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好人軍閥陳炯明為什麼蒙冤是「亂臣」？

1911年到1918年，陳炯明致孫中山電函數百封。在電函的字裡行間，爭議人物陳炯明不是獨霸一方、手握兵權的「軍閥」，也不再是「六·一六兵變」中與孫中山反目成仇的「亂臣賊子」，反倒是正如專欄作家潘采夫所說的是一位被湮沒的辛亥元勛。

1878年生於廣東海豐的陳炯明，20歲中了清朝的秀才，然而，革命風潮席捲，1909年陳炯明以「最優等生」的成績畢業於廣東法政學堂後，任廣東諮議局議員。就在這一年，陳炯明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兩年後廣州「三·二九」起義爆發，陳炯明任統籌部編製課課長兼調度課副課長；武昌起義後，陳炯明赴東江組織民軍起義，光復惠州所屬各縣，成為當時民軍中最具規模、最有聲勢的一支隊伍。

辛亥革命廣東光復以後，陳炯明任廣東副都督、代理都督，1913年6月他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廣東都督。在他的治理下，廣東在民主觀念、廉政建設、市政建設、教育事業等領域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使之成為了全國的「模範省」。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教授段雲章說，清政府將賭稅作為其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導致賭博屢禁不止。陳炯明頂著各方壓力，主張以雷霆手段，定期一律禁絕煙、賭。1920年12月1日禁賭章程生效後，廣州市面幾乎沒有一家賭博場所。「在戰爭年代能做出這樣的成績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對廣東建設所作出的貢獻至今仍應得到盛讚。」

所有圍繞孫中山和陳炯明的爭議，都無法繞開1922年「六·一六」兵變、陳炯明「炮轟總統府」這一歷史謎團。在「兵變」之前的1919年，陳炯明堅持聯省自治理念，反對孫中山北伐且辭職，為日後衝突埋下伏筆；而「兵變」也直接導致了後來歷史的推演：1924年1月4日，孫中山通電討陳炯明，並組成東、西兩路討伐，1月16日，孫中山兵克廣州，陳炯明通電下野，退居香港。

在《陳炯明》一書中，段雲章如是描述：1922年6月16日，「六·一六」兵變發生，粵軍向觀音山總統府附近放了三炮。隨後不久，孫中山以海軍大炮回轟廣州城西關一帶。段雲章認為，「六·一六」兵變是雙方互相激化而成的，而且，隨後孫中山與陳炯明分後未合，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孫、陳二人在政見上的不合；二是兩人的部下在興風作浪，企圖獲得一些利益；三是帝國主義列強在其中耍了一些手段，特別是蘇聯和英國的介入，最終促使「六·一六」兵變發生。

「陳炯明發動兵變的目的並不在於要將孫中山置之死地，更像是想將孫中山軟禁起來，以達到阻止其指揮北伐的目的。」對近年來有學者將陳炯明定成一個軍閥，稱他「叛變革命」，段雲章直言「這是不正確的」。孫中山和陳炯明從起初政見上的分歧發展到後來的流血衝突，徹底決裂，除了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也與二人極端自信的性格有很大關係。雖然之後吳稚暉等從中調解，希望陳炯明能夠歸附孫中山，但均遭到陳炯明拒絕。

微妙的是，1925年孫中山逝世時，陳炯明曾手撰一副輓聯：「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心知。」從中，我們依稀能夠讀到陳炯明未消的怨氣和內心的糾結。1933年9月22日，陳炯明病逝於香港，遺言稱「吾家事無可告者」，並連呼兩聲未竟的「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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