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翔：《勞工神聖：中國早期社會學的視野》

《勞工神聖：中國早期社會學的視野》

聞翔著

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

關於本書

本書對中國早期社會學的勞工問題調查、研究和理論思考進行了重訪。本書首先以1918年蔡元培先生提出「勞工神聖」為起點，勾勒了勞工進入知識分子的視野並逐漸在社會學的意義上被問題化的歷程。接下來，本書揭示了唯物史觀社會學與學院社會學兩個主要學術脈絡，指出勞工革命與勞工治理構成了這兩個脈絡不同的問題域，並對陶孟和、陳達、費孝通、蘇汝江、鄧中夏等一些重要學人和範式性研究進行了專題討論。最後，本書從學術生態史視角考察了學院體制、學術社群以及政治變遷等因素如何影響了早期勞工社會學的演變、格局與形態。

本書試圖將勞工問題和勞工研究放在學術史與當前史的雙重視野中來討論。就學術史而言，本書希望以此為切入點呈現中國早期社會學人和社會學科的整體精神氣質。一方面，勞工問題連接著知識分子的經世理想與道德擔當，只是現代的社會學者不再像傳統士紳階級那樣主要面對鄉里或地方，還要「到工廠去」，將視野投向產業組織與職業群體；另一方面，勞工研究又體現了社會學家對中國正在發生的工業轉型與現代變遷的回應，以及自晚清嚴復翻譯群學以來中國社會學「尋求富強」的根本關懷。就當前史而言，對前輩學人的重訪最終是為了回到當下，在這個意義上，本書試圖重新把握勞工問題在中國社會變遷中的位置、在20世紀中國革命中的位置，以及更為根本的、在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新的民情形態和文明結構中的位置，從而為理解當代中國的勞工問題與勞工政治提供歷史的視野、線索和現象力。

關於作者

聞翔，1984年生於安徽，社會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先後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研究領域涉及社會理論、中國社會學史、勞工社會學和教育社會學，在《中國社會科學》《社會學研究》《社會》《開放時代》等學術期刊發表文章十餘篇，出版合著及譯著多部。

專家評點

本書將勞工問題放在近代中國學術與政治的雙重視野中來理解，對中國早期社會學的勞工研究的思想源流、社會背景、概念發展、學人活動、學術影響加以全面和深入的探討。作者以沉穩筆法，對陶孟和、陳達、費孝通、蘇汝江、史國衡、田汝康等諸多前輩學人的著述和思想一一重訪，其中所體現出來的眼光與見地，足以令本書成為一部上乘學術作品。本書的出版對於中國的勞工社會學，自有其無須言說的重要意義。

——沈原（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勞工階級和勞工問題的出現，是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歷程中的一個本質現象，亦是中國如何順利完成現代轉型的關鍵議題。本書立意高遠，由勞工問題出發，卻以中國現代文明之整體構建為關照，超越了勞工社會學的一般視野。作者通過對學術史細緻入微的考察甄辨，呈現出民國時期這一領域紛繁多樣的角度、方法和視域，將與勞工問題相關涉的諸社會要素及連帶機制解放出來，為勞工研究擴展出更為豐富的想像空間、更為厚重的治學情懷，以及對於現代中國不同的理論構想。這是社會學重返總體社會研究的一次可貴嘗試。

——渠敬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目錄

導 論

第一章 「勞工」何以成為「問題」？

第二章 中國早期社會學的勞工研究——學派、視角與類型學

第三章 為共和政治探尋民情基礎——陶孟和的勞工研究及其內在理路

第四章 現代轉型與「中國化的勞工運動」——陳達的勞工研究及其理論自覺

第五章 在世界體系與地方社會之間——蘇汝江的礦區民族志與工業轉型的動力學

第六章 企業組織與社會團結——費孝通與魁閣同仁的工廠民族志

第七章 勞工政治與社會革命——鄧中夏的勞工史研究及其內在張力

第八章 中國早期社會學傳統中的「他者」——以步濟時和托尼的勞工研究為例

第九章 學院體制、學術社群與政治變遷——勞工社會學演進的生態史考察

結　語

參考文獻

文 摘

陳寅恪先生曾經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不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20世紀上半頁中國由傳統農業帝國向現代工業國家的轉型即為社會學提供了陳寅恪意義上的新材料與新問題。無論是陶孟和對勞工家庭經濟的分析，陳達對中國化的勞工治理之道的探索，還是蘇汝江對地方工業變遷的闡釋，費孝通等人對企業組織內部團結的考察，以及鄧中夏將勞工階級與社會革命勾連在一起的實踐與反思，前輩的種種著述和努力，共同匯聚成一個時代的學術潮流。本書即是對這一潮流的整體勾勒。

本書指出，這一學術潮流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蔡元培先生1918 年11 月在天安門廣場的演講。蔡元培在演講中提出的「勞工神聖」 之說，開啟了近百年來關於勞工的種種論述。就社會學而言，「勞工神聖」不僅是早期社會學家認識勞工問題的前提與起點，也成為其根本的皈依和旨趣所在。當然，這一學術潮流中最主要的兩個幹流，學院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對「勞工神聖」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在前者看來，所謂「神聖」，指的是勞工及其各種組織形態構成了「社會」的重要內涵，乃至共和政治的民情基礎；而在後者看來， 「神聖」更在於工人階級作為歷史主體與擔綱者，承擔著社會革命的歷史使命。

正因為以上分野，學院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勞工研究形成了「治理」與「革命」兩種取向。學院社會學試圖在共和政治的既定框架內來定位勞工問題，完善勞工治理，希望通過對勞資關係的調節，來改善工人的處境和地位。而馬克思主義者則以決絕的姿態追求徹底的社會改造與生產關係變革。在他們看來，社會革命既是唯一和根本的出路，也是歷史進化的必然規律。正如陳獨秀所言， 「社會主義要起來代替共和政治，也和當年共和政治起來代替封建制度一樣，按諸新陳代謝公例，都是不可逃的運命。」 ②

儘管立場和取向不同，但無論是學院社會學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其勞工研究的視野始終在理想與民情、觀念與經驗、歷史與當下之間不斷循環往複，而現代中國勞工問題的複雜性，及其社會、經濟與政治的諸面向，正是在這樣的視野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現和展開。

就社會的面向而言，勞工問題與社會失范的關係始終是社會學研究的核心關切。塗爾干曾經針對19 世紀法國的失范狀況慨嘆，「經濟的進步實際上主要是使各種工業關係擺脫一切限制」③。而中國早期社會學前輩的思考和努力正是試圖探索，如何將新興的工業關係置於社會的規範之下，如何在勞資分化或工人內部分化的背景下重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聯以及社會團結的微觀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史國衡筆下昆廠中涇渭分明的工人區隔，與田汝康所描述的內地女工之間如家庭團契一般的姐妹情誼，都不過是現代工業社會中團結危機的一體兩面，前者表明在現代工廠中由於技術等區隔無法形成基於產業組織的「契恰」關係，後者則表明女工自我放逐於家庭之外，而在工廠中尋找個體的解放與共同體的團結。兩者的共同意涵在於，工業化不僅是一個工業建設的問題，也是一個如何重建社會團結的紐帶的問題。而陶孟和關於城市舊式手工業者的研究，則恰恰凸顯了在脫離親緣與地緣等傳統社會紐帶的保護之後，勞工家庭的生計及其再生產的困境。再將目光轉向工人組織，我們看到，步濟時所討論的傳統行會的式微揭示了原本維持其內部的凝聚與整合的傳統宗法制精神在現代情境中的失效。與此相呼應，陳達的工會研究，則揭示了工會作為一種移植而來的新的組織形態水土不服，難以得到普通工人的理解和認同。

就經濟的面向而言，勞工問題始終被放在中國工業化的實踐形態和具體過程中來呈現和分析。例如，蘇汝江關於箇舊礦區的民族志，一方面刻畫了工礦企業中「把頭包工制」的獨特製度安排，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在世界體系與地方社會之間，工業化轉型的動力及其限制。方顯廷等人關於華北地區的鄉村工業（以高陽為代表）和城市工業（以天津為代表）的研究，則揭示了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並非對西方工業體制的移植所能簡單概括的，而是有其獨特的模式和機理：在鄉村是普遍盛行的「商人僱主制度」，在城市則是將舊式手工業作坊的生產組織與現代工廠的紀律規訓所雜糅在一起的「小業主制」。勞工問題亦在不同的組織與制度安排下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就政治的面向而言，社會學家的研究表明，對勞工問題的討論不能淪為抽象的觀念政治，而是要始終落在民情與社會的基礎之上。陳達對於勞工立法的現實適用性的討論，就闡明了「中國化的勞工運動」並非依靠理想化的制度主義實踐即可實現。而鄧中夏關於職工運動的歷史敘事及其內在張力，則意味著勞工政治並不僅僅是以革命激情為唯一動力的勞資戰爭，而是有著更加複雜的社會與文化上的根源。

美國進步主義時代的社會研究者費齊在其名著《鋼鐵工人》的開篇說，對鋼鐵工人的調查，「不只是關於『勞工問題』的調查，不惟關乎『工作時間和工資』，也超越了『僱主和工人關係』的問題，而是對民主制原則的一個考察」。④也就是說，其調查從根本上要回應的正是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的經典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早期社會學的勞工研究，也並不是或不僅僅是關於勞工問題的研究，更是關於中國問題的研究。無論學院社會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都將勞工問題視為理解和解決現代中國的危機與出路的一個樞紐性問題。

正是通過他們，我們才能夠看到，現代中國如何從過去出發，一步步地抵達我們今天的所在。在這個意義上，前輩學者的努力和所奠定的學術傳統正是我們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對傳統的接續和再造也是社會學真正中國化所必須要完成的前提。

2000 年，費孝通在談到社會學重建時曾說過一句著名的話：「經過了二十多年，事實已證明一門學科揮之即去是做得到的，要呼之即來卻不那麼容易。」⑤所謂不能「呼之即來」，其深意或許在於，我們今天固然可以在「學術史」的意義上重新找回我們的前輩，但卻可能只是在宗廟的祭祀儀式中給他們安放一個位置，而不一定能夠充分理解和傳承他們所代表的學術傳統和精神氣質。在為新近出版的《現代社會思想叢書》所寫的總序中，渠敬東也指出，「今日學問之興，必須首先重拾對於前代學人的父子情識」。⑥ 「情識」之說，「情」 是基礎，「識」卻是關鍵。而真正的識見，一定是反諸於己，指向我們自身所處的時代的。因此，就中國早期社會學的學術遺產而言，我們要做的工作不僅是回顧與重訪，更重要是以此為契機反諸自身，反思當下狹隘的學術分工與知識生產格局，從而重拾勞工問題的總體性意義，重振勞工研究的想像力。

①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頁。

②陳獨秀：《國慶紀念底價值》，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二卷，第179頁。

③埃米爾·迪爾凱姆：《自殺論》馮韻文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72頁。

④轉引自田耕：《社會調查的內與外：思考早期社會研究的兩種思路》，第89頁。

⑤費孝通：《補課札記——重溫派克社會學》，載《費孝通論社會學學科建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67頁。

⑥渠敬東：《現代社會思想論從總序》，載陶雲逵著、楊清媚編《車裡擺夷之生命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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