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帝國何以建立

察

古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句出自陶淵明名篇《桃花源記》的話，千百年來一直被嚮往自由、逃避皇權桎梏的人們津津樂道。

然而，千古名篇易得，與世隔絕的桃園仙境卻是實在難得，秦漢帝國對基層的把控程度，事實上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而這，也正是這個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之所以存在的基石。

對於「大一統」司空見慣的我們，或許並不覺得秦漢帝國的建立是一件多麼偉大的奇蹟，但當我們跳出地緣局限，站在旁觀者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國的這段歷史時，一切都變得不同了。

陶淵明講過一個充滿神秘感的故事：一群鄉民躲避秦時戰亂，逃入與世隔絕的桃源洞天。他們的政治時間就此停止，其後人也以為外界仍在秦朝統治之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直到一位東晉漁人懵懂地摸進這片世外仙林，桃源中人方驚世界殊。然而，不速之客造成的時間擾動並未持續多久，也未使山中遁世之所與外界連通，他自己離開之後，也無法憑藉一路所做的記號重回這片不受王化德澤的處女地。

傳奇故事裡的一句話大概當不得真，不過從陳勝開始就宣傳「天下苦秦久矣」，或許那個時代真的讓人快樂不起來。從那以後，秦朝幾乎都是以反面教材的樣貌出現，告訴世人這個曾經橫掃六合的帝國如何因為不施仁義而分崩離析，劉邦君臣又是如何以秦為鑒與民休息。

在吾國悠久的著史傳統里，最受關注的永遠都是政治得失與個人榮辱，「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帝國」好像是個奇怪問題。因為習慣了「自古以來」，當堯舜禹湯都被說成黃帝苗裔，夏商也變成萬國來朝的正統，大一統政權為何在秦代出現自然不會令人敏感。而對歷史的重視，使我們自小便知道王朝的大概次序，「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是讓人臉紅的沒文化表現，可當歷史變成純粹的知識，我們視秦漢為理所當然，為何有秦，秦後為何是漢這類問題很容易被嗤之以鼻。

如果秦漢隋唐並非某個人的本國史，這個旁觀者可能會覺得，無論是秦帝國的誕生，還是漢代對秦的繼承，絕對都算得上中國史乃至整個東亞史上的大事件。因為無論從出現時間還是統治地域來計算，秦漢帝國都是東亞史上的奇蹟。這個在公元前幾個世紀就橫空出世的龐然大物，終結了此前近千年的諸侯並立，逐漸將其治下之地糅合成只有一個政府首腦統御下的一個國家，這是其一；自秦漢帝國建立起，中央集權政體就成為此後古代中國的制度模板，這是其二；以其為核心，構築起東亞的基本國際秩序，並在其基本框架下長期運轉不滯，這是其三。

這種「從周邊看中國」的觀點，正是講述秦漢史乃至整個中國史的他山之石。上面有關秦漢帝國在幾個方面具有的特殊意義性的說法，在日本學者西嶋定生的《秦漢帝國：中國古代帝國之興亡》中剛好有集中的論述。

在我看來，這可能是這部秦漢史通論的最大特色。此書最初問世於上世紀70年代（90年代再版時的修訂並未改變該書結構），當時西嶋定生最重要的學術成果與相關觀點都已問世，他將這些看法也寫進了這部通俗著作。作為中國古代史特別是秦漢史領域的專家，西嶋講述秦漢史時並非依賴時間順序做簡單的過程敘述，而是以個人的學術思路建立起秦漢史的整體邏輯。

他的秦漢史講述邏輯，核心的問題就是「帝國何以建立」，圍繞這一基本思路，他將自己生賓士學的主要觀點作為基石，再由此出發，尋找合適的素材與事例，故而根本不會考慮那些與主旨無關的故事。

在他的設定里，秦漢時代之所以會出現帝國，並能將帝國體制延續下去，是與官僚制度密切相關的。官僚制就像屋頂的大梁，支撐著帝國的運轉。沒有官僚制，就沒有帝國之大廈，而帝國在秦漢以降能夠保持中央集權這一基本結構，也離不開官僚制的托舉。在官僚制的框架下，文書行政是其主要形式，交通網路是其施政條件，郡縣制是其內部層級化的基礎，律令制是其執政的準則。在官僚制的大梁周圍，環繞著這些具體因素，保證了帝國之大廈的穩定。

又是什麼造就了官僚制呢？如果從東周時期諸侯的並立與紛爭尋找線索，自然可以建立解釋的鏈條。不過這也許不是特別好的答案。西嶋也對在春秋戰國尋找秦漢帝國的邏輯有一定的保留，在討論郡縣制的起源時，他就明確表示了對溯源說的不認可。若我們對官僚制框架下的相關部件稍作分析，或許可以知道帝國的邏輯究竟是什麼。

文書行政並非始於秦朝，但秦始皇帝的勤政與自專是有目共睹的。據為他求不死仙藥的方士所言，「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按照王子今先生的統計，秦始皇帝每天要閱讀三十餘萬字的公文，頗為驚人。如果大臣們當面奏事，恐怕皇帝很難聆聽相當於每日三十多萬字的彙報，更遑論處理停當。但言論變為文字--特別是秦漢行政文書那樣以有效信息為主的文字，辦公效率就提升了一個量級。文書行政保證了行政效率，同時也保證了最有效信息直達天聽的可能，像秦二世那般面對趙高牽來的鹿還要困惑是鹿是馬的情況也不大可能發生。

同樣，郡縣制的設立，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君主對地方的控制權，它儘可能讓地方以中央直轄區域而非貴族領地的形式存在，令君主有對地方予取予求的可能性。交通網路的設置，也是以國都為中心和樞紐，保證各地信息源源不斷地傳向朝廷和皇帝，皇帝本人也可以主動沿著交通網路巡行各地，「遍查周天之物」。一言以蔽之，官僚制的這些相關組成部件，是為了保證皇帝總攬一切大權而設，為了保證皇帝制度的恆定，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才會成立，帝國才會應運而生。

皇帝對權力的慾望，不足以鍛造出一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的帝國。使秦國兼并六國、完成一統的，是始皇帝時代的滅國戰爭。無論是兵員的徵發招募，還是作戰物資的籌備運輸，都需來自基層社會。要像秦始皇帝那樣用十年左右的時間打若干場大戰，消滅六個最主要的敵國，地方更不可能消極地成為中央集權體制下官僚驅趕與壓榨的對象。催生了秦帝國的，除了皇帝與官僚，還有地方社會的積极參与。又是什麼力量，讓地方民眾加入到這個歷史進程中？

西嶋給出的答案，是賜民以爵的制度。在他看來，秦漢帝國控制基層社會的訣竅，就是通過賜爵，讓民眾從早期的鄉里社會成員，變成國家的一分子，成為供國家驅使、為國家服務的有用之人。秦漢時代史不絕書的賜爵行為，也成為國家一次次向地方滲透、改造地方社會的利器。賜民以爵，正是誘人以利，它使帝國的觸手在基層靈活運轉，又使地方民眾為血與火之上建立起的帝國之大廈甘心赴死。

在統治技術與其所需的物質條件不夠完善的時代，只靠官僚制顯然不足以保證這座大廈從整體上不變形，更無法保證皇帝權力不受侵害。我們也看到了漢初一改秦代的郡縣體制，以諸侯王國和郡縣並立的混合政體作為改朝換代後的政治過渡。值得注意的是，在秦漢易代之後，郡國並行的局面幾乎不再重演，此種原因，按照西嶋的解釋，是儒學國教化的作用。

所謂儒學國教化，就是禮儀祭祀、政治制度、立身行事、兩國交聘等方面都以儒家學說的相關內容為準則，實踐儒家經義，並將之條理化、秩序化和道德化。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起，儒家學說在政壇與社會均得到了足夠的關注，並日漸成為公認的真理。西漢末年，王莽作為儒學國教化的關鍵人物，基本完成了將儒家學說落實為國家制度與官方意識形態的主要步驟，此後的東漢，就是在王莽已完成的藍圖上修補調適。

過去我們總喜歡從政治的角度談道德，從道德的角度論人物，王莽也是這樣被塑造成權臣、奸雄、野心家。不過說來也巧，「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白居易在詩中將王莽與儒家理想中創設制度、制禮作樂的周公並舉，雖是無意，但王莽在扶正儒學，使之教條化、制度化方面的作用，確實堪比傳說中定下宗周制度的周公。

如果說賜民以爵是以利動人，將儒學樹立為國教則是以義化人，而二者的目的都是為了皇帝，為了至高權力。就這樣，以官僚製為梁，賜民以爵與儒學國教化為柱，帝國的廟堂終於落成。

回看西嶋為我們建構起的這個故事，帝國的誕生與最終成型的兩大關鍵，倒很像《笑傲江湖》的模式。賜民以爵，推動民眾為帝國的建立而奔走，以速戰的形式兼并天下，彷彿左冷禪式的「霸道」，以利誘人，以武壓人；而將儒學國教化，讓官民都自願樹立忠於皇帝、不與之爭鋒的觀念，則是岳不群理想中的五嶽劍派合併模式。前者追求「速」，欲畢其功於一役；後者講求「漸」，用潛移默化之法去除阻力。

問題是，以享受「怡然自樂」為目標的令狐沖該怎麼辦？

本世紀初，湖南里耶發現了一大批秦簡。在這片今天看來都屬「邊城」的湘西之地，竟在秦代就建立了統治，還留下了官僚們治理地方的證據。里耶位於武陵山腹地，很難想像竟也在帝國的腕足所及之處。

更有趣的是，按照陶淵明的設定，發現桃花源的漁人就生活在武陵。如果桃花源確有其地，里耶所在的區域也許是逃避秦禍的古人最佳的選擇吧？然而，這批秦簡的出土，似乎在問講故事的陶淵明，「桃花源里可耕田」？

——　ＥＮ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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