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後，一切並非想像中那樣簡單

天下 05-26

本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編輯／日京川

??????

別雷也一再強調「革命」並不是他著力表現的對象，但頭腦中的「暴力妄想症」必然同當時的社會氛圍有絲絲縷縷的聯繫；小說人物是虛構的，培養人物頭腦里暴力思維的土壤卻來源於現實。19世紀末期，俄國的經濟與民生呈現出總體蕭條的勢頭，而社會思想卻在這一時期得到空前蓬勃的發展。據統計，誕生於世紀之交的政黨有數百個。各政黨、思想團體的行動勢必會造成整個社會的暗流涌動，而暴力革命的宣傳鼓動，也塑造了人民對歷史進程的想像，時刻牽動著俄國人的神經。

—張猛

安德烈·別雷：俄羅斯小說家、詩人、理論家、文學評論家。他的小說《彼得堡》被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認為是20世紀的四本最偉大小說之一。（維基百科）

安德烈·別雷最先是作為象徵主義詩人在20世紀俄國文學界佔據一席之地，但真正給他帶來世界聲望的卻是長篇小說《彼得堡》。別雷將1905年俄國革命前最具代表性的社會形象——貴族參政員、平民知識分子、大學生、地下革命者和姦細等——雜揉於革命前數十天的時空環境之中，而真正貫穿全篇的，卻是幾個主人公紛繁複雜的意識流動。

與以往小說相比，《彼得堡》不僅敘述方式完全不同，人物形象也完全破碎，時常可以感受到馬林內斯庫定義「現代性」時的那種說法，「現代藝術家在其棄絕過去（變得徹底"現代"）的衝動和建立一種可以為未來認可的新傳統的夢想之間受著折磨。」

《彼得堡》話劇劇照

與喬伊斯和卡夫卡等人一樣，別雷在這部小說中將「人的存在狀態」問題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俄羅斯文學評論家瓦倫金娜·扎曼斯卡婭在考察別雷創作中的存在主義意識時提出，作家敏銳地捕捉到了在19世紀後半期傳統文化觀念中「人的危機」。這部作品在俄羅斯的接受史上，很長時間以來存在著一個誤區：讀者認為別雷描述的是俄國革命的一個部分，自然而然認為它是一部歷史小說。

如果以「彼得堡」或者是「1905年革命」作為小說的關鍵詞來解讀，會發現這種檢索多半是徒勞的：文中作為地理標識的彼得堡街道、橋樑和建築的名字並不能作為這座城市存在的依據，我們既不能憑藉這些地名一窺彼得堡在20世紀初的樣貌，也無法根據網羅到的零星特徵來推測它代表的歷史事件。最令別雷感興趣的，還是處於歷史交關時刻的「人」，

是歷史背景、社會思潮和個人觀念交疊作用下流淌的「人的本質」。

1913年，別雷在給好友伊萬-拉祖姆尼克的信中，針對讀者質疑《彼得堡》與歷史真相之間的齟齬，作出了這樣的解釋：

革命，習俗，1905年等因素是偶然地、無意識地進入了情節之中。確切地說，不是革命（我並沒有涉及到它），而是一種「挑釁」，並且這種「挑釁」也只是另一種「挑釁」在牆上的投影。前一種「挑釁」是心靈上的，是我們曾經在內心裡常年背負而未曾覺察到的，以至於它突然發展成某種心靈的疾病（非臨床的），導致崩潰；整部小說是藉助象徵性的地點和時間，描寫想像意識層面中殘缺的下意識生活……而習俗、「彼得堡」，以及伴隨著小說背景某處所發生的革命的挑釁行為——這些只是所有想像形式假定性的外在服裝。甚至可以將小說就稱作《大腦遊戲》。

這個原文中斜體的詞語「挑釁」（провокация）乍看有些彆扭。要將它理解為與「革命」具有相似特徵、而在本質上又有所區別的行為，或許我們可以嘗試用「暴力妄想症」來定義它。作為一種非病理性的精神幻想，它在《彼得堡》的幾個主要人物身上表現得十分明顯。

暴力妄想症

《彼得堡》話劇劇照

阿波羅·阿勃利烏霍夫是俄國貴族官員的代表，也是整個國家機器陷入困局最突出的體現。他對於「國家幾何學」表現出狂熱的愛，「最喜愛筆直的大街」，無法容忍任何外在的無序和混亂狀況，他甚至希望「地球的整個表面都被灰暗的房子立方體死死壓蓋著，就像被許多條蛇盤纏著」，作者開篇中大量渲染他的東方血統和長相，也在強調他「入侵者」的本性；

尼古拉·阿勃利烏霍夫頭腦中交織著各種不安定成分：母親與人私奔帶來的陰影、與父親的關係、與革命者的交往帶給他的壓力、愛情的焦慮等等，他同意親自實施炸死父親的革命安排，也樂於在舞會上扮演「紅色的丑角」，因為隱去真實身份激發了他潛意識中成為「魔鬼」的願望；而在成長於貧苦環境中的革命者杜德金身上，展現出更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地下人」的特質，他沉浸在被迫害的妄想中，對暴力表現出愛恨交加的矛盾心理。

儘管超現實主義手法與生活發生了偏離，別雷也一再強調「革命」並不是他著力表現的對象，但頭腦中的「暴力妄想症」必然同當時的社會氛圍有絲絲縷縷的聯繫；小說人物是虛構的，培養人物頭腦里暴力思維的土壤卻來源於現實。19世紀末期，俄國的經濟與民生呈現出總體蕭條的勢頭，而社會思想卻在這一時期得到空前蓬勃的發展。據統計，誕生於世紀之交的政黨有數百個。各政黨、思想團體的行動勢必會造成整個社會的暗流涌動，而暴力革命的宣傳鼓動，也塑造了人民對歷史進程的想像，時刻牽動著俄國人的神經。

在《彼得堡》這部作品中，籠罩全城的暴力情緒首先表現在對整個城市潮濕環境的渲染。濕漉漉的房間和耳邊淙淙的水聲，潮濕的霧氣為「北方威尼斯」營造出不安的氛圍。作為具有強烈革新願望的革命政黨代表，平民革命者杜德金脫胎於普希金在《青銅騎士》中塑造的「小人物」葉夫蓋尼。這是一個飄忽不定的「影子」形象，他經常在黑夜出現，彷彿是一種怨恨情緒醞釀出來的幽靈。

與原詩中洪水泛濫的彼得堡相對應的，是帶有象徵意味、泛著瑩瑩綠光的涅瓦河，杜德金在黑夜裡穿行於涅瓦河上，從工人和貧民區向彼得堡官僚家中輸出恐怖主義。杜德金雖然打著正義的旗號，但他所從事的恐怖行為卻引發了他的精神危機，最終發瘋。這可以說是被「暴力妄想症」毀滅的典型形象了，與之相似的是，俄國詩人勃洛克的長詩《十二個》中也出現過一個形象——赤衛隊員彼得魯哈開槍打死了自己的戀人。

另一個具有強烈「暴力妄想症」的人物是年輕知識分子尼古拉·阿勃利烏霍夫。對於尼古拉對父親阿波羅的仇視、對消失的母親的依戀，讀者盡可使用精神分析著名案例「俄狄浦斯情節」來解讀，不過需要注意，這裡主人公要謀殺的不僅是血緣關係上的父親，它也是以父親為代表的、陳舊的國家體制。沙丁魚罐頭盒裝的炸彈構成了整部小說的一條隱蔽線索，這枚炸彈也從側面反映了尼古拉懦弱的一面，在最終引爆它之前，炸彈已經在尼古拉的頭腦中爆炸了無數次。別雷刻意凸顯了尼古拉分裂性格的兩面，一方面，他渴望家庭生活的溫情脈脈，對外部的秩序和神奇的愛情也抱有幻想；另一方面，他熱衷於突破內心的虛弱，十分渴望像自己扮演的「紅色丑角」一樣特立獨行。

這幾乎是社會動蕩時代所有年輕人的夢想，譬如謳歌革命與鬥爭、最終自殺身亡的未來主義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尼古拉雖然沒有自殺，但他內心深處的煎熬和精神上的熱病，足以令他無數次走上絕境。當炸彈在家中突然爆炸時，尼古拉陷入了完全的慌亂之中，直至暈倒在地，喪失了知覺。別雷為這個人物安排了一個充滿悖謬色彩的結局：「暴力妄想症」帶給他的夢魘正式結束，他旅居國外，從事起考古，成了一個終日閱讀古書的白髮老人，與那個披著紅色斗篷扮演丑角的年輕人判若兩人。

別雷與詹姆斯·喬伊斯

有意思的是，另一部意識流小說、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同樣以一對父子的精神歷程作為創作主線。這部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小說」的作品寫作於1914年，故事發生在1904年，也與《彼得堡》十分接近。

探究喬伊斯和別雷之間的聯繫，有一個頗有趣的歷史片段——喬伊斯在巴黎時十分熱愛俄國導演愛森斯坦的電影《戰艦波將金號》，而愛森斯坦則將別雷稱作自己的老師，並明確表示自己的電影受到了他的影響。不知這是否可以算作歷史巧合，《戰艦波將金號》也同樣以1905年的俄國革命作為題材，展現了沙皇海軍艦隊上水兵們的罷工。「波將金」號戰艦上的水兵不滿戰艦上的飲食待遇，提出罷工抗議結果遭鎮壓，全體水兵聯合起來對抗海軍將領，並贏得了當地群眾的支持。愛森斯坦十分講究拍攝技巧，譬如在表現水兵和民眾騷動時，多次採用俯拍，烏壓壓移動的人頭造成了強烈的視覺效果，隔著屏幕，觀眾感受得到暴力來臨前的惴惴不安。電影史上最經典的片段「敖德薩階梯」用時六分鐘，共切換了150多個鏡頭，軍警的槍口、滿臉血的母親、從階梯上滾下的兒童、恐懼的群像，鏡頭與鏡頭迅速更換，對暴力的想像不斷沖刷觀眾心理承受的底線。

電影《戰艦波將金號》劇照

在小說《彼得堡》中，那些人群是這樣進入尼古拉·阿勃利烏霍夫視線中的：

跑著的人們用胳膊肘推他，從商店、院子、理髮館、交叉路口，顯露出一個個黑黝黝的身形；一個個黑黝黝的身形又急忙消失在商店、院子、兩邊的大街上；喧嘩、嚎叫、跺腳：一句話——恐慌；從遠處人們的頭頂上，好像血在往外涌；發黑的煙子中不斷飄出迎風起伏的紅色雞冠狀波浪，它們像一道道跳動的火光，像一根根鹿角。

這些支離破碎的人群和象徵革命的紅色，有別於愛森斯坦在黑白電影拷貝上一格格塗抹的紅色旗幟，是尼古拉意識加工後的產品。德勒茲在評價福柯的書中，曾指出「福柯不再僅是果戈理式的檔案學者與契訶夫式的地圖繪製學者，而是如別雷在偉大小說《彼得堡》那種方式的拓撲學者：他使大腦皮層皺褶進行域外與域內之轉換，使得第二種空間中只是互為正反面的城市與大腦能相互貼合。」

《彼得堡》話劇劇照

結合別雷本人所謂的「大腦遊戲」，這種「域外」與「域內」的轉換之所以能夠實現，很大程度還是來自於20世紀初俄國社會現實的誘因。正是「暴力妄想症」攜帶的破壞欲刺激了壓抑的意識，這種「病症」在文學史催生出《彼得堡》這樣的作品，在俄國近代歷史上則促成了更為舉世震驚的變化。

事實上，作家本人也曾忍受過這種熱病的折磨。1918年4月，在「十月革命」的余焰還很強盛之時，別雷曾創作長詩《基督復活》，作為對勃洛克長詩《十二個》的回應。像大多數俄國人那樣，他焦灼不安地憧憬著通過一把「手術刀」，換來嶄新的時代。在詩歌的結尾他寫道：「我知道：盛大的氛圍/像光芒/灑落在/你我身上，//每個人的/頭腦/被上百年/燒焦的痛苦/照亮。」

然而很快他便明白，一切並非想像中那樣簡單。社會的變動和混亂導致更為嚴峻的問題，文學藝術家的生活更加艱難。從此，他開始不斷往返於俄羅斯和國外，先前的革命熱情也彷彿頭腦中短暫升溫的幻象，最終徹底冷卻。

本文原載於《經濟觀察報·書評》，原文名為《《彼得堡》與沙皇俄國「暴力妄想症」》

《彼得堡》

（最早中譯本出版於1996年）

（俄）安德列·別雷/著靳戈/譯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