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別激進的途徑

季我努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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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頤（1956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日俄戰爭期間俄國宣傳畫）

日俄戰爭之後，支持革命的人就多了，革命就開始大踏步地往前走，趕上了維新派，趕上了改革派。清政府這時還是沒醒悟過來，在1908年8月，統治者發出一個通緝令，事實上要通緝梁啟超，說梁啟超罪大惡極。這時候革命派說，你梁啟超天天跟我們說政府是好的，會進行改革，現在他通緝你，結果你成了他最大的對手。慈禧在1908年這時候，根本沒有感覺到形勢緊張，還耿耿於懷十年前梁啟超跟光緒皇帝在一起的維新，她沒想到把梁啟超為自己所用。這一下革命派高興壞了，通過搞改革，這是最好的方式，結果梁啟超成了最大的敵人，這是梁啟超的悲劇。這也是清王朝的悲劇，你本來就岌岌可危了，你還把一個替你十幾年在海外跟人論戰，來替這個王朝辯護的人，反而把他當成罪犯抓起來。這時候立憲派就就要求加速開國會，從1910年開始，幾次要求開國會。每次開國會都是士紳，商人占重要位置，都是各大商會的領導人。第三次開國會的時候，上海的商會副會長沈縵雲組團到北京請願，因為他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他就跟奕劻說，朝廷主動改革才能避免革命。越是富的人越是不希望社會動亂，不希望革命，而希望從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奕劻仍覺得天下還是我的，我們想做什麼做什麼，你沒有資格來要求我們幹什麼。

清政府對立憲派進行了幾次鎮壓，你鎮壓一次，就會損失一些立憲派的人。立憲派本來很溫和的，但鎮壓越激烈，他的反抗也越激烈，這時候立憲派就開始激烈化。而沈縵雲的請願被拒絕後馬上就打道回府，他覺得不能和這個政權聯繫了，他臨走之前說了那一句話我覺得特別重要，「釜水將沸，而游魚不知，天意難回，人事已盡」。他一回到上海，就領導上海商會集體參加同盟會了，上海商會本來是與同盟會對立的，現在就證明了立憲派承認自己失敗了，革命勝了，革命與改革的賽跑，革命勝利了。

清政府在1911年的時候，因為壓力很大，成立了內閣。但是他成立的內閣裡面皇族成員占絕大多數，立憲派現在更覺得你根本不想改，13個內閣成員有9個是滿族人，滿族人中又有7個是皇族的。剛才說了越是富的人越希望改革，不希望革命，於是立憲派趕緊去跟朝廷談判，說按照內閣的原則，皇族成員不能當內閣閣員，但是我們認了，皇族成員可以當內閣閣員，希望朝廷也妥協一步，總理大臣別讓皇族成員當，哪怕是個不是皇族的滿族人也行。但是朝廷的回答還是很傲慢，說你們太囂張了，說天下是愛新覺羅的，你們怎麼能來決定皇室做什麼不做什麼，你們就是奴才。

（立憲派領袖張謇）

所以這時候最富的人也覺得無路可走了。沒過多久，清政府又在自己的倒台上加了一把火，1911年5月9 日，清廷在郵傳大臣盛宣懷的策動下，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因為清政府早幾年同意全國修鐵路，但政府修著修著沒錢了，就下一紙諭令允許民間的鐵路公司修鐵路。而民間修築鐵路的股金，不僅來自紳士、商人、地主，還有農民，而且農民購買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把鐵路收歸國有以後，又不願意按照市場價去賠償，他總覺得讓你修，是讓你發財，是我的政策好，我現在就要收回，你必須聽我的話。在此背景下四川保路運動就爆發了，緊接著武昌的新軍就展開起義。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取得勝利以後，建立了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並得到了立憲派首領、富商湯化龍出來的支持。

中國當時商人是有商團，湯化龍發言號令，東南各省的商人都紛紛起來支持革命，商人的武裝都很厲害，是革命黨和商團聯合起來就開始革命了。這時候各地紛紛獨立，你看江蘇，士紳力量大，說獨立就獨立了。還有廣東，在4月份的時候的黃花崗起義，打的那麼厲害，而在這時候，商會領導跟兩廣總督一商量說獨立吧。兩廣總督說，我是清朝的官員，但我不反對你們，我自己偷偷跑了，你們就宣布獨立吧。。

獨立的省份大都是在南方，北方因為比較保守，就山西和陝西獨立了。當時整個大局還都看不清，但是山西有一個富商，本來是清政府的官員，回去開礦，又開銀票，他表示支持閻錫山，給了他大量的錢，閻錫山就在山西獨立了。商人往往要在政治塵埃落定之時才決定支持誰，而現在商人也起來革命了，我覺得反映了兩個問題，第一，商人覺得清政府氣數已盡；第二，對清政府很反感，所以我要支持革命政權。再看，清朝的漢族官員在各省紛紛獨立的過程中沒有人自殺，1850年太平軍打來的時候還有不少官員自殺、殉節，而這個期間沒有一個漢族官員自殺。

我們可以看出，從1906年改官制開始，漢族官員心裡頭是有抱怨的，因為清政府太偏重滿族官員，而不重視漢族官員心裡頭有抱怨了。清政府看到獨立的省份多了，他在10月30日一天之內連下三道詔令：允許組黨、釋放政治犯，制定憲法等。但問題是這個時候你已經完了，你再做什麼都晚了。大家都知道嚴復，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裡面說到，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他說如果早一個月做這些事情，效果就不一樣。

（四川保路死事紀念碑）

所以我們看，清政府的滅亡是他一步一步的失誤導致的，他是步步被動，他總是在下一階段才做上一階段應該做的事。甲午戰爭之後，他都不願意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說到了庚子之亂之後才開始提出預備立憲，接受政治體制改革。所以說，由於他不改革，社會矛盾積累得越來越多，而民間的激烈情緒越來越大，人們甚至覺得，我寧願和你玉石俱焚，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甚至同時魚死網破。

我總是覺得，從歷史上看，在任何朝代，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會有對政權極不滿的人存在，而這種人只要你社會制度比較好，社會比較公平，他們永遠是在社會的邊緣，成不了氣候。只有在社會矛盾積累很多，而統治者又不願意改革，不通過改革來緩解矛盾的時候，這就是梁啟超說的，給革命提供的一個土壤，信仰革命，造反的人就會越來越多，激烈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向統治者呼籲，真正地告別激進，改革才是唯一的告別激進的途徑，所以我講的這兩個多小時，實際上就是在詮釋梁啟超的一句話，「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廠。」

編輯 |雷曉凡 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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