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文瀾閣四庫全書》經部古籍《禮記註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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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註疏交往

《禮記》又稱「小戴禮記」，與《周禮》《儀禮》並稱為「三禮」。東漢時鄭玄為《禮記》作注，唐代時《禮記》被列入「九經」，立於學官，宋代時又被收入十三經，成為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禮記註疏》抄錄於《文瀾閣四庫全書》第109-110分冊中。

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

《禮記》又稱「小戴禮記」，與《周禮》《儀禮》並稱為「三禮」。先秦古籍中稱為「記」或「傳」的書籍，其作用是解釋經文，如《禮記》便是為解釋《儀禮》而作。自東漢鄭玄為《禮記》作注後，《禮記》逐漸擺脫其作為《儀禮》解釋之作的附庸地位，唐代時《禮記》被列入「九經」，立於學官，宋代時又被收入十三經，從此成為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

《禮記註疏》內頁

由於本來是解釋禮經的著作，《禮記》相比於其他儒家經典，成書時間相對較晚，成書過程也較複雜。據《隋書·經籍志》《漢書·藝文志》《漢書·魯恭王傳》《漢書·河間獻王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記載，《禮記》的成書說法不一：

一說西漢時傳習禮經的有十三家，其中只有戴德、戴聖叔侄二人所傳之禮流傳下來，戴德所傳《禮記》有八十五篇，稱為「大戴禮記」，戴聖所傳《禮記》有四十六篇，稱為「小戴禮記」，東漢時馬融又添入三篇，合為四十九篇；一說漢武帝時魯恭王在孔子宅壁中發現《禮記》；還有說法認為是西漢初河間獻王花費大價錢從民間收集所得。總之，《禮記》在先秦時以單篇散章的形式流傳，大約在西漢前期才逐漸彙編成書。

《禮記註疏》內頁

唐代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奉唐太宗之命撰成的《五經正義》，被視為官方致力於經學思想統一、結束六朝南學北學分立狀況的舉措。《五經正義》的編撰開啟了此後歷朝歷代動用國家力量編纂官方經學的先河。

《五經正義》中包括了《禮經正義》六十三卷。孔穎達在序中自述，此書是基於鄭玄注本，以唐初皇侃、熊安生的疏義為參考，力圖取其「章句詳正、微稍繁廣」的優點，擯棄其不符合經義本身的部分。《四庫全書提要》對《五經正義》給予了正面評價，「其書務伸鄭《注》，未免有附會之處。然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譬諸依山鑄銅，煮海為鹽」；同時也指出，《禮記》內容之龐雜恐難窮盡。

《禮記註疏》內頁

《禮記》論述了「禮」產生的基礎，「禮」的本質和意義，構想了「大同世界」的理想社會形態。它在中國思想史上享有的經典地位，使其在各個時代都可以被作為思想資源而挖掘出來，並因此煥發新的活力。比如，《禮記·禮運》篇提出：人有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有十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聖人「治人七情，修十義」，意即用禮去節制人的自然屬性（七情），發揚人的社會屬性（十義）。正因有禮，人才為人。

《六經圖·禮記圖》（清·鄭之橋編輯）

德國當代哲學家哈貝馬斯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能夠通過主體與主體之間的對話來發現我們生活中的原則。在交往理性上，人的社會屬性壓倒了人的自然屬性。能否通過社會交往來達成互相的理解，從而形成一套規範，就成為界定人類的一個標準。《禮記》中的「治人七情，修十義」的做法，也許能啟發人們在現代語境下，去重新思考「禮」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

註：本文部分圖片來自網路，如有問題，請留言聯繫。

編輯製作 | 文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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