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獻給秦孝公的帝道、王道、霸道，究竟有何區別？

原標題：商鞅獻給秦孝公的帝道、王道、霸道，究竟有何區別？

作者：最後的浪人。

帝道、王道、霸道之別，是戰國中期方始誕生的話語。

所謂「帝道」，如上古堯舜讓國之事，未為信史。但戰國中期，平民學術興起，尚賢讓國的「帝道」，確曾是一時時尚。

如趙武靈王讓國於其子惠文王，而自出為將，如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宋康王讓國於宋元，大致都發生在同一時代，可見當時之風尚。

秦國書籍《呂覽》也有秦孝公讓國於商鞅，有「堯舜之義」，商鞅避而不受，得「許由之名」的說法。因此後來秦惠文王必誅商鞅而後快，並非只是汲汲於舊怨，而是商鞅確實對其君位有重大威脅。

商鞅

秦孝公、趙武靈王，是當時後世公認的雄主；燕王噲和宋康王后世雖有惡名，然同時代諸子著作，皆以為英主。宋康王以區區之宋，伐齊、侵楚、破魏，與強秦對等締盟，事功亦煊赫一時，至宋元出奔導致宋國內亂，始為齊楚魏三強聯兵所滅。

當時情勢，則周制以親親為禮法之根基，一姓之國，公族、士卿盤根錯節。讓國之舉，對舊秩序衝擊太大，必生反彈。故秦國讓國未成，尤得富強；趙、燕、宋讓國既成，其主皆不得善終。此正是因為西周宗法制之制約所致，未可據此妄斷上古堯舜讓國的真偽，但足以證明西周封建以後，讓國之「帝道」為絕無可能。

所謂「王道」，即周公創立封建宗法制，其歷史合理性，本就在於以公族士卿構成的貴族階層制約君主權力，形成類似貴族共和的體制。這種制度設計是低效的，僅僅適用於西周早期地廣人稀的城邦結構，後期就變成了國家的財政黑洞。

周公旦

這種顢頇的粗糙的分權體制，在阻止了君主肆意妄為、即價值過度耗散的同時，也妨礙了君主有效動員國力資源即集中價值，因此也令國家保持一種不死不活的狀態，在列國相爭的大爭之世已註定落伍。

所謂「霸道」的本意，乃是「伯道」。「伯」者，方伯之謂也。其特質並非恃強凌弱，而是在西周封建體系下，建立和平的諸侯國國際體系，抑制兼并、干涉篡弒、提倡國際仲裁。

實踐中，往往是主要強國獲得國際推舉，並由周天子任命為「伯」，代替周天子進行國際仲裁。主要手段乃是恢復過往固有秩序。是為歷史上的「春秋五霸」。

自齊桓公尊王攘夷，存邢、復衛、歸魯侵地始，到越王勾踐滅吳後，返楚、宋、魯之故地而終。終春秋之世，華夏體系都是一個多邊協作秩序，而非霸主的單極體系。

齊桓公

法家的本質奧秘，如《商君書》所言「利出一孔」。即由君主壟斷一切利益之來源，迫使舉國上下不得不依附於君主。

一切新生的政治主張，都是對社會弊病的對症下藥。法家這劑猛葯，針對的是春秋以來各國公族、士卿等既得利益集團尾大不掉之痼疾。

吳起在楚國捐不急之官，李悝在魏國畜敢戰之士，商鞅在秦國興軍功授爵，本質上都是從已經腐化和臃腫化的世祿世官階層進行資源再分配。

魏國早期雖稱得士，但外寬內忌，實際上還是重用公族士卿。以吳起之賢，與魏成爭相，幾至殺身之禍，蓋因魏成乃魏文侯之弟。樂羊之見用亦不長久。李悝、西門豹最後皆不得善終，足見魏國政治生態之惡劣。

吳起：

商鞅在魏國有重臣公孫座推薦，還找不到工作，肯定不是他嫌待遇太低，而是確實英雄無用武之地。後來他去秦國面試，已經是為個人功名最後一搏了。

秦國比之楚、齊、三晉等老牌強國，因為地近羌戎，得國甚晚，因此無龐大的宗族拱衛公室，其公族士卿也沒有關東各國那樣根深蒂固的政治影響力，變法改革的阻力因此也小得多。

商鞅變法的成果之所以遠大於其他各國變法，與其說比吳起、李悝、申不害等同時代的法家學者更加高明，不如說秦國確實更有法家生存的土壤。

法家就其源流來說，本就是儒家的分支，如吳起乃曾參門人，李悝就學於子夏，商鞅說秦，亦先言儒家之帝道、王道，不聽，然後方言法家之道。帝道、王道、霸道三說，試探秦孝公是真，但不是試探秦孝公的格局，而是秦孝公的口味。

秦孝公與商鞅

其實對商鞅的人品節操與格局，實不宜過分高估。他若真是那種道之不行浮於海的豁達之人，後來當秦惠文王要殺他時，他也就不會據商地起兵自立，以圖僥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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