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學地」識別少數民族？

最新 05-25

這是「劉愚說書」的第

033篇書評

全文約4500字，認真閱讀需要7分鐘

為什麼中國會有55個少數民族？為什麼不是5個，也不是400個？

世代相襲，定居某地，不說漢語，穿「民族服裝」，性豪爽、擅歌舞、嗜飲酒，就是少數民族嗎？

恐怕今天仍有不少人相信，少數民族就是這個樣子的。不僅如此，相當數量的人還認為，少數民族是自然而然形成，自古以來就已經存在的。屬於該民族的成員，具有血緣聯繫，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共享一套文化特徵。在學術上，這被稱為族群原生論（Primordialism），但是，它有沒有道理呢？

至少在美國學者白荷婷（ Katherine Palmer Kaup）看來，這是有問題的。她認為，中國的少數民族並不是自然形成的群體，而是國家建構的產物。

比方說壯族。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Katherine Palmer Kaup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0

在白荷婷看來，在50年代民族識別過程中，今天我們認為是壯族的群體，他們在上報自己的民族名稱時並不相同，但最後被統一歸入了「壯族」支系。

而且，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壯族歷史，並不像壯族人自身或者國家所書寫的那樣，具有完全一致的共同文化和歷史來源。例如，僅僅就「壯族是世居民族還是移民群體」這個問題上，壯族研究者的答案也都不盡相同，可歸納為三種說法：

（1）壯族是從廣西以外的地區移民過來；

（2）壯族是廣西當地的世居民族；

（3）壯族是早先外來移民和廣西本地人通婚後逐漸形成的民族。

在壯族來源說法都不統一的情況下，說壯族自古以來就是同一個民族，顯然令人生疑。即使今天來看，被稱為壯族的人群，其內部也具有語言文化方面的差異。而那些不被歸為壯族的人群，卻也有著和壯族相通的語言和類似習俗，比如貴州的布依族和廣西北部的壯族。

那麼，壯族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呢？

對比於族群原生論，白荷婷的觀點在族群研究中屬於建構論，這種觀點強調，某些族群是歷史的、流動的，受外部環境，尤其是政治因素影響而形成的。

白荷婷指出，49年以後，國家在識別壯族時，包含有很多政治考量：比如邊疆治理問題，比如依據歷史經驗，防止地方勢力過大從而威脅中央權力的問題。這就需要國家做出整體設計，以一個集體的民族名義，讓地方的少數群體對國家保持忠誠。所以，國家精心設計了壯族的身份，以便於管理和控制廣西。並且，為了加強壯族的身份認同，官方還專門編撰壯族的民族歷史，收集整理壯族的神話和民間故事，以便從歷史和文化兩個兩方面強化壯族的身份認同。

對於「壯族」這事，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中這樣寫道：

「回憶五0年代之末，我正襄贊李宗仁先生撰寫其回憶錄時，告訴他說，廣西今日已不是個省，而是「壯族自治區」了。李公竟不知「壯族」為何族。我書人旁加童的繁體僮字以示之，李宗仁先生，這位廣西王，竟不知「童族」，住在廣西什麼地方。而當時北京公布，壯族為中國第一大少數民族，有人口六百萬，云云，而李宗仁不知也，豈非滑稽哉？」

1960年拍攝的電影《劉三姐》

電影中的劉三姐身份是壯族民間傳說中的歌仙

然根據清人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

劉三姐應為漢人

劉三姐到底是壯族還是漢族，仍有爭議

從中國近一百年的歷史來看，白荷婷的觀點好像很難直接被反駁。

按照清末立憲派的「五族大同」設想，「漢滿人民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加上漢人，國民群體的劃分的確就只有五個。後來孫中山發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正式提出「五族共和」，也仍然是漢滿蒙回藏這五個民族的事。

民國時期，長期在西南地區進行調查的民族學家江應樑先生就曾指出:

「今日之中華民族，絕對不是以一般所謂之漢民族可以概括一切的，也不是如一般所謂之漢滿蒙回藏五族可以概括一切的······今日之中華民族，實是整個的，同一的，而無所分歧的。能對於中國領土中全部民族的各個分子均有一個徹底的明了認識，方能說得到了解我們自己，方能說復興中華民族之道。」

當時像江應樑一樣，進行民族分類工作的知識分子還有凌純聲（留法）、芮逸夫（留美）、岑家梧（留日）等等。他們大多接受過國外的高等教育，無論是用科學儀器角度測量人體特徵，比如頭顱、發色、膚色、身高等等，還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辨識少數群體的語言，並根據差異程度分出語系、語族和語支，所採納的依據都是當時最先進的西方學科知識體系。

總之，從晚清開始，由於西方的衝擊，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迫切需要建立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為中國各地操持不同語言、擁有不同習俗、信仰各異的人口進行識別分類，並整合進中華民族這個統一體中。

不過，中國為什麼會從5個民族，拓展到了50多個民族呢？其他少數民族是怎麼來的呢？

49年以後，新政權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一種新的、極度重要的政治制度設計，需要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因此，對全國人口進行普查，識別並確認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民族尤為必要。從1950年到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組織訪問團到西北、中南、西南三個地區訪問中國的少數民族。所謂少數，是針對數量上少於漢人的群體而言。

費孝通在《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中也曾提到：

「中央訪問團的任務就是要親自拜訪各地的少數民族，摸清楚它的民族名稱（包括自稱和他稱）、人數、語言、和簡單的歷史，以及他們在文化上的特點（包括風俗習慣）。」

但這馬上帶來了新問題——上報的民族種類繁多，且標準不一。到了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束時，忽然就有了400多個民族，僅雲南省就有260多個自報的民族。

在這些自報民族中，有些民族甚至只有一個人；有的民族是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但上報成了幾個民族，比如彝族中多數自稱「聶蘇」或「諾蘇」，還有一些支系自稱「阿西」、「撒尼」、「子君」等，以此上報，就會有好幾個民族出現。

還有，生活在不同地區，語言、風俗和信仰都非常不同的民族，在上報自己民族時卻採用同一個辭彙稱呼自己。比如湖南、湖北兩地有自稱是土家族的少數民族，但他們語言和風俗其實有著很大差異；再比如，後來被識別為彝族的族群中，也有自稱為「土家族」的。

400多個民族對新的制度設計帶來了棘手的麻煩：依照名從主人的民族分類，有的民族只有不到100人，有的甚至只有1個人，如何自治呢？而且大部分少數民族都分布在西南邊陲。這麼少的人數，又地處邊疆，遠離政治中心，如何能代表中國大部分人的利益呢？

因而，民族識別成了一個重要任務。

於是，離1954年9月僅有6個月的時間情況下，政府成立雲南省民族識別小組，再次派民族學家和語言學家前往民族情況最為複雜的雲南調查。這個識別小組中，以社會學家林耀華、語言學家傅懋（Mào）勣（Jī）和歷史學方國瑜為主，加上地方幹部、專家，有46人。

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墨磊寧（Thomas Mullaney）在《立國之道：現代中國的民族分裂》這本書中指出，民族識別過程中，中國的知識精英在科學/社會科學知識的指引下，對「少數民族」所做的分類實際上並不那麼客觀全面。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Thomas Mullan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五十年代的中國，幾乎處處照搬蘇聯，但在民族識別這件事上略有不同：事情學蘇聯，但做法則是中國式的。

當時，斯大林已經對民族做了定義：「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簡言之，就是四個共同要素：語言、地域、經濟、文化。

可是，這個定義是斯大林根據「歐洲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所形成的民族總結的，與中國的現實情況不符，中央訪問團在實際調查時曾將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作為參照，但並沒有按照它去進行民族識別和分類。

比如，我們知道廣東的漢人說粵語，福建的漢人說閩南語，如果不了解語言學知識，我們會認為兩個群體所說的語言並非完全相同（實際上是漢語下的方言變體），但我們不能說他們都不是漢人。又比如「共同地域」這個要素，西南地區許多少數民族都聚居在一起，他們一部分也會說漢語，但我們也不能據此認為他們都是同一個民族。

識別小組參考了英國軍官亨利· 戴維斯（Henry Davies）的民族語言分類法，對雲南自報的260多個民族進行識別和分類。早在戴維斯的著作《雲南：聯結印度和揚子江的鎖鏈》（Yü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中，他將雲南的少數群體分為孟-高棉語系、撣台（泰）語系及漢藏語系，這樣的群體大約有20-30個。戴維斯的分類避免了因為膚色區別而帶來的種族歧視，顯得更為「科學」。

墨磊寧說，戴維斯的民族語言分類法至關重要：

「一度被奉為民族分類指導範式的語言學模型對識別計劃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識別小組把語言學模型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僅在必須證實或修改這一模型時，才開展田野調查。」

整個民族識別工作，很大程度都是依照戴維斯的語言分類法來進行的。費孝通總結道：

「1954年確認了38個少數民族，1965年確認了15個少數民族，1982年又確認2個少數民族，至此一共確認了55個少數民族。加上漢族,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一共有56個民族。」

至此，中國到底有多少個少數民族？這個問題似乎有了準確而科學的答案。

對於識別小組的工作，墨磊寧稱這些民族學家和語言學家是「國家的眼睛」。是他們「教會了這個國家如何以分類的眼光看待族群」，而在那時，「不成熟的中國政府只能藉助其社會科學顧問的眼睛來觀察世界，從而定位自身」。墨磊寧認為，這些知識精英繼承了民國時期學者們的學術脈絡，在民族識別以及49年後新政府「早期治理中扮演的角色，遠比通常想像的更重要」。

從最開始的「名從主人」不干預政策，到社會科學學術上的分類，知識精英所做的不僅僅是學術探討：他們在學術上的結論變成了國家政策，從而對現實產生了重大影響。

費孝通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中寫道：

「各民族人口從1964年普查到1982年普查均有增長，少數民族總人口增長68.42%，平均年增長率2.9%，高於漢族（分別為43.82%及2.0%）。增長最多的是土家族，18年中增長4.4倍。這很明顯，並不是出於自然增長，而是由於在這幾十年中大批以前報作漢族的改報了土家族。這種情形，在其他少數民族同樣發生。」

費孝通（1910-2005）

社會學家、人類學家

1988年，費孝通在Tanner Lecture上發表

《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

從道理上說，諸多不同信仰、語言及文化的群體/小共同體，合而為一個國家時，首先應該強調所有群體/小共同體對國家的共同認同。在現代社會，這表現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意識。不管你是穆斯林、基督徒還是佛教徒，或普通漢民，彼此都是國家的公民。在國家公民身份之上，不應該再強調民族身份的差別。

這在傳統中國，被稱為「改土歸流」，即少數民族被納入帝國版圖時，要淡化他們的「少數民族」特殊身份，強化他們與帝國其餘人群一體的身份。

在民族識別工作上，知識精英作為「國家的眼睛」，做的工作恰好反其道而行之：「改流歸土」；將原來一體的人群，用所謂學術的「精密方法」，硬生生的區分出彼此，並通過國家之手，刻意強化他們與國家主體人群即漢族的區別。

比如社會學家馬戎教授在《中國的民族問題與 20 世紀 50 年代的「民族識別」》就曾指出，根據據 1953 年 7 月桂西壯族自治區民族工作隊實地調查的材料，「可以看出在一個地區民眾族屬的具體認定工作中，存在著一定的偶然性和主觀程度」。這份資料中記載了如下案例：

「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民族，如參加桂西壯族自治區成立大會代表潘德茂說：我去參加開會是以瑤族身份為代表， ……其瑤族的根據，我也不懂，以後我做代表回去，也跟著宣傳是瑤族。因此，樂堯山區群眾說自己是瑤族是由此而來的。這次到縣參加學習的積極分子也說：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族，政府給我們定什麼民族，我們就定什麼民族。」

所謂民族識別問題，放在現代語境，其實就是每一個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都要遇到的多元化問題。同一個社會，不同人群之間，可以區分的屬性太多了：除了民族身份，還有信仰的不同、偏好的不同（同性/異性戀）等。處理人群的多元化，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功能。而處理的方法，其實也簡單，不管有多少屬性，與國家的關係就是一種：公民身份。

顯然，在公民身份之上，隨意添加或強調民族身份，加劇甚至創造了人群的割裂，對於未來國家治理必有隱患。

知識精英，如果「有幸」作為國家的眼睛，應當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尤其要將學術與政治嚴格區分。以學術為志業，無論研究人群的民族身份或者其他社會屬性，可以大膽假設、不厭其煩、探究到底。但若引入政治，卻不能不慎重又慎重，必不能以自己之學術成果成為政策而沾沾自喜。

為吾國吾民計，那些危險的政治理想，則應當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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