了下來，他把自己的餘生耗在這裡、耗在對許文革的無結果的追查之上，直到自己在二十年如一日的堅守中慢慢變成這看守所緩慢新陳代謝的一部分：「他突然發現年輕同事們看他的目光是似曾相識的……那是若干年前自己看待老吳的眼神：雖然親熱但又不屑、憐憫。現在人家也把他當老吳看了」。

從「小杜」到另一個「老吳」，時光固然在杜湘東的身上留下了痕迹，但時間這種緩慢而無情的流淌出現在他的身上，並非是要顯示「變」的規律，反而是要讓「不變」顯得更為觸目驚心：多少年過去了，曾經的一切都不一樣了，但對杜湘東來說，他的生命時間依然停留在許文革越獄逃走的那一天，追出監獄大門的那個年輕獄警，直到二十年後都沒有真正推門回來。

杜湘東的生命被牽絆在不可解脫的停滯之中。相類似的，在故事的另一端，許文革歷盡世事之後，最終也同樣跌跌撞撞繞回了原點：他重新成為了小看守所的犯人，其後變得一無所有，而且最終潰敗的原因亦在於不願變通（他一切努力的根本目的，就在於實現並守護姚斌彬最初的願望，也即實體的、可運轉和生產的工廠）。就這一對人物而言，起點與終點之間明明隔著二十年漫長的時光，卻又總是陰差陽錯地重合在一起，人物的內部時間不是靜止不動便是兜轉回原地。他們在一件件似乎不會有結局的事情上，將自己封閉為堅硬沉默的活化石、釘成了舊日生命的標本，一釘便是二十年。

三

對比之下，《借命而生》里的現實歷史時間，以及與之相關的外部世界景觀，卻一直在飛速地流轉變化。杜湘東最初來到看守所時，北京是這樣的：「出了永定門就是一片倉庫，再往南走恨不得全是玉米地，杜湘東所在的看守所更是建在了玉米地邊緣的山底下」。如此荒涼的環境，似乎是配不上高材生杜湘東和象徵「政府」的看守所的。然而當小說來到結尾，這間看守所卻變成了時代後腿上的累贅物，它馬上就要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將會是一片繁華靚麗的鬧市區。甚至連河道都被治理成了景點，杜湘東生命中那道絆住了時間的「坎兒」，早已被時代的巨掌如灰塵般輕輕拍掉了：「逝者如斯，彷彿沒人記得河床還有乾涸的時候，更難記得在那河床里，曾有人亡命奔逃，有人冒死追逐」。在物質景觀層面之外，更重要的是完全來源於現實的時代節點事件：許文革入獄時正值80年代那場著名的「嚴打」運動；逃脫後的他則趕上了市場經濟興起階段的黃金時期並搖身變成了成功商人；而到小說結尾，一警一犯在各自的窮途中達成某種曖昧莫名的和解，時間恰好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那晚——世界一直在變，並且還會繼續變下去。

不要以為這一切僅僅是外在的裝飾性景觀。《借命而生》里，每一次情節的轉折、每一次人物處境的改變，都實實在在地根源於那風雲變幻的現實時代。巨大的時間跨度、眾多的線索和人物，一方面展示出廣闊的社會生活和歷史變遷，使這部作品具有某種微型史詩的色彩；另一方面也為小說情節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合理性，極為有效地參與塑造了杜湘東和許文革（以及姚斌彬）這一組分處於故事天平兩端的悲劇性人物。進而，這種個體時間的崩壞，恰恰凝固住了一個時代脫韁狂奔的歷史側影，正如岳雯在《「那條漆黑的路走到了盡頭中」——讀石一楓》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他們共享了八十年代的精神底色……讓我們沿著我們的來路，探尋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世界的歷史投影。」

這是《借命而生》視野宏大的一面，它顯示出寫作者的某種雄心甚至野心。這個故事從不同層面的「失敗」寫起，最終寫出了時代的起伏、個體的命運，寫出了千斤重擔下不被碾碎的善（小說中反覆出現的「你是個好人」如同是提示里程的路標），寫出了艱難時世里的執著與血性。因此，這是一部足夠大也足夠硬的小說，倘若借來石一楓式的「京腔」，我們不妨說這是一部足夠「爺們兒」的小說。這當然不僅僅是生物學上的定義，事實上這一切與作者乃至小說人物的性別並無直接關聯——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已見識過太多花枝招展、顧影自憐的「文學偽娘」。在這個精神缺鈣的世界上，石一楓式的宏闊和硬朗有理由獲得更多的掌聲。

文| 李壯

本文刊載於20180522《北京青年報》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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