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物案與空印案之間的必然聯繫：朱元璋的一塊兒心病

在「朱元璋對江西人印象不好，專門曉諭百姓：不關自己的事兒不許告狀」、「朱元璋對百姓的大愛與剷頭會的殘忍」兩篇文章中，我提出：朱元璋對老百姓有「大愛」，例如抑制土地兼并、提倡農業、堅決反腐敗等。然而，朱元璋對於那些對朱家政權有威脅、有影響甚至有牢騷的老百姓卻同樣也挺狠。

結果造成了「朱元璋18年統治起義百次，為啥他愛民卻造成人們的反對」這篇文章所說的結果。有人說，朱元璋殺的官很多，但問題是朱元璋殺的老百姓也不少。一個「鎮物案」就殺了幾千無辜工匠。

在「鎮物案」一文中，我們說李善長是舉報人，為何是他？薛祥待李善長舉報後曾對李善長說過這麼一句話：你今天做的事兒恐怕會對你和你的後人不利，你做得過分了。詳見李善長告密後朱元璋停止鳳陽建都，除鐵石匠外所有工匠被殺

明鳳陽中都建設圖

（1）「鎮物案」和「空印案」之間的聯繫猜想

鳳陽確實不適合建都，當時天下文臣幾乎都反對，其中劉伯溫反對最為激烈。這件案子中，最為值得懷疑的是「鎮物」是工匠們的單純所為嗎？他們有那麼大的膽子嗎？即使對朱元璋痛恨之極，工匠們有必要以身犯險嗎？

我想無論如何，這裡面不是工匠們所為，帶頭人必然是某些官員甚至高級官員，工匠們只不過是執行者，而這些官員是誰呢？

其一：部分忠於元朝的降臣，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仍然忠於「元朝」。按過去的說法就是地主階級對農民起義的極端痛恨。也許為了保命，也許為了做特工，他們選擇投降朱元璋。

不要小看「出身」問題，有些人腦袋中的「血統論」影響特別深，在這個矛盾面前，其他矛盾都不是矛盾。元惠宗北逃之時，身邊就跟著許多儒家子弟、漢族官員，這些人都是心恨「農民起義」的人，但留在「中原」的人中難道就沒有了嗎？

其二：反元起義中各種反對朱元璋的勢力。

其三：反對在鳳陽建都的官員，朱元璋在此建都勢必影響他們的利益。也即，皇帝在不在身邊，會影響到鳳陽籍官員的利益的。如果建都，對於他們自身的物質利益傷害特別大。

其四：反對鳳陽建都的官員，純粹從國家角度。例如劉伯溫等人。

在這三類人中，我認為第一類人和第三類人的嫌疑最大，而且第二年「空印案」爆發，朱元璋所針對的對象恰恰是元降臣。

一般鼓樓大多是南北向，而鳳陽鼓樓卻是東西向，它與西南六里之外的鐘樓，遙遙對峙於中都城中軸線的兩側

（2）朱元璋的治國政策傷害了不少人的正當利益

朱元璋在立國後所採用的治國政策，一方面是沿襲了元朝的一些政策，例如戶籍制度完全是照搬元朝，民戶、軍戶、灶戶等分類而且永遠世襲；一方面又對元朝的重商政策、海外貿易等改為重農政策和「官方海外貿易的朝貢體系、民間禁止海外貿易」的對外政策。

同時，元朝因為蒙古人不多難以統治廣大領土，所以對色目人、漢人精英給予了較大的地方控制權，總體上整體國家治理相對薄弱。朱元璋建國後則「嚴刑峻法」，使得在元朝享有利益的群體非常不滿。再加上元末大動亂期間的法治鬆懈，老百姓有些「自由慣了」。

因此，「自由慣了」的百姓難以認同朱元璋的「死板」治理，特別是建造都城過程中諸如不給工錢、賞賜、勞動作業特別勞累、某些可以理解的不公平現象（包括吃穿住行用、勞作多寡等）。

為什麼古代社會，一些大工程，例如修運河、整理河道等容易出現「起義」？就是因為人一對、集體的憤怒感越來越強，最終導致問題出現！

劉伯溫對朱元璋貢獻大不？但你是元降臣就是原罪，所以他死得蹊蹺

修建中都也是如此。

「鎮物案」救數千人的薛祥，逃過「空印案」死於「胡惟庸案」

「空印案」是朱元璋消除異己手段，是不是冤案比誰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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