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去納粹化之基辛格親歷記

人們一直認為相較於日本，德國清除納粹化的努力更為徹底，也因此德國人對戰爭罪行的反省更為徹底。然而根據尼爾·弗格森所描述的基辛格當時在德國的「肅反」經歷表明，這一說法不乏誇大與一廂情願的因素，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在戰後德國去納粹化的努力遠非徹底，中途更是轉為以反蘇為重點。人們之所以會得出德國人反思戰爭罪行更為真誠的印象，可能更多來自德國領導人面對波蘭等國人民的真誠懺悔，而這或多或少遮蔽了去納粹化行動中的曖昧不明之處。

消滅納粹的一個巨大挑戰在於如何劃定界限。從理論上講，死硬的納粹分子和「投機分子」之間、領導人與追隨者之間、主犯與從犯之間是有明確區別的，但在實踐中這種區別卻很模糊，美軍對於納粹分子的界定標準也經歷了數次變化。

1945 年 7 月 7 日，給基辛格所在的反諜報部隊的命令是「有公職即有罪」，136 個職業被歸為強制性免職類別。1945 年 8 月 15 日，盟軍最高指揮官艾森豪威爾下令「免去納粹和軍國主義分子職務」，將反諜報部隊的職權範圍擴大到可免去商界和職業界的「納粹和軍國主義分子」，而不僅僅是在公共服務業，被認定為納粹和軍國主義分子者不僅會失去工作，財產可能也要被沒收。

同年 9 月 26 日，美軍德戰區司令克萊將軍頒布第 8 號法令，對該命令做了補充，規定從事職業屬於 136 個強制性免職類別的前納粹分子，再就業時只能從事體力工作。參謀長聯席會議第 1067 號決議設想的方案則更為雄心勃勃：要建立「一套協同系統，對德國的教育實行控制」，還要制訂一套「確定性的重整計劃……徹底消滅納粹和軍國主義教條」。

一開始，反諜報部隊特工基辛格在本斯海姆的活動還比較順利，本斯海姆是黑森一個叫作伯格施特拉塞爾的葡萄種植區里最大的鎮子。

基辛格在本斯海姆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擬定一份完整的伯格施特拉塞爾地區已知的蓋世太保成員名單，文職人員也包括在內，並開始實施圍捕。有四名蓋世太保成員先後落網，於 1947 年 3 月被送上美國軍事法庭。他們被判處死刑，並於 1948 年 10 月被絞死。

基辛格領導的 970/59 反諜報隊有 16 個人，承擔著對「工業界、職業界、商貿界和行政部門」進行全面調查的任務，「用獲取的信息作為制定消滅納粹工作標準的基礎」。當美軍第 7 軍司令命令實施旨在肅清納粹政府工作人員「救生圈行動」時，基辛格對在伯格施特拉塞爾地區全面實施消滅納粹的計劃已經胸有成竹。

然而這種激情很快就過時了。界限雖然劃定，然而對反諜報部隊特工基辛格來說，甄別罪犯的任務異常艱巨：德國人向反諜報部隊和軍政府相互揭發，曆數對方罪狀和政治信仰的材料連篇累牘。幾乎所有的前政府高級官員都跟納粹有這樣或那樣的牽連，把他們全部清除勢必引起混亂。

跨越 1945 年到 1946 年的那個冬天，大批德國前官員被清除，從而導致了政府癱瘓。在這個空前寒冷的冬天，德國公眾情緒非常低落。基辛格的反諜報隊報告說：「人們對德國的前途變得更加悲觀。沒有過冬的煤、德國被徹底孤立、得不到任何救濟，這些因素使民眾情緒異常悲觀。」從東線來的難民不受歡迎，因為他們只會加劇食品、燃料和住所的短缺狀況。

至於美國人試圖用爵士樂和電影使德國人「美國化」的做法看來也是適得其反。很多善意的德國人質疑美國人強迫德國聽眾接受美國音樂的做法，認為這不是明智之舉。由於沒有背景介紹，這些音樂常常讓德國人聽起來覺得低俗、刺耳。美國電影也不受歡迎，由於放映的影片多數是典型的娛樂片，展示的多是多彩、富裕、甜蜜、歡愉的生活，很難為衣衫襤褸、饑寒交迫的（德國）人所接受。

而最尖銳（也最傷人）的抱怨是：反諜報部隊其實就是美國版的蓋世太保。德國民族已經受夠了揭發、審訊和定罪的套路，現在以解放者自詡的美國人卻試圖對他們進行某種善意的「再教育」，這簡直太荒唐了。

克菜決定調整工作方針。1946 年 3 月，克萊將軍抱怨說人手欠缺，無法完成消滅納粹的工作。這項工作首先意味著製作鋪天蓋地的調查問卷，讓德國人對自己的不法行為按不同程度進行精確自評：主犯、罪犯、輕微犯罪者、追隨者、同情者等等。據說表格上有131個問題，其中一個是：「你曾經是納粹黨成員嗎？」可以想見，不是所有人都會完全真實地回答這個問題。

到 1946 年年中，克萊和他的同僚開始清楚地意識到，旨在消滅納粹的「救生圈行動」已經使美佔區內 1/3 的政府官員遭到解僱，這明顯與實現政權順利過渡、建立德國自治政府的目標格格不入。後來克萊把消滅納粹行動稱作他「最大的失誤」，認為它是一次「毫無希望、意圖不明的行動」，將小納粹分子和大納粹分子構築成個「令人同情的『命運共同體』」。

此外，「救生圈行動」還在真正反納粹的人當中造成不和，而美國人需要依靠這些人來確立可靠的地方領導，對付納粹的同情者、狂熱的納粹分子和那些試圖通過揭發以前的同志向美國人邀功獻媚的前納粹分子。

隨著時間的推移，納粹主義殘餘的跡象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關於消滅納粹政策本身引發公共「不安」的報告。一些德國人，其中包括一部分牧師，指責揭發行為「有悖基督教教義」，另一些人則抱怨「強制性消滅和酌情消滅之間的界限劃得太專斷，措施缺乏靈活性」。不堪重負的反諜報部隊也希望不要把消滅納粹作為一項由美國主導的政策，而要「將其降格為一個德國內部層面的問題」。

1946 年 5 月，基辛格建議將約阿希姆·格奧爾格·伯克（一個研究德國巴洛克時期文學的專家）從海德堡大學開除，因為他在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有過支持納粹的行為。他的建議沒被採納。伯克在海德堡大學一直工作到 1949 年，後來他搬到蘇占區，此後便一直在東柏林工作。

他是成千上萬沒有受到懲罰的死硬納粹分子中的一個。這些人沒有受到懲罰是因為消滅納粹的初衷讓位給了更加務實的政策，也讓位於盟軍眼中來自蘇聯的更大的威脅。

後來基辛格來到歐洲戰區情報學校教書，一開始他負責教「德國歷史與思想」和「情報調查」，後來校方很快要求他增設一門「關於東歐的課程，介紹波蘭、捷克斯各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及土耳其的背景知識和當前發展情況」。新開的這門課暗示了政策的新動向，反映了最高層的一個決策：停止消滅納粹行動，進入反蘇階段。

據說基辛格對這項新任務很感興趣。凱南、丘吉爾和奧威爾一致認為「對蘇聯的一場冷戰已經開始」，其他人不一定相信，但基辛格深信不疑。基辛格還對如何防止共產主義者進行顛覆活動提出了嚴厲的建議。他認為應該「對文職人員實行長期監視」，手段包括使用「線人」、「檢查」信件和電話通話，對「臨時工作人員」也應該「時刻盯緊」，特別是「共產黨員」，基辛格寫道：「一般來說，這個崗位不應該聘用共產主義者。必須密切留意那些對共產主義者持友好態度的人。」這樣做的目的在於「威嚇那些虛弱、儒弱和冷漠的人」，從而「將安全漏洞限制在一小撮比較容易監控的熱分子身上」。

從一個充滿激情的反納粹諜報人員，到一個充滿冷戰偏執口吻的教師，基辛格的經歷充滿表明了德國戰後去納粹化努力的虎頭蛇尾和不盡如人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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