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知識:隸書的重要作用
就中國文字和書法的發展看,隸書是一大變化階段,甚至說今日乃至將來一段時期全是隸書的時代也不為過。草書和楷書為千餘年來流行的書法,它們在形體上,由隸書衍進,固是無待多言的事實,尤其在技法上,更是隸法的各種變化。
王羲之是精擅隸書,更以其中許多筆法變化移轉到楷書和草書上最有成就的大家。事實上,自從有了他,中國的書法才形成了由他而下的一條書法大河流。
這樣,不免有人要問:「姑不論為何不談篆書,既然將書法追到隸書上,為何不從秦漢書法談起?為何不談趙高、程邈?為何不談史游、曹喜?甚至為何連再後一些的蔡邕、師宜官和梁鵠都不談?甚至連鍾繇、張芝也不談?」這一是由於材料太少,文獻不足征;二是由於這些書家的影響後來,都不及王氏大。
東漢 蔡邕《熹平石經》
唐太宗作《王羲之傳論》。他在最後論到書法的所以興起,乃是由於繩文鳥跡的樸質不足觀。這樣才去朴歸華,而有舒箋點翰的工拙之可言。在他那個時代,他已經說「伯英臨池之妙,無復余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迹」,我們今日更未有發現。論到鍾繇,他還算看到一些鍾繇的真跡,但我們今日無從得見。所以在羲之以前是很難舉例的。
那麼,又有人問:「二王真跡安在?」不錯,嚴格談起二王真跡來,凡今日所存,號稱二王的墨跡,皆有可疑,但,畢竟還有一些墨跡存下來。日本所存的《喪亂》、《二謝》、《孔侍中》、《頻有哀禍》等帖,以及我國所存的《奉橘》等三帖,至少是唐以前的摹本。以我國所存的「三希」而論,儘管有人對於羲之的《快雪》、獻之的《中秋》都表示異議,但對王珣的《伯遠帖》卻從無異辭。以這些字跡與我們後來所發現的敦煌晉人尺牘,及考古隊所發現的晉人文書、敦煌一部分的經卷、六朝碑版中的字形筆勢相比勘,無不昭然可見其血脈的淵源。何況更有大部分傳模的法帖,縱非墨跡也多資取之徑?然則,不溯源於王氏,在客觀條件上又有何更好的源頭呢?
東晉 王珣《伯遠帖》
我深覺王羲之不僅是一個精通隸書的大家,其更偉大的成就則在能以隸法來正確地、巧妙地、變化地移入楷行草書之中,成為新的體勢,傳為不朽的典範。誠然,現在的楷行草書的筆法皆由隸書變化而來,其根本方法是隸書的方法;然而,我們所寫的畢竟不是隸書而是楷行草各體書。有人主張先寫隸書再寫楷行草,我們不反對;有人主張從楷行草書上溯隸書,我們也不反對。其理由即是有了像王羲之這樣的樞紐人物。
東晉 王羲之《蘭亭序》(定武本)
初唐虞歐褚薛四大家之中,虞是智永禪師的弟子。智永無論就血緣或就書法,皆是王羲之的後裔。歐則父子二人都是從隸法來的,而歐陽詢的《定武蘭亭》,尤其傳右軍的書脈。褚是專門學右軍的,他又受法於虞歐兩位前輩。薛稷是魏徵的外孫,他專學魏家所藏的虞褚真跡,尤其努力學褚,得其神貌。這四大家無疑是屬於王右軍系統的。
李邕、孫虔禮、張旭、懷素,一般說來是繼承了晉人的。張旭和懷素在草書上說來,受張芝的影響多,但張旭的楷書《郎官石柱記》則純是右軍法則。至於李邕、孫虔禮是苦學過二王的。
顏柳二家皆從褚遂良以追溯右軍的隸法。柳公權的《復東林寺碑》幾乎完全是褚字。顏之出於褚是人人皆知的。
五代的楊凝式和宋初的李建中,皆出於歐陽詢。楊的《韭花帖》楷書又變歐法以上追右軍,而其分行布白卻下開董其昌的新局面。這二人保留了一些唐人的風格,但已漸開宋人的氣派了。
蘇黃米蔡四家,蘇黃皆力學顏真卿、楊凝式,其心意是要追右軍。米是直學晉人,意似不局於右軍,實際跳不出王家範圍。蔡是專學褚薛,因之近於顏真卿。這四家當然皆歸之右軍的雲仍遠系了。
趙孟頫起於宋末元初,但其書法竟欲超越了唐宋兩代而直接二王。這是中國書史上一段奇特的光彩。他的天資和功力,皆臻極詣,是右軍嫡乳。影響之大,不僅整個元朝書法為其籠罩,明清兩代以至今日皆尚挹其餘波。
元 趙孟頫《陶淵明五言詩頁》
明清兩代書家不少。但真知書法,影響甚大,而能多少接上一些右軍法脈的,恐怕只能提到一個董其昌。關於這一切,我們以後再為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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