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經濟」可能正在殺死你自身的價值！

原標題：「共享經濟」可能正在殺死你自身的價值！

2017年7月，一則「共享男友APP真的來了，上線3天註冊用戶已破百萬」的虛構文刷爆朋友圈，該文從共享單車、共享床鋪、共享雨傘等時下熱門的「共享經濟」入手，並結合中國當下大批女生處於單身狀態的現狀，隆重介紹了一款名為「共享男友」的APP。

文章在給出APP註冊頁面截圖、五星用戶評價案例的同時宣稱，「共享男友App已獲得國內多家知名基金天使輪投資，估值20億，目前已內測上線試運行，註冊用戶3天內已破百萬」。

五星評價案例

周女士是參與我們內測活動的用戶之一，對於gfo共享男友app，她給出了很高的評價：

「我和前男友是大學同學，後來因為性格不合分手。分手以後他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向我秀恩愛，屏蔽了班級群他就到我微博下秀，拉黑他微博他就讓我們共同的朋友發朋友圈幫他秀，煩不勝煩。直到有天朋友給我介紹了還在測試期的bof共享男友APP，我選了一個碾壓前男友類型的共享男友，帶著他去參加了大學同學的聚餐。從此以後前男友就在我的生活中銷聲匿跡了，感覺周圍的空氣都清新起來了。非常感謝幫助我的共享男友NJ，也非常感謝bfo給了我幫助。應用上線以後，我一定會成為它的第一批用戶！」

令人捧腹的是，該文文末有個小小的括弧，括弧里有個弱弱的說明：「本文為虛構，如有雷同，純屬牛逼！」

儘管「共享男友APP」純屬虛構，但這個設想卻在事後被很多商家利用起來：

2017年「七夕」，北京街頭出現「共享男友」服務，明確標價3元可擁抱一次、7元即可接吻一次。

2018年3月8號女神節，「共享男友」驚現北京銀座和諧廣場，一元領走你的心目男神。

2018年4月6日上午，武漢一遊樂場現"共享男友" ，掃碼可獲"李澤言"陪玩1小時。

近日，長沙某景區推出的「共享男友」陪過玻璃橋服務

隨著「共享男友」的走紅，社會各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聲音。有人認為，「共享男友」作為一種商業營銷手段很新鮮，極具市場價值；也有人認為，「共享男友」將人的情感作為計時分享的「物品」，是對現有社會倫理秩序的挑戰。然而，究其根源，所有的爭議都聚焦於「共享」二字。

共享經濟到底是怎樣一種經濟模式，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不斷發展對中國乃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共享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嗎？它將走向何方？下面請西方學術界著名共享學者丹·席勒為您傾情解答：

丹·席勒，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標杆人物之一，研究領域集中於信息資本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信息與社會等。其專著《數字資本主義：全球市場體系的網路化》、《信息拜物教》和《傳播理論史：回歸勞動》均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對信息傳播領域的分析，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界有著廣泛影響。

共享經濟是烏托邦嗎？

澎湃新聞：在上次的演講評議中，趙月枝教授提及加拿大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教授的一篇著名文章，即《自行車之後是什麼？》（After Bicycles, What?）。這篇文章寫於1970年代斯邁思訪華期間，他試圖勸誡中國當局應警惕技術的政治屬性：技術並非中立的，而是受到社會性的牽引。「自行車之後是什麼」，是一個關乎中國發展道路的寓言性問題。中國人在擁有自行車之後——也就是在解決了基礎的物質需求與溫飽問題之後，下一步應著手解決什麼？斯邁思認為應該把社會發展的重點放在公共物品和普通民眾的需求的滿足上，而不要走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私人物品、消費主義為導向的老路子。斯邁思的發問提出於改革開放之前，儘管中國政府對此從未做出過直接的回應，但此後改革開放的實踐，實際上給出了一個具體的回答：自行車之後，我們需要私家汽車！如趙月枝所言，私家車暗示的正是一種基於消費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

從斯邁思的發問回到今日中國的脈絡，如今我們再看私家汽車的發展，似乎出現了有趣的新現象。比如，Uber、滴滴的盛行，使得許多人不必自己買車，而是選擇租車或是與他人拼車。資本主義創造的租賃行業和共享經濟，似乎使得私家車又重新回到了公眾當中。

席勒：我覺得這更像是一種公關。網約車經濟不能算是公益事業，因為它實際上削減、挪用了此前在別處的收益與利潤。叫車軟體降低了顧客的行路成本，使顧客享受便宜乃至非常廉價的打車服務，但這犧牲了現有結構下服務人員的福利。司機在給顧客提供同樣的服務時，卻不再享受與以往相同的工作條件。比如在美國，Uber不會給司機購買有效的保險，不給汽車折舊提供維護，不提供任何福利。我不確定中國滴滴的情況，或許類似。

消費者主權（consumer sovereignty）所稱讚的東西，是以犧牲早期從業者的利益為代價的。這不是種可持續的模式，我想很難會有好的發展朝向。尤其是汽車行業向環境排放了如此大量的廢氣。相較私家車以「共享經濟」的名義大量投入運營，公共交通（比如火車、公交車）的共享性會帶來更大的公眾利益。從公益的角度來看，《自行車之後，還要什麼？》一文實際上已經勾勒出一幅非常清晰的圖景，追求私有商業化產品與個人化的經濟發展，不論在自然環境或是社會層面，都會將我們推往一個充滿隱患的方向。

澎湃新聞：共享經濟是一種烏托邦。事實上，很多曾經作為滴滴司機的外來人口抱怨，由於車是從滴滴那裡租來的，為了付清每天的租用費，他們不得不延長跑出租的時間，每天大約要工作15個小時。

席勒：我們曾經以為共享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但如今，它不再叫做社會主義，而是共享經濟。2007、2008年全球經濟災難之後，資本主義不再是個討人喜歡的說法，與其稱之為「商品化的新領域」，不如叫做「共享經濟」更好聽。這種共享經濟，聽起來就像是矽谷的一個公關案例。是誰發明了這種說法？我很有興趣了解一下。

澎湃新聞：許多共享經濟的平台都運作得很好，比如Airbnb（Air Bed and Breakfast）和在中國正呈瘋漲趨勢的共享單車。我的很多中產朋友都大愛Airbnb民宿，旅遊時再也不去住賓館了。

席勒：這看起來似乎是好事一樁，但同樣擾亂了此前既有的產業結構，賓館員工以及賓館的生存能力都被削減了。從公關的角度來看，這種擾亂與中斷似乎是出於一種中性、自然的力量。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這真的是對此前社會組織結構的一種破壞。對於這種情況，我們需要展開更多的討論和評估。現實或許已走得太遠，需要從政策層面做出一些收緊。

澎湃新聞：那麼您說信息革命並未結束，前述兩條線索依然在進行？

席勒：這是個大問題。如果我們繼續沿著目前的方向走，那麼不論對於全球的自然環境和政治而言都一個災難。我們目前的方向，根本不是可行的選擇，儘管它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現實。我們需要的是一條符合大多數人需求的道路，需要在政治經濟層面，教育並引導人們追求一種共享的、公共的生活（a shared common life）。你可以將這種生活稱為「社會主義」，或是別的什麼都無所謂，只要它是建立在共享公共物品之上的公共生活。對此，信息技術在很多方面都大有可為。許多人正為著這種公共生活而努力，但他們仍是少數，而且沒有掌權。當這種權力關係不斷被改變時，我們或許可以朝向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

《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網路與尼克松時代》

這是一部史料豐富的信息資本主義發展史。與以往的研究對電信消費者和供應商的關注不同，本書通過豐富的歷史檔案講述了美國政府和大型商業用戶在全球信息業政治經濟中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從郵政、電報、電話到計算機網路，美國信息資本主義的建成，是美國政府靈活的運用政策手段，將最前沿的信息活動制度化，並為盈利行業保駕護航的結果。

尼克松時代是重要的分水嶺。在應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尼克松摒棄了約翰遜政府的新政，開啟了美國電信業激進自由化的進程。面對資本主義競爭和第三世界的信息新秩序運動，美國進一步通過其主導的國際性組織將電信自由化推向全球，完成了一場史無前例的信息權力重構。在互聯網協議的爭奪中，美國主導的網際網路架構以信息自由的面貌粉墨登場，解構了以國家為中心對美國國際通信權力進行的抵制。然而，信息資本主義沒有消除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的危機，只是將其現代化了。2008年以來，尖銳的全球數字權力鬥爭開始顯現，挑戰性的力量開始出現，這場危機將會在地緣衝突中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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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luqiuxia

本文觀點資料來自

《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網路與尼克松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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