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大學堂尚未開張，帝師孫家鼐與康有為的內鬥先杠上了

作者：金滿樓

作為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系戊戌年（1898年）開辦，而這也是當年變法中碩果僅存的一個機構。

當年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緒皇帝在批准《京師大學堂章程》的諭令中稱：

「……所有原設官書局及新設置譯書局，均著併入大學堂，由管學大臣督率辦理。」

由此可見，京師大學堂的建立並非全無基礎，而是由官書局（及譯書局）而來，而官書局的前身，乃是康有為等人於1895年組織的強學會。

強學會並非一簡單的學會，其中包含了圖書報刊的印製發行及圖書館、博物館等宏大計劃，但後來因為風頭太勁，後被御史楊崇伊彈劾而遭取消。

之後，強學會為官書局所接辦，管理大員為協辦大學生、帝師孫家鼐。

孫家鼐為安徽壽州人，咸豐九年（1859年）狀元，曾任禮部尚書等職。此時，孫已年近七旬，其老於官場、穩健有餘而開創不足。

之後，孫家鼐承襲強學會的宗旨，在官書局下議設藏書院、刊書處、遊藝院及學堂一所。之後，由於經費等各方面原因，所擬設想大多未能完成。

因為有之前的淵源，孫家鼐隨後被派為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也就順理成章了。

在京師大學堂設立前，為孫家鼐交好的另一位帝師翁同龢也為此做出了貢獻，其弟子張謇也參與了章程的起草。但很可惜，翁同龢在變法伊始即被罷回籍。

之後，京師大學堂的章程實由光緒的親信、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恆主持，而真正的起草人實為梁啟超。

根據這一章程，京師大學堂不僅是國內最高學府，而且還負有各級學堂的指導之責（類似於教育部的職能），而在其中，梁啟超即企圖將上海編譯局成為教科書編撰機構。

然而，康、梁等人的想法很快被孫家鼐等識破。如張之洞收到其弟子楊銳的密報後，即將之一語道破：

「現派梁啟超辦理譯書局事務，分編、譯兩門，所編各書，必將刪削諸經，以就康學。將來科舉，即由大學堂中出，人將講王氏之新學矣。」

張之洞說的「王學」，即北宋王安石變法時所倡導的托古改制之學，也就是所謂康學了。

之後，康、梁等人又想將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一職納入囊中。張之洞即分別收到其子張權及門生楊銳的密報，梁啟超曾向孫家鼐及另一大臣廖壽恆活動，企圖推舉康為總教習。

然而，康梁等人的企圖遭到孫家鼐的強烈抵制。據康有為在自傳《我史》中所說，孫家鼐原本對其頗有好感，但因為小人的中傷，結果改變了態度。

然而，孫家鼐門人、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孫家鼐逝後謚文正）中卻有這樣一段記載：

孫家鼐曾當面問康有為：「如君策，萬端並起，無疑不需經費，國家財力只有此數，何以應之？」

康回答：「無慮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邃得，朝廷果肯棄此荒遠之地，可得善價供新政用，不難也。」

孫家鼐聽後，以其誕妄，嘿然不語。

事實上，如張之洞一樣，孫家鼐與康有為的衝突主要體現在學術思想上，其對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堪稱深惡痛絕，並多次嚴詞彈劾：

「康有為必欲以衰周之事行於今時，竊恐以此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謂素王可作。是學堂之設，本以教育人才，而轉以蠱惑民志，是導天下於亂也！」

由此可知，作為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的孫家鼐是絕不可能推舉康有為為總教習的。

之後，孫家鼐駐德公使、保舉翰林出身的許景澄為總教習，許當時為赴俄專使，在其歸國之前，總教習由孫家鼐自兼。

之後，孫家鼐又提出一個大名單，其中包括推舉刑部主事張元濟為總辦，駱成驤、朱祖謀等二三十人為提調、教習等，其中並無一人屬於康黨。

對孫家鼐的做法，李鴻章則在寫給其子李經方的信中分別批評說：

「康有為輩竊東西洋皮毛，……（孫家鼐）徇清流眾議，以中學為主，恐將來不能窺西學堂奧，徒然靡巨款耳！」

事後，孫家鼐絲毫不給康黨機會，其後即借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之機而提議康有為督辦其事，並趁機將康踢出了京城。

歷史就是這般的弔詭，也正是孫家鼐的排擠，康有為這才得以在之後的戊戌政變中及早脫身，否則就得像他的老弟康廣仁一樣掉腦袋了！

參考資料：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三聯書店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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