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黃色潛水艇》五十周年，一九六八不知所終

一九六八年曾經是我最熱愛的一個年份，整個六十年代的迷幻文化、反戰文化到此盡情爆發，開到荼糜，黑暗似還在遠處等候未臨。然而到了真正紀念它五十周年的今天，我卻高興不起來。

巴黎的五月風暴鼓舞人心，雖然在政治上並沒有取得真正的成功，一年後蓬比杜替換戴高樂不過是一種指定繼承人的接班，各種派系爭取勝利果實的表現也不見得美麗，只是無政府主義在開啟民眾的政治想像力上大放異彩，與整個西方世界的文化解放相呼應。至於它另一脈的肅反熱情，則在東方的日本赤軍那邊暗暗滋長，直到一九七二年「淺間山間事件」爆齣劇惡之花。

但假如時間停留在一九六八年，停留在文化層面，一切都還是美的。雖然美好之下有許多暗涌，一九六七年左翼英雄切格瓦拉的慘死，在薩特與卡斯特羅分別從語言與符號學的造神努力下，悲劇演變成正劇。越共的春季攻勢取得神奇的大捷，全球反越戰聯盟大受鼓舞。另一個春天運動則在布拉格開始，杜布切克打算建設更人性的社會主義，直到8月21日迎來了蘇軍的坦克。奧運會十月在墨西哥城舉行，九月這裡發生了特洛特洛爾科慘案，奧運會上兩名黑人獲獎運動員舉手向種族平權運動和慘案中的墨西哥學生致敬，其後被奧委會終身停賽。

超然這些之上的，是電影與流行音樂，這兩個既是二十世紀新藝術的弄潮兒，也是發達資本主義的寵兒。能把這把雙刃劍揮舞好，就是那個年代的經典，一九六八年四月，有《2001太空漫遊》首先向世人啟示了AI的可畏以及作為精神世界的宇宙；七月，則是結合了動畫電影實驗與流行音樂的天馬行空之作《黃色潛水艇》的誕生。世俗意義上，後者比前者的影響來得廣泛，不但打斷了迪士尼在西方動畫市場的美學壟斷，還直接影響了其後十多年的平面廣告風格，讓資本真正接納了迷幻文化——也可以說全面從迷幻文化中獲利。

恰恰是這種弔詭，在神作輩出的一九六八年，《黃色潛水艇》擁有了一種非常特殊的含義，尤其在五十年後，我們以超越動畫片的眼光去審視它時。

《黃色潛水艇》是一部披頭士樂隊的作品，也不是披頭士樂隊的作品。披頭士樂隊只是提供了選自各個專輯各種風格的歌曲，導演喬治·杜寧（George Dunning）把自己對六十年代迷幻文化、叛逆文化的理解，和德國插畫家Heinz Edelmann一起把它們化成視覺元素一股腦配了上去，喬治·馬丁（披頭士背後的靈魂人物）創作了實驗古典音樂串連起一切。電影中四個披頭士的造型來自那張著名的《胡椒軍士寂寞的心俱樂部》封面造型，配音也並非他們本人。

但這樣一張神作，以強大的感染力，不但收服了一代代的披頭士樂迷和搖滾迷，甚至重塑了一個披頭士：從此，迷幻音樂成為披頭士樂隊的標配，前作《橡膠靈魂》與《左輪手槍》、《胡椒軍士寂寞的心俱樂部》的流行樂色彩得到一個揚棄，其中極端的實驗精神更被鼓舞了，最後在一九六八年底那張《白色專輯》發揮到極致，披頭士樂隊正式成為一九六八年前衛藝術的終結者、大贏家。

《黃色潛水艇》是這麼一個轉折點，它享用了六十年代文化的果實，某程度上還反饋以更濃烈的色彩，但在一切的非理性想像狂歡之中，英國人的刻薄反思本性還是不時流露著——這本來也是披頭士樂隊、尤其是約翰.連儂與保羅.麥卡特尼有異於同時代的流行樂明星的睿智，正是這種睿智使彼岸的鮑勃.迪倫對他們刮目相看。如今看來，也許這種理性懷疑主義才是一九六八的遺產，而不只是激情與淚水。

在令人目不暇給的視覺試驗中（這呼應的也是迷幻文化先行者、英國作家阿道斯.赫胥黎「開啟感官之門」的啟示），飽和的電聲實驗中，《黃色潛水艇》里有兩首歌與別不同。首先是Eleanor Rigby，由弦樂而不是電聲樂器伴奏（弦樂主要由斷音組成，由監製喬治·馬丁所作），這首歌唱利物浦乃至全世界孤苦伶仃的「畸零人」的歌，本來從屬於前一張專輯《左輪手槍》，但卻是喬治·杜寧極其出色的波普藝術風動畫讓它深入人心。

波普藝術本來是帶有對消費社會強烈諷刺的藝術，只不過在九十年代中國才變成了犬儒自嘲的賤笑藝術。呼應Eleanor Rigby歌詞里兩個隔閡的、無從救贖的生命（教堂清潔婦Eleanor Rigby和神父Father McKenzie），隨著澎湃而凄厲的弦樂（八支提琴），諸多英國元素以荒誕的形式蜂擁而出，就像其中那些面目一致的足球隊員不斷重複的動作一樣令人不安。

就像艾略特在《荒原》里所寫：「飄渺的城，/在冬天早晨的棕色霧下/一群人流過倫敦橋，這麼多人，/我沒想到死亡毀了這麼多人。」電影里和現實的英國一樣充滿動作麻利趕去驅動這個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發條的人們，像極了幽靈但不是幽靈，毀掉他們的不是死亡是生活——此時的色彩斑瀾異於《黃色潛水艇》別處的色彩幻覺，毋寧說那是一種襤褸。

歌曲中是兩個被六十年代迷幻天堂所遺忘的人之死，也是被六十年代理想青年的快樂至上主義忽略的現實底層之死。最後死蔭降臨在每一個人身上：

Father McKenzie wiping the dirt from his hand

As he walks from the grave，

No one was saved

All the lonely people

Where do they all come from？

All the lonely people

Where do they all belong？

這是對電影里與六十年代瀰漫的、輕易的「All you need is love」的第一記耳光，或者說，它呼喚的是一種更深刻的愛。四十多年後，我去到利物浦，依然看到在據說是披頭士早年演出過的藍天使俱樂部旁邊的一堵老牆上，依然寫著一條大標語：「六百八十萬人單獨生活在英國——你感到孤獨嗎？」

另一記耳光來自《黃色潛水艇》虛構的一個特殊人物「傑瑞米」。黃色潛水艇穿過「時間之海」，遇到那隻吞噬一切的怪獸，在怪獸肚子中的「無物之海」里遇見了這個新時代的知識分子：Jeremy Hillary Boob Ph.D.傑瑞米·希拉里·波布博士。他貌似什麼都懂，什麼都關注，什麼都可以用押韻的俏皮話調侃一番，但他連自己會不會說英語都不敢確定——電影最後他被披頭士救了之後，林戈問他：「傑瑞米！這真的是你嗎？」他說：「這是不是我你最好去向抓我的守衛打聽，我被他們搶走我的身分證。」

Jeremy

就是這麼一個無法確定自己的聰明人，事實上是披頭士對他唱的nowhere man：

He『s a real nowhere man

Sitting in his nowhere land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for nobody

這相當於鮑勃·迪倫早幾年唱的《瘦子歌謠》里的瓊斯先生的進階版本，瓊斯先生是恍然不覺時代在變的老古板，傑瑞米是自以為跟隨著時代在變實際上喪失了自我的時代青年——一九六八年那些弄潮兒們，包括現在懷緬一九六八的那些法左追隨者，可有在《黃色潛水艇》里的這一幕里照照鏡子？你們一不小心就變成了nowhere land上的傑瑞米，花里胡俏的理念武裝不了虛無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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