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你青春正年少

最新 05-26

「淘氣包」，你姥姥的厲害，我已經領教了三十多年，現在我要告訴你，她是一個怎樣的女子……

我的母親是個非常要強的女人，她的強是那種帶著銳氣、帶著聰穎、讓人躲也躲不開的一道光。

母親家有6個兄弟姊妹，她最小。我姥爺當時是抗日積極分子，在冀中平原打地道戰時，他出生入死，很難照顧到家裡。母親說，有一次日本鬼子要進村掃蕩，整村撤離時，家人把尚在襁褓中的她遺落在了炕頭上，逃到半路才想起，但為時已晚。幸虧那次日本鬼子沒進村，她才存活了下來。

母親說，我姥爺也是個硬骨頭，解放後讓他當銀行行長他說自己沒文化不給國家添負擔，硬要回家務農。可想而知，幾分薄田養活一大家子人，日子過得異常艱辛。最終，家裡六個孩子，只讓三兒子和最小的女兒上了學。

母親不甘心當農民，於是發奮讀書。小學在全村排第一，念到快上初中時，我姥爺推說家裡農活忙，供不起，讓母親回家務農。母親的老師聽說後，尋到家裡，勸我姥爺說，學校會有助學金，不花家裡錢，娃娃書念得這麼好，一定要讓她繼續讀下去。我姥爺想了想，覺得母親爭氣，就同意了。

後來，母親成為河圖村全村兩屆100多個讀書娃娃里，唯一一個考上鄉里初中的孩子。但這份榮耀換來的是每天30華里的上學路。30華里有多遠？相當於從昆區到東河區的距離。母親說，她是走讀生，每天天黑著就要從河圖村出發，穿過保定村、大賽村，最終抵達辛章村的中學。一路上都是高粱玉米地，瘦小的她要獨自穿過那無邊的、黑漆漆的田野，連走帶跑地奔向她心中的聖地。

母親回憶說，解放初期存留著一些反動勢力，村裡人稱他們「拍花子」的，大人們不讓孩子晚上出門，怕被「拍花子」的拍到，連命也沒了。

母親還說，上了初中，學校每個月會給她六塊錢的助學金，夠她吃飯了，從那時起，她再沒讓我姥爺操過心。

即便長路漫漫，即便危險重重，即便缺衣少吃，母親的上學路從未停歇。

後來，她考上了縣裡的高中，上學的路更遠了，要走60里路，我姥爺心疼女兒，於是給她買了一輛舊自行車，一周回一趟家補充營養；母親說，高中的助學金提高到了8塊錢，已經工作了的大哥會再給她2塊錢，這些錢除了吃飯、買本，再無富餘，已經成年的她，只能撿別人的舊衣服穿。那時候，她覺得既滿足又內疚，別的孩子都在地里流汗，她卻可以穿得乾乾淨淨念書，已經是很不公平的事了。

母親後來去南京讀了發射架專業，再後來放棄了內蒙古國防廳的工作，毅然來到包頭，最後嫁給了我父親，有了自己的孩子。自此，她就很少回到故鄉。母親是我姥爺家唯一一個讀到大學的孩子，亦是全村的驕傲。母親說，她並不是家裡最聰明的孩子，但那時候家裡是真窮啊，真供不起。

當我生下孩子後，母親居家來照顧我。偶爾，她會講起故鄉，她踩著水車，任憑清涼涼的河水淌過雙腳，流進麥田；她會講起我姥爺，一頭扎進危險的地道幹革命，不顧全家人心驚膽戰；她會講起後來的她，30多歲開始學日語、學英語，想著有朝一日教會自己的女兒；她會講起後來的我姥爺，坐著漫長的火車來看外孫女，也就是我，第一次謀面沒有貴重的見面禮，我姥爺竟然扛著沉甸甸的扁擔不敢離身，扁擔里裝滿了河北的特產——柿餅子、黑棗、白面、豬肉……千里路途，百斤扁擔，已經在姥爺的肩膀上壓出了深深的、黑紫色的溝壑。講到這裡，母親的眼睛裡噙滿淚水，我的心也不禁傷感。

如今母親升級為姥姥，人生的逆境與周折，她幾乎嘗遍，但她的眼睛始終明亮，像一朵火，照著我。我常常想，如果時間可以穿梭，衣食無憂的「淘氣包」遇到麥田奔跑的少年姥姥，她的心裡也會燃起我一般的火嗎？我想告訴「淘氣包」，姥姥的奮鬥史，是一個農民家庭傾其所有的回贈，亦是一個倔強的女孩不屈服命運的盛果。

如今，頭髮花白的姥姥依然健步如飛，總把我和「淘氣包」甩得老遠。我問，媽你能慢點嗎？她抱歉地說，小時候跑慣了，慢不下來了。

其實，母親您無需抱歉。奮鬥，已然成為您慢不下來的習慣，而我們要做的是，加快腳步跟上您。

文 | 記者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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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 | 梁晶晶審校 | 張桂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