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與中國文化》：中國有大師，有教授，有專家，就是沒有士

《士與中國文化》：中國有大師，有教授，有專家，就是沒有士

既然要入世，就涉及到以什麼樣的角色進入社會，以及如何面對權威的問題。大概那時候勞動效率低下、社會剩餘價值少，不種田只讀書的非貴族階層不能不窮，所以先秦的士以無房無車的「游士」為主，甚至可以說，窮人不天然是游士，但游士天然是窮人，士連餓死都不怕，還怕王侯嗎？所以那時候的士絕不自貶身價，堅持自許為王侯的師友。大才如孟子，還create了一個相當有號召力的slogan：「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你把這句話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放在一起讀，絕對是「總有一種力量讓你淚流滿面」，儒家的品牌精神清晰、動人、前後一致。

與此同時，當了朝臣的士也逐漸有錢有權，變成士大夫，在東漢進一步發達成士族，但因為距先秦不遠，尚存以天下任為己任的遺風；到了魏晉，面對高壓，則越來越表現出身為「社會人」趨利避害的共性，而不是士的特性。或者表面上特立獨行博名求官，或者對政事失望至極，又不復游士 「光腳不怕穿鞋的」 之正面衝突的血性，於是轉而向內心尋求一種以個人為中心的愉悅境界。大抵魏晉時的讀書人已經開始面臨類似現代人的煩惱：想做些事但受到現實環境和個人能力的限制，也做不了太多；經濟上、親友方面又有放不下的需求和慾望，於是開始在出世和入世之間尋求平衡，所謂「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之類最為當代大小資欣賞的佳句，便在魏晉南北朝時供後世批發一樣大量出現。

無庸置疑，滋養這種出世精神的，除了老莊留下來的道家精髓，還有兩漢之際開始傳入中國的佛教。「此世」如此不值得留戀，儒家的入世性格便越來越成為主流文化的邊緣。然而隨著盛唐的興起，佛教在中國也開始了一個從極端出世到入世的轉化，其代表人物是被國外學者稱作中國馬丁路德的六祖惠能。馬丁路德說，個人當與上帝直接相通，無需中古等級森嚴的教會從中把持，惠能說，直指本心；西方宗教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從入修道院侍奉上帝變為「入世禁慾倫理」，進而發展出清教徒，成為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宗教來源，六祖惠能說，「如若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當時佛教界真是驚天動地的一聲獅子吼」。 新禪宗於貞觀年間由六祖正式確立，安史之亂後，貴族富人的施捨不再，百丈懷海開始肯定耕作的必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不是按照原始印度教律那樣以乞討為生，「以一種超越而嚴肅的精神來盡人在世間的本分」， 到了宋代，大慧宗宗杲便直接說「世間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間法」了。

與此同時，讀書人入世的身份也悄然發生變化。宋代商業已經相當發達，士商之間的界限有時已不能嚴格劃分，與朱子齊名的陸象山就出身於商人之家。到了明代， 人口增加而科舉名額並未增加，「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賈而成功也十之九」，有才智的人便漸漸被商界吸引。從孔子時代開始的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慢慢變成「良賈何負閎儒」。余先生借用日本史學家的說法稱之為「士魂商才」，同時反駁了韋伯《中國宗教》一書對中國商人的說法：不誠實、互不信任。這倒令筆者想起一位朋友說，他的美國老闆描述中國沒有契約精神，錢到帳了才算數。義利之辯、商賈之道、敬業精神??這些在今天何嘗沒有意義？

而余先生自己呢？「我開始對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發生深厚興趣是在1940年代，當時中國史觀正處於一個反傳統的模式。中國整個過往被負面看待，即便中國獨特的發明，也在西方歷史發展的對照之下，被詮釋為偏離普遍文明進步的正軌。當時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以及對自己的認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贅言。」彼時的余先生，在世界和中國都對中國傳統質疑之時，開始研究這樣一個主題，心中難免有不平之意吧？那一代的留美赴歐的學人，又有幾個沒有去家散邦之殤？然而史學的專業素養，終究促使他沉入書齋，以尊重史實的態度，重建歷史的方法，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之處冷靜道來，而又不妄自尊大。

趙朴初雲，「安得心如大海，能風能雨空靈」，能風能雨是儒家入世的態度和能力，空靈是禪、道的境界。在現世中如何保持一顆積極而持平公允之心？儒釋道三教合一之後，中國知識人如何走完自己的人生？余先生治此學久矣。他的學術態度也正是三道合一的身體力行。而一個人，做的事，愛鑽研的題目，和人生追尋的方向如是契合，又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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