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盪在亞非拉的馬克思幽靈，和一些不常被提起的往事

整個歐洲的自由主義者和社會黨人都聲討巴黎公社之時，馬克思看到了機會。

在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的描述中，儘管「公社成員既不是無產階級，也不是共產主義者。他們想在法國其他地區建立的『城市共和』與馬克思的集中制專政綱領正好相反」，不過，馬克思正確地估計到，「這個事件使拿起武器的工人在全世界威名遠揚」。遠在倫敦的卡爾·馬克思「看到了政治出擊的時機已到，或許還意識到了這個名字的價值。於是，他發表了一份小冊子，把這次叛亂說成是即將來臨的階級鬥爭的嘗試——無產階級被喚醒了，即將建立共產主義。」

這就像一個預演。不管後來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是否能入馬克思的法眼，但他們都學會了這一點：拿過來成為一個工具，「可以利用這一生動的形象來鼓動下一場革命」。

霍布斯鮑姆在 1980 年代復盤 1930 年代開始的全球性的民族解放運動時，發現他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在其中扮演的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很多時候他只是一個用來調動起民族主義的一個工具。就像馬克思信手拈來發現了巴黎公社一樣。

還是那句話：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殖民主義者會從這句話里看到失落，而民族解放運動的推動者無疑會從這句話中看到勃勃生機。對於他們來說，失去的只是鎖鏈，擁有的是整個世界。

對此體會最深的人，恰好是那些在英國、法國這一類的宗主國研習文明世界的人。甘地、波爾布特、胡志明、真納、尼赫魯、李光耀……他們的身份是律師、教師或者其它知識分子，西方文明的傳承者。

然後，他們成了宗主國最大的敵人。

恩克魯馬是其中一位。

1.誇梅·恩克魯馬在非洲

誇梅·恩克魯馬（Kwame Nkrumah）出場的時候，非洲殖民地獨立運動已經過去了 30 幾年——從 1922 年的埃及算起，獨立運動主要發生在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阿拉伯地區。在 1947 年回到黃金海岸投身獨立運動之前，他在英國學習法律。他在那裡受到左翼政治影響，他與英國共產黨人結交並參與反殖民抗議活動。他說在英國成為了一個「馬克思式的社會主義者」（Marxian Socialist）。

黃金海岸（Gold Coast）是英國殖民者留給當地的名稱。1957 年，在經過多年自治後，它成為第一個擺脫歐洲殖民獲得獨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改名「迦納」——一個11世紀西非帝國的名字。

但迦納的獨立只是一個開始。恩克魯馬說：「如果我們的獨立不能與整個非洲大陸的解放聯繫起來，那麼它就沒有意義。」

一種叫「泛非洲主義」（Pan-Africanism）的主張，把迦納作為支援全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基地。獨立次年，恩克魯馬就召集了非洲各地的黑人政黨、工會和學生團體在首都阿克拉舉行全非人民大會（All-African People』s Conference），共同商討「非洲非暴力革命」，鼓舞了一代民族獨立先驅。到了 1960 年，20 多個非洲國家獲得獨立，迦納在其中功不可沒。

恩克魯瑪肖像。 來源：維基百科

1963 年，恩克魯馬聯合 31 個新生的非洲國家成立「非洲統一組織」（Organizaiton of African Unity），繼續支援非洲民族獨立運動。這是如今非盟（African Union）的前身。在該組織的憲章序言中，恩克魯馬首次使用了他創造的「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概念——前殖民地雖然取得了名義上的獨立，但經濟和文化仍然受到外國控制。

雖然恩克魯馬並沒有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迦納的官方綱領，但是他尋求將迦納的經濟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脫鉤，追求自己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與此同時，謀求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聯合。

「不結盟運動」應運而生。在 1955 年印尼萬隆亞非會議的基礎上，1961 年，恩克魯馬與南斯拉夫的鐵托、印度的尼赫魯、埃及的納薩爾一起發起了「不結盟運動」。當時東西陣營之間已經被「鐵幕」分隔，並呈敵對之勢，小國被要求為了自身安全加入其中一方。但不結盟運動的呼聲是：「第三世界」要獨自自主，不做任何一個陣營的附庸。

這些剛剛實現民族獨立的國家，有著從左到右的意識形態分布，它們儘可能彌合分歧，站在一起。其中既有馬克思主義的，比如中國，也有力挺資本主義的，比如菲律賓。還有許多居於中間，擁抱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非洲社會主義」、甘地的「薩爾烏達耶」（Sarvodaya，造福眾生），或是蘇加諾的 「NASAKOM」——某種民族主義、宗教和共產主義的統合。它們往往既強調平等，又維持等級制。

不結盟運動最核心的支持者，這些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很快將被國內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作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在後者看來，真正的去殖民和民族解放，只有在打破全球資本主義的剝削機制之後才有可能實現，階級鬥爭是必經之路。

1955年萬隆會議上的印度總理尼赫魯、迦納總理恩克魯瑪、埃及總統納薩爾、印尼總統蘇加諾和南斯拉夫總統鐵托。

像恩克魯馬這樣願意主動與資本主義脫鉤的統治者畢竟是少數。而且，他最終也沒能抵禦自己的集權傾向，宣揚對他的個人崇拜、鎮壓工人罷工、制定《預防性拘捕法》，並在 1964 年將迦納改造成為一個一黨專政國家。1966 年，在一場美國支持的軍事政變中，他被推翻，流亡幾內亞。

但是「恩克魯馬主義」如今還活著。2018 年 4 月迦納政府與美國簽訂了一份軍事合作協議，允許後者使用其機場的時候，一個以「恩克魯馬主義者」自居的青年團體站出來抗議，抨擊政府是新殖民主義的傀儡政府，並且指出迦納的經濟——雖然 2017 年 GDP 增速達到 8.5% 卻基本都是外國所有的石油、礦產等資源採掘型產業——也是新殖民經濟。「我們的任務就是砸碎它」，對這些當代恩克魯馬主義者來說，「去殖民」仍是一件他們要用來對世界說不的重要工具。

2.如果克里斯·哈尼還活著

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沒有看到南非種族隔離制的廢除。 1993 年 4 月 10 日——距離使曼德拉成為南非首位黑人總統的大選只有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在自己家門前遭到一名新納粹波蘭移民及其同黨槍殺。

遇刺 12 天后，雅克·德里達開始在美國加州大學做兩場講座，回答在蘇聯解體、「歷史終結」之後，「馬克思主義何為？」的問題。演講後來成為《馬克思的幽靈》（Spectres de Marx）一書，德里達把書題獻給哈尼，稱他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共產主義者」（a communist as a communist）。

很多人認為，如果他還活躍在政治舞台上，在曼德拉之後，他是最有可能成為第二任總統的人。

南非共產黨成立於 1921 年，這個白人工人政黨，起初的口號與哈尼一代的使命背道而馳——「全世界的工人為了一個白人的南非團結起來」。不過 7 年之後，它就提出追求實現黑人多數統治，並與非國大成為長期的鬥爭盟友。在廢除種族隔離之後，非國大也長期與南非共產黨分享政治權力。

克里斯·哈尼在1990年。來源：Flirkr用戶Robert Cutts

時間再過去 90 幾年，在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也過去 23 年之後，現在的南非經常被視作失敗的現代化樣板：仍有 55% 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失業率位居世界前十；全國有超過 12% 的人口 HIV 陽性；治安狀況惡劣。絕大多數土地仍然集中在白人手中，相當比例的黑人居住權得不到保障，隨時面臨驅逐，土地衝突頻頻爆發。在這 20 幾年裡，一批黑人精英憑藉政治關係成為新晉資本家，加入白人的富人俱樂部，對同胞的疾苦卻不聞不問。前總統雅各布·祖馬將腐敗上升到新高度，其行徑被媒體特別冠名以「國家劫持」（state capture）。有人說：非國大已經將它在反種族隔離鬥爭時期的道德資本揮霍殆盡。

因為在民主化前夜遇刺亡故，而且同時是非國大成員和南非共產黨員的克里斯·哈尼成為不滿國家現狀者藉以批判現實的合適的符號。

據說在他 19 歲加入共產黨時，就已經意識到：「民族解放雖然是必要的，但不會帶來完全的經濟解放。」這可以說預言了南非黑人大眾今日的處境。而在遇刺前不久，他被問到是否希望進入新的民主政府內閣，他說對一個國家來說，「重要的事不是誰在內閣里……重要的是鬥爭的繼續，是我們做什麼來改善勞動大眾的社會處境。」

德里達上述獻辭中提到：在被刺殺前哈尼已經放下了在非國大的重要職責，可能還有在即將成立的民主政府中的職位，準備把精力全都放在南非共產黨，因此，他變得「危險而突然無法容忍」。

民族獨立已經實現，但改造畸形分配製度的「社會革命」何時到來？人們問「如果哈尼還在會怎樣？」毋寧是在問：「經濟轉型（economic transformation）在哪裡？」「真正的共產黨在哪裡？」

3. 弗朗茨·法農與暴力薩特

這讓人想起出生於加勒比法屬馬提尼克島、曾投身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精神醫生、馬克思主義者和後殖民理論家弗朗茨·法農（Franz Fanon）關於「新殖民」的論述。在他 1961 年去世前完成的名著《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法農認為所謂民族資產階級是在思想意識和經濟生活上都「被殖民」的一群，他們耽於享樂，甚至缺乏歐洲資產階級的冒險精神和創造力，他們只不過想跳進殖民者的鞋子里取而代之，享受其物質利益。如果他們掌權，殖民地就算獨立，也依然會被前宗主國控制，陷入「新殖民」處境。他認為真正的革命的希望在於農民和城市裡的「流氓無產者」（lumpenproletariat），不同於馬克思認為他們思想落後、缺乏政治覺悟，法農寄希望於他們用暴力來徹底打破殖民剝削機制，實現真正的解放。在他看來，去殖民絕不僅僅是升起一面新國旗，而是實現真正的經濟和文化自主，是「創造新的人」。

用同時代的另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法國哲學家薩特在 1961 年為《全世界受苦的人》寫的序言中的話說，「為了與我們（註：指前宗主國）開展鬥爭，前殖民地必須與自己開展鬥爭。」

弗朗茨·法農肖像。

在這篇序言中，薩特還說出了另外一段充滿殺機的話：殺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箭雙鵰，等於同時毀滅了一個壓迫者和一個被他壓迫的人；剩下的是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的人；活下來的人將第一次感到，他的兩腳踏在民族的土地上。

4.馬克思主義在印度，喀拉拉邦的世外桃源與納薩爾派的恐怖主義

在英國學法律、在南非做律師、難以忍受殖民主義壓迫、被尊稱為「聖雄」的甘地——他選擇了「非暴力不抵抗」的策略來爭取民族獨立。

「英國人要讓我們和他們較量機槍的威力，但那是他們有而我們無的武器，我們要擊敗他們的唯一勝算就是和他們較量我們有而他們無的武器。」

到 1957 年的時候，印度已經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這一年，馬克思主義者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Kerala）放棄了武裝革命路線，接受了議會政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二個共產黨執政的民選政府（在 1945 年，共產黨曾經在義大利境內的城邦國家聖馬利諾贏得選舉），與國大黨領導的政治聯盟交替執政，據說還真的讓這個地區在減少貧窮、健康和教育方面取得不凡成就，就連種姓意識在這裡都幾近銷聲匿跡。

1967年，從印共分離出來的「印共（馬克思主義）」又在西孟加拉邦贏得選舉參與執政，但是卻沒有和當地要求土改的農民運動站在一起。後者在大吉嶺地區納薩爾巴里村的起義，催生了一系列被稱作「納薩爾派」的小型毛派武裝組織，長期走游擊戰路線，試圖推翻印度政府，完成一場中國式的革命，被印度政府列為恐怖組織，稱之為「最嚴重的國內安全威脅」。

阿蘭達蒂·羅伊在2010年一場關於鋁土礦採掘對納薩爾派所在地區民眾生活影響演講中。 來源：維基百科

印度最尖銳的異議人士、曾因小說《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而獲得布克獎的作家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曾在2010年採訪了印度中部的納薩爾派，並出版了長篇報道《與同志同行》（Walking With The Comrades），稱自己不支持暴力，但即便被關進監獄也會支持納薩爾派。她在書中指出當地納薩爾派聲勢的壯大來自於政府向企業出售他們生活的山區的礦權和林權，威脅到他們的生存。他們之所以沒有走上甘地式的道路，是因為即便甘地主義的抵抗也需要一群「聽眾」，而在這裡，根本沒有人聽。

5.電影導演索拉納斯和赫蒂諾

「第三電影」（Third Cinema）是阿根廷導演費爾南多·索拉納斯（Fernando Solanas）和奧克塔維奧·赫蒂諾（Octavio Getino）在 1968 年發起的一場後來席捲拉美的馬克思主義電影運動，兩人撰寫的運動宣言引用馬克思和法農，提出革命的電影不是用電影記錄革命的過程，要用電影引領第三世界的反帝革命。

影片《煉爐時刻》截圖。

兩人合作的 1968 年上映的三部頭長篇紀錄片《煉爐時刻》（Hora de los Hornos）是這種第三世界革命電影的代表作。《煉爐時刻》的開場旁白這麼介紹拉美的新殖民主義的起點：

「拉丁美洲的獨立在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背叛了。」

1826年，南美解放者玻利瓦爾贏得對西班牙的決定性勝利的同一年，新上任的阿根廷首任總統就與一家英國銀行簽訂了一份詭異的貸款協議，把國有銀行的控制權交給了英國人。從此，

「英格蘭取代了西班牙，控制整個大陸。從前它得用武器得到的東西，現在用貸款。阿根廷出口羊毛，進口紡織品，出口肉和皮革，進口大鋼琴。 出口業的資產階級從此成為歐洲工業界的農業附庸。歷史上第一次，一種新的支配被用於拉美——通過本土資產階級實現殖民商業剝削。這就是新殖民主義的誕生。」

如果全球化就是新殖民主義的話，那麼他們說得都對。他們受益於 1949 年兩位經濟學家的發現。

這個被稱為「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或亦可譯作「附屬國理論」）的理論是說窮國在和富國做生意的時候，處境是越來越艱難了——它們賣原材料給發達國家換來的錢所能買到的後者的工業產品，變得越來越少了。

後來又有經濟學家發現窮國越來越窮，恰恰是因為他們和富國做生意，把它們鎖進了一種「不發達」（underdevelopment）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即便他們積極利用自然資源，但就是得不到實質性的經濟發展。這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沒法解釋的，因為它假設自由貿易會讓雙方受益。

依附理論認為這是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造成的，窮國只能向富國出售便宜的原材料，富國卻將昂貴的工業品賣給窮國。維持這種不平衡的常常是窮國內部的精英，他們與富國有著共同的利益。

要打破這種關係，要麼說服這些精英改弦更張，不要繼續用自己的資本和服務來維持這種依附關係，而是投資於本國的民生需求，或是投資於國內的進口替代（用本國工業品替代進口品）產業。但這通常指望不上，所以這一激進的經濟學理論也認為，那麼就只能靠革命來推翻這些精英，從頭開始設計經濟。

幸好事實並非完全如此，二戰之後重啟的全球化結局各有不同。後發展國家獲得成功、老牌發達國家日子過得不舒服，這樣的事正在發生著。關於全球化，我們現在能得出的結論並不是太多。相反，就跟現在兩大重商主義巨頭正在爭奪全球化的全球領導權一樣，收穫的荒誕倒是不少。

6. 民選總統阿連德

但西半球在自己的節奏里有了不一樣的故事。先是 1959 年古巴戲劇性建立了西半球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後從 1965 年開始輸出革命，托殘酷越戰和 1960 年代的青春期意識形態的福，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就風起雲湧起來。

不過，真正做成事的，倒是一個競選上台的人搶了所有馬克思主義的風頭。1970 年，經歷三次選舉之後，智利「人民陣線」候選人薩爾瓦多·阿連德成了第一個拉丁美洲的馬克思主義總統。

上台之後，他在民主政治框架下，對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著名依附理論經濟學家、90 年代就譯成中文的《依附性積累與不發達》的作者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就參與了這場改革。阿連德的改革舉措之一，是將多家美國所有的銅礦收歸國有且不予補償，因為這些銅礦之前多年利潤率超過智利法律規定的上限。與此同時，政府也收購了多家私營的礦企和工廠，以及大型種植園，後者供農民合作社使用。他還宣布大幅上漲工資並凍結物價，同時發放了大量貨幣來減少赤字。

1971 年 7 月 11 日，阿連德在發表關於將銅礦國有化的演說。 來源：維基百科

國有化，以及濫發貨幣導致的財政空虛、經濟蕭條……激起了美國、國內的議會、司法部門和中產階級的強烈不滿。

1973 年 9 月 11 日，一場由皮諾切特領導的政變結束了阿連德的烏托邦。軍隊進攻總統府，阿連德拒絕卸任，在最後的廣播演說中用過去時提自己，最終死在總統府內。至今，這被一些人作為「另一場 911」加以紀念。這是世界上第一場被電視轉播的軍事政變。驚心動魄的畫面留存在 2004 年一部叫做《薩爾瓦多·阿連德》的紀錄片里。這也是前面提到的「第三電影」的一部代表作。

值得說一句題外話，在推翻阿連德民選政府之後，皮諾切特在 17 年殘酷的軍事獨裁統治中還創造了另一個「烏托邦」。他嚴格地按照自由市場規律來規划了整個國家，並請了芝加哥學派國師米爾頓·弗里德曼親自指導——難得自由派居然也能有這樣的機會。

7.還有教皇方濟各

大家都知道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美國社會主義者、歷史學家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提醒人們注意，在這句話前面，馬克思還說了：

「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1843 年）

津恩說，這有助於人們理解「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是如何在貧窮鄉村把宗教的深情與革命運動的能量結合起來的。

「解放神學」是一場拉丁美洲天主教運動。它興起於 1960 年代。面對拉丁美洲貧窮的大眾，教士們決定不止是用言辭來實踐基督教的人道主義精神，而是用行動去關心窮人。為此，教士們用馬克思主義來理解和解釋拉美普遍且根深蒂固的貧困，批判資本主義，鼓吹社會主義。他們有的長期在偏遠山區貧困社區傳教與提供社會服務，有些則組織追求公平的社會運動，還有一些拿起武器成為游擊隊員反抗壓迫。

厄瓜多神父埃內斯托·卡德納爾（Ernesto Cardenal）曾與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密切合作反抗索摩查家族的獨裁統治，並在革命勝利後擔任新的社會主義政府的文化部長。

卡德納爾說：「是基督把我引向馬克思」，「對我來說 ，四部福音書都同樣地共產主義，我是個信仰上帝、追隨基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為了實現他的王國的革命者。」。

梵蒂岡對這些有著無神論基因的理論天然反感，直到 2013 年，教廷迎來了一位被認為深受解放神學影響的教皇——方濟各（Francis）。他來自阿根廷，是羅馬天主教第一位來自拉美的教皇。

他上任之後，曾將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稱作「新的暴政」和「惡魔的糞便」，還不斷呼籲教徒關心關心窮人，特別是難民、人口販賣受害者和當代奴工，同時關注生態可持續和氣候變化。在特朗普上任之後，他頻頻含蓄地抨擊其政策，被視作「特朗普的對立面」（Anti-Trump）。

在被問起如何看待被人貼上「馬克思主義者」的標籤時，方濟各說：「我見過很多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好人，所以我並不覺得被冒犯。」

2015 年，方濟各將 86 歲高齡的秘魯神學家古斯塔沃·古鐵雷斯（Gustavo Gutiérrez）邀請到梵蒂岡，意味著羅馬教廷對解放神學官方態度的緩和。古鐵雷斯在 1971 年出版了《走向一種解放神學》（Towards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被認為是這場運動的理論經典，也被另一些人認為是蘇聯克格勃製造出來的意識形態工具。

8. 維姆·文德斯的《地球之鹽》和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

在巴西，高舉解放神學旗幟的天主教會向農民運動提供支持。其中包括被諾姆·喬姆斯基稱作「世界上最重要的社會運動」的巴西無地農民運動（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Sem Terra）。

巴西殖民時期遺留的種植園制度，加上 1970 年代以來出口型單一作物農業的擴張，兼并了大量土地，因而巴西存在大量無地人口，很多人不得不湧入城市蝸居在貧民窟。這可以說是「依附性積累」的後果。而與此同時，源自拿破崙法典的巴西憲法承認土地的社會價值，規定未利用或未充分利用的土地應該被歸還社會。因此，該運動通過組織無地者佔領並共同耕作這些閑置土地，從而求得宣稱對這些土地的所有權。這場運動從上世紀 70 年代發端到 2012 年時，已經成功安置了 100 萬人。

《地球之鹽》中薩爾加多拍攝的無地農民運動成員進入閑置莊園的場面。 來源：豆瓣電影

高舉鐮刀的隊伍沉默著開入荒園的畫面，出現在維姆·文德斯的紀錄片《地球之鹽》（The Salt of the Earth）里。影片主人公、攝影師塞巴斯蒂昂·薩爾加多（Sebasti?o Salgado）在上世紀 80 和 90 年代跟蹤拍攝無地農民運動。跟所有對「勞苦大眾」充滿關注的藝術家一樣，他說自己在年輕時也曾受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影響。

9. 日本共產黨和「68 一代」

19 世紀末，明治時代的日本知識分子開始陸續將馬克思主義概念和思想引入本國，第一本馬克思主義譯作是 1904 年《共產黨宣言》的一個不完整的譯本。日文馬克思主義譯作極大地幫助了馬克思主義不久之後在中國的傳播。如今中文裡很多馬克思主義術語就是來自日譯，比如「無產階級」、「意識形態」。

但日本共產黨的成立比中國的還要晚一年。這年，在蘇聯的支持下，日本共產黨作為第三國際的支部成立，提出要廢除天皇制、爭取民權、土地改革、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並反對對外干涉、要求撤回駐紮國外的軍隊。在 1930 年代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時期，日共是唯一反對侵華戰爭的政黨——不過，他們並不反對在滿洲地區實驗反（西方）殖民主義的拓荒行動，而且身體力行。

1945 年日本戰敗後，美國佔領當局給予共產黨合法地位。日共高度讚賞美國的民主化政策，表示將採取民主與和平的方式推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與此同時，它也積極組織工會運動和抗議食物短缺的民眾運動，並在蘇共與中共影響下，在 1951 年拋出「唯暴力革命論」，開始進行武裝鬥爭。不曾想此時麥卡錫主義在美國興起，因而招致大規模的「赤狩」（抓捕紅色分子），領導人轉入地下或者逃往中國。1958 年，日共宣布「克服極左冒險主義」，放棄暴力革命。這引起左翼學生的不滿，他們與日共所代表的「舊左翼」分道揚鑣，形成「新左翼」，不顧一切地沖向 1960 年代的新的鬥爭。

在日本準備和美國簽訂《日美安保條約》的 1960 年，新左翼開始顯示出它的威力，發動了聲勢浩大且極為激烈的遊行，反對把本應邁向永久和平的日本重新綁上美國的戰車。安保條例在國會被強行通過後，學生運動分裂為大量不同派別。

1968 年 6月 18 日，日本國會議事堂堂前的反安保人潮。 來源：維基百科

1967 年，這些派別發動了第二波反安保鬥爭。這一時期的標誌性畫面是：學生們頭戴五彩頭盔，手舞木棍與警察作戰，被佔領的東京大學安田講堂塔樓上掛著「造反有理」的條幅。的確，這時的學生們受到中國文革、和歐美學生運動的影響，並被越戰激怒。與美國的聯手，讓學生對自己的國家乃至民族性產生強烈的否定。不過除此之外，當時文憑的商品化、學費的上漲，也被認為是引發學潮的部分原因。

在 1969 年對東大的封鎖被警察攻陷之後，學生運動陷入低谷，一些新左翼派別走上暴力革命路線，實施爆破、劫機，甚至是自相殘殺（淺間山莊事件）。極端暴力使新左翼被社會拒斥，陷入沉寂。

《擁抱戰敗》的作者約翰·道爾認為，日共在 1950 年代雖然遭受重創，但是它讓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和激進思想深入人心，並融入日常生活。以至於，日本後來的經濟政策更傾向於接受國家干預，而企業文化也比較強調與工會領導人的合作。

今天的日共，仍能在議會政治中有所表現。人們對右翼政治越失望的時候，就越容易投票給日共。2015 年，它成為地方選舉中最大的反對黨，同時黨報《赤旗》的每日發行量達到 120 萬份之多。

而新左翼（或者稱作「68 一代」），則因為 1970 年代駭人的暴力而驟然沉寂之後，開始轉戰各種立足「日常生活」建設公民社會的運動，比如環保運動、消費合作社運動，或是電影、戲劇等大眾藝術實踐。政治社會學者安藤丈將在出版於 2013 年的《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一書中認為：正是由於「68 一代」選擇遁入日常生活追求「自我革命」，放棄積極介入政治、立法，所以變成無力的一代。所以，當福島核電危機出現的時候，即便他們也反核電，卻無力改變日本核電政策。但是在「68 一代」看來，在當今的世界，更大的政治恰恰在於日常生活。

但是無論如何，2015 年 8 月 30 日，當安倍晉三試圖像他外祖父岸信介在 1960 年強推安保條約那樣強推安保關聯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時候，10 萬抗議人群再次出現在國會議事堂前。

這被稱作日本的「第三次反安保運動」。學生團體「SEALDs」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動員作用，老一輩「新左翼」給了他們積極的支持，儘管這場運動，已經不再具有鮮明的左翼色彩。

封面圖為 1964 年智利支持阿連德的遊行隊伍，來自pxhere；內頁題圖為日共宣傳車，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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