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西南軍閥崛起簡史：他們影響了歷史走向

文史 05-26

文 | 克念

馮玉祥雖然才三十五歲，但也是北洋軍一名少將旅長了。不過除前兩年剿滅白朗流寇，他並沒有經歷過多少戰陣，因此被眼前一幕驚呆了。

很多年後，他回憶道：

「我帶隊伍出瀘州不過十里，就看見漫山遍野退下來的潰兵。……官們狼狽不堪，兵們穿著一身又破又髒的衣褲，有的光頭赤腳，有的背著槍卻沒有一粒子彈，傷兵瘸著腿，掛著胳膊，無人過問。……一路不停地罵他們的長官。……大家你推我擠，踉蹌地奔跑。」

1916年1月26日，接近農曆的臘月小年。馮玉祥目睹了西南系地方實力派成軍以來第一場勝利，也是北洋系同西南系交戰的第一場失敗。這是護國戰爭中的一幕。從政治和軍事角度來看，這場戰鬥無論誰勝誰負，都沒什麼戰略意義，

但就歷史角度來看，這是西南系軍事實力派挑戰中國最高權力的開始。

一、影響近代歷史走向的西南系

軍隊，尤其是清末民國的舊軍隊中，無論是先前的北洋「中央陸軍」，還是1926年後的國民革命軍及國軍，或者各地那些力弱心高的地方實力派，都很講究出身、源流、門閥、系統。

當然，具體劃分起來，真是花樣百出。有的是以畢業軍校為界別的，比如1920年代四川地方實力派，就以「保定系」和「速成系」來區分，前者自然指的是保定軍校畢業生，後者則指的是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出身的軍官。有的則以長官的籍貫來劃分，比如眾所周知的直系、皖系等等。

綜合而言，民國時期所有的高級軍官，基本上都可以歸類於三個界別：北洋系、黃埔系、西南系。

北洋系，可以說是認知度最高的一個軍事門閥。以袁世凱「小站練兵」為起點，發育出嫡系段（祺瑞）派和馮國璋派，又有衍生的旁支張（作霖）派和曹（錕）派。

黃埔系，其源頭則是1924年初，國民黨於廣州設立黃埔軍校，網羅天下英豪訓育之。先是東征統一廣東，後又北伐統一全國，僅僅三四年就雄姿英發，不可一世，其領袖蔣介石也就成了中國軍政第一人。所謂黃埔系者，主要指的是該軍校負責人、各級教官及頭四期學生兵。教官的出身很駁雜，如黃埔系的精神領袖何應欽，照畢業院校來講是「日本士官系」，照地域出身講，應該是「西南貴州系」。但其最後的事業根基確定於黃埔軍校，建功立業在此，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將其歸納於黃埔系。

在這個系統中，湯恩伯的歸類可謂最為勉強。他原本出身於浙軍，算是北洋系旁支的旁支；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也算是士官系。北伐軍興，浙軍整體起義投向國民黨軍，湯恩伯入軍校任黃埔六期上校教官，因此也有人說他是黃埔系。

另一個足可以同北洋系、黃埔系比肩的軍事門閥，是西南系，卻極少為人所注意。然而作為事實存在，西南系巍峨于軍界垂三十年，從清末到1949，不斷影響著中國軍事力量的演化。

西南系，其「西南」者，並非自然地理概念，而是地緣政治概念。自然地理中，中國的大西南，一般指的是四川、雲南、貴州、西藏這四個省區。清末而來的地緣政治概念中，「西南」往往指的是川、滇、黔、湘、粵、桂這六個同氣連枝、同聲相求、關係糾纏、利益交錯的軍政實體。

圖：1916年，軍閥割據的大致情況，其中桂系、滇系是西南系的主要勢力

清代的雲南貴州屬於同一政治系統，為雲貴總督統轄。四川則明為一省，暗分川渝，由四川總督統轄。但云貴，尤其是貴州，自古窮困，財政收入很低，入不敷出，一直需要財富橫溢、人口眾多的四川「協餉」。

廣東、廣西也一向同屬於兩廣總督統轄的同一政治系統；同理，貧弱的廣西也需要富裕的廣東財政支持。

湖南的情況有點特殊。該省原本在輿地和地緣上同湖北自成系統，謂之曰「湖廣」，而跟川滇黔或兩廣沒什麼歷史關係。但清末以來，湖南一直是革命思想和革命組織的發源地之一，即使比較安和保守的君憲黨人，在湖南也是相對激進。因此，近代的湖南同革命策源地廣東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具體而言，比如三番督湘的譚延闓雖然名列君憲派，卻同該派精神領袖梁啟超交情淡漠，其革命精神反而跟與之毫無歷史關係的孫中山更能相通。

湖南深受兩廣或滇黔的軍事傷害。

當時雲南或廣東的軍事實力派的政治對手，無非是內部的另一位巨頭，或是北京的北洋政府。針對北洋的軍事行動，名之曰「北伐」。粵省北伐，無非聯合廣西勢力，基本上是從韶關直接攻入湖南；黔省北伐，無非聯合貴州勢力，借道四川攻入湖南。然後以岳陽為根據地，沿長江順流而下，逐次攻擊武昌、九江、安慶、南京，如此，東南富庶之地盡入我手，天下乃傳檄可定。

所以後來無論湖南多鬧騰，多有獨立傾向，北洋軍始終牢牢控制住東西南北交匯的戰略要衝——岳陽。駐守岳陽這個全國中心的，就是袁世凱的嫡系戰將、中央陸軍第三師師長、虎威將軍曹錕。

南軍北伐，北軍南征，都要「借道」湘省。大兵過境對地方上的徵用和騷擾，遠勝於盜匪流寇。所以湖南人對於這種「借道」越來越厭惡，這也是後來長沙大搞「聯省自治」的社會基礎和心理基礎。

一個相對獨立的軍陣系統的產生和壯大，除了人才、財政、意識形態的支持，背後還要有一二位德高望重的政治人物為偶像性存在，將這一系統具體化、形象化、超然化。

廣東一向是革命黨大本營，其偶像為戮力反清二十年的孫中山及其門徒陳炯明；廣西則遠在天南，其偶像是袁世凱最重要的政敵岑春煊及其部下陸榮廷；雲南雖然僻居邊陲，但清末卻緊跟時代潮流，偶像為當地新軍創辦者蔡鍔及其恩師梁啟超。

孫、岑、梁，這三者本質上沒有什麼共同點。但在袁世凱意圖稱帝的關鍵時刻，「反袁」成了這三位精神領袖的最大公約數。

其後蔡鍔早逝，梁啟超遂失去軍事憑藉，其影響力在西南式微，雲南由唐繼堯逐漸坐大。

貴州原本就一直是雲南的附庸，其政治起落完全受著雲南政情波動的影響。唐繼堯只是滇軍管帶（營長），其勢力的崛起，就是由昆明當局派遣其擔任貴州都督而起步。袁世凱時期，各省的最高軍事長官由都督改稱將軍，其職銜相當於前清的巡撫。但是，內地有兩個省份因為經濟財政貧弱，戰略地位虛弱，其軍事首腦僅稱為「護軍使」——那就是貴州和福建。

這兩個省的地緣環境非常相似。本地軍事力量薄弱（福州是近代海軍勢力的發源地之一，但同陸軍無關），經常受「鄰居」的入侵和擠壓，比如川滇之於貴州，粵浙之於福建。

廣東的各方勢力布局，卻非常奇特。廣州原本就是革命黨的根據地，既然新軍已然「變質」，清廷只能派遣外軍入境，這就是原廣西提督龍濟光「濟軍」進入廣州的由來；這也是桂系軍隊長期壓制廣東本土力量的由來。因此，雖然廣東革命基礎深厚，社會經濟富有，教育程度頗高，軍事人才豐厚，但由於包括由濟軍開場的客軍絡繹不絕的擠壓，本地軍隊一直不能健康生長。

直到1917，時任廣東省長的朱慶瀾將自己的親兵二十營撥給孫中山，才算有了粵軍的一脈根基。但粵軍也要陳炯明帶領至閩南就食才能生存下來，才有日後的發展。後來，粵軍雖然因將官叛離而不斷分裂，但畢竟成為黃埔軍校的依託，也成為國民黨「黨軍」的基幹之一。其軍事幹部張發奎、陳銘樞、薛岳等，都是國民黨軍中的一代名將。

廣西的岑春煊也日漸年老，於六十歲以後失去了對時局的興趣和控制。而李宗仁、白崇禧等仰慕三民主義的青年將領崛起，使得岑陸等老官僚在廣西軍政界失去了偶像地位。至此，新桂系崛起。歷史竟然會反覆重演。清末，舊桂系的岑春煊是對袁世凱最有威脅的朝廷重臣；民國，新桂系的李宗仁是對蔣介石最有威脅的黨國要人。最後，李白二公竟然成為摧毀蔣政權統治的關鍵力量。

由西南醞釀成熟的力量，先而倒袁成功，逼死袁世凱；繼而北伐成功，顛覆北洋政府；再而反蔣成功，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滅亡。西南地方實力派的歷史作用長期被人忽視，而如今誰還敢說他們不重要？

圖：李宗仁、白崇禧合影

二、一切從陳宧投筆從戎開始

西南系的崛起，要從陳宧開始說起。

陳宧是突如其來準備去讀軍校的。

陳的進學歷程有點像現代人。他七歲進私塾，相當於念小學；十三歲進入府縣合辦的漢東書院，相當於念初中。不過這個「初中」他呆得有點時間長，直到十八歲考取秀才，才算畢業。

這兩年，他實現了傳統讀書人的第一步夢想：非但中了秀才，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階梯，還考取了省城有名的經心書院，得明師指點，學友切磋，更有利於今後的科舉掄才。而且，他因為歲考、科考一等，升為「廩生」，每月有了三兩銀子的生活補貼。

為了養家糊口，陳宧在暑假，跟著族叔販運魚乾進四川，在三峽那兒受到了卡口稅吏的勒索刁難。外人的欺侮，癥結就是他遲遲不得功名。或許自己真不適合科舉？但也未必，之前好幾次重要考試都成績優異。正在猶豫間，一條捷徑出現了——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了湖北武備學堂。

陳宧當時已經二十七歲，一般秀才到這個年紀還不進學，基於社會壓力和經濟壓力，不是去做師爺、教師，就是去做賬房、醫生了。而這個武備學堂是新生事物，不僅待遇優厚，且看似有政治前途。中國傳統原本重文輕武，但滿清的開國格局中，武將地位不低。且四十年前，有無數讀書人從軍同太平天國鏖戰，以軍功獲得了滔天富貴。

圖：陳宧

這個軍校是總督直接創辦，其中的優秀學員，會更容易進入高官的視野。

在這個軍校里，許多同學的年紀要比他小得多。比如雲夢縣的吳祿貞，比他小十一歲；黃陂縣的藍天蔚，比他小九歲。還好，中國原本就有終身教育的傳統，同一間科考場屋中，十六歲和六十歲的考生都有。否則，面對比他小十來歲的同學，可能還真的有點尷尬。

不過，陳宧似乎並沒有從軍校畢業，因為他有了更好的前程。湖北慣例，每十二年一次，由學政主持全省秀才考試，每府只有一個出線名額，稱作「拔貢」。獲選的考生進國子監進修，然後由朝廷授予官職。

陳宧已經棄文從武，但聽說這麼個十二年才一次的機會，不禁躍躍欲試。還真給他考中了。在德安府所有考生中，他的策論成績列第一，取得了夢寐以求的功名。

陳宧的命運軌跡總是這樣的—：幾年順暢，幾年蹇澀。他於拔貢次年就去京城參加會試，本想一鼓作氣，賈其餘勇，沒想到敗績而歸，只能進國子監繼續深造。這時正好戊戌變法，陳宧就成了新創立的京師大學堂的第一批學生。他叔祖陳學棻1860年代初就是進士翰林，一直在京城做大官，同蝸居老家讀書的陳宧沒有交集。如今陳宧拔貢進學，就也成了陳學棻的西賓幕僚。

1900年夏，庚子事變中的首都一片混亂。京師大學堂師生四散，陳宧身無分文，既不能回鄉，乃遊盪於北京街頭。陳學棻準備護駕，行前將其推薦給了軍機大臣榮祿。榮祿得知他讀過軍校，就任命他為武衛軍管帶（營長），保衛朝陽門。陳宧與敵力戰，在「都門不守，鑾輿西幸」後，他「收集餘眾八十五人，沖西直門浴血而出」，趕去保定匯合大部隊。

撤退途中，陳宧竟然「得遺棄兵餉十三萬七千兩（白銀），親至保定，以畀榮祿」——這些軍餉起碼值如今的人民幣四千萬元，陳宧完璧歸趙，錙銖不取。並且，許多京官在西行奔赴兩宮行在的途中諸多艱難險阻，多虧陳宧鞍前馬後地救護，才能免於被流寇劫殺。

這兩件事，使得陳宧名動朝野。無論其廉潔的人品、精銳的能力還是強悍的勇氣，開始為一二品大員所認知。在護駕西行途中，他還認識了同樣前來護駕的湖南布政使錫良、甘肅按察使岑春煊。

慈禧太后非常感激岑錫二位的千里赴義，分別任命他們為山西、陝西巡撫。這也是兩位大員成為封疆大吏的開始。1902年，岑春煊由山西巡撫調任廣東巡撫。沒想到當時哥老會起事，清廷急忙讓他入川應急，署理四川總督。因為需要軍事平亂，岑春煊將自己在山西編練的二營常備軍帶進成都，並擴充為四營。正在這時，廣西又有會黨造反，於是朝廷又急忙命岑氏南下廣州署理兩廣總督，兼督辦廣西軍務。因此，他走的時候，將剛剛訓練好的四營新軍都帶走了。

圖：在清朝做官時的岑春煊

與此同時，原本已經任命為閩浙總督的錫良，被急令入川，接岑氏的班。這也可見，偌大的清朝，人才濟濟，但在關鍵時刻，朝廷還真是找不到幾個有用之材。其實，這些疆臣也找不到幾個可用之材。

此時之前，陳宧在官場的靠山——他的叔祖、工部尚書陳學棻在隨扈兩宮回京的途中，病倒在潼關，然後去世。陳宧辦完喪事之後也病倒了。幸虧岑春煊對他多有照顧，但也躺了三四個月才康復。等過完年，他出發至成都。這裡，新上任的四川總督錫良等著他前去訓練新軍。

三、「湖北系」在清末潰散

1901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和湖廣總督張之洞，幾乎同時純粹用西洋方式，開始組練新軍。這也是中國有新式軍隊的開始。袁慰亭和張香帥，可謂是開了南北兵制改革的先河，清廷也一再要求各省，「仿照北洋、湖北成法」，來各自訓練新式軍隊。

到1903年，錫良任四川總督，將傳奇人物陳宧帶到成都，幫助籌建四川武備學堂。1907年，錫良又調任雲貴總督，又將陳宧帶到昆明，為組建新軍第十九鎮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轉折點發生在1909年。當時，錫良調任東北，陳宧也緊跟而去。接任雲貴總督的李經羲同昆明駐軍第十九鎮的主官關係非常僵化。於是他請教雲南講武堂的負責人李根源，後者就請他多拉進點私人進軍隊，以擴充自己的力量。李經羲深以為然。

其實，早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李根源和另一位雲南留學生羅佩金已經是革命黨雲南支部負責人。不過他們向李經羲推薦了蔡鍔，一位康梁黨人。說實話，蔡鍔的政治面目一直非常模糊。他是湖南人，而當時湖南青年的偶像都是反清意志極為堅定的革命黨領袖黃興——他幾乎是整個長江中游激進分子的精神領袖。

有一則例子可以說明蔡鍔同黃興的關係。1915年底，為反袁大局計，作為革命黨溫和派領袖黃興曾暗助困居於北京的蔡鍔逃脫樊籠，經日本赴昆明，主持西南系的反袁護國軍事行動。據說，為打消蔡鍔回滇而對唐繼堯產生的心理壓力，黃興特意給唐氏寫了封信，解釋道：「蔡只借滇軍討袁，不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發。」

蔡鍔不是黃興的門徒或部屬，憑什麼後者的這番說辭，唐繼堯會相信？而且，邏輯再往前推，黃興既非蔡鍔的領袖或上司，又憑什麼替後者解釋今後的戰略計劃？若此密函為真，那麼，蔡鍔同革命黨的關係可能遠比後人想像的要深厚複雜。

就因為總督大人的一己私念，使得李根源得以上下其手，將許多在東京參加了同盟會的革命同志引進了雲南第十九鎮。其中，蔡鍔是三十七協統領（旅長），羅佩金為其下屬，任七十四標統帶（團長），而他下面的各營管帶（營長），也是唐繼堯、劉存厚等革命黨人。

這些人表面上是上下級關係的軍官，更進一步來說，是袍澤兄弟；而究其本質，則是一心要實現反清共和理想的革命同志。正是革命組織在雲南新軍中的固化，才使得1911年昆明的「重九起義」如此順暢流利，而蔡鍔也就非常輕鬆地登上了都督寶座，成就了一世英名。但其時，雲南系的軍事實力，還是遠不能同北洋系、湖北系相抗衡。

隨後幾年湖北系的衰落，其間接原因是本地人在本地做官的不多，不能保證地方勢力能夠有效地結合凝固；其直接原因是副總統黎元洪實在太賣力，對於軍隊中稍有革命黨傾向的就痛下殺手，使得人心離散，黎氏自己也失去了穩固權力的憑藉。所謂的「泥菩薩」，完全是咎由自取。

不過從另一面看，湖北系的潰散還有更深遠的原因。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新軍為一鎮一協：一鎮就是張彪為長官的第八鎮，一協就是黎元洪為長官的第二十一混成協。然而，為了鎮壓四川保路運動，第八鎮的主要力量已經被端方帶進了四川，這才導致武昌城防空虛，革命黨有了可趁之機。

帶著湖北新軍主要兵力的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其實一路上一直在關心時局變化。武昌首義二十天內，湖北、湖南、江西、山西、雲南等省次第光復，端方的心思也「由剿變撫」，首先建議清廷處分對保路運動處置不當的四川總督趙爾豐。

這是他第二次上奏章彈劾趙爾豐了。第一次彈劾，清廷免了趙爾豐川督職務，令岑春煊接任，而命端方帶兵入川；第二次彈劾，因岑死活不願進四川，於是11月6日清廷下旨，令端方暫署川督。但是，這份詔書發到成都的總督衙門，卻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的原因，被趙爾豐扣留了。

整整二十天，端方陷入了彷徨。他接不到清廷的指示（其實詔書已經發到了成都），又深知彈壓保路運動已完全不可能。因此只能帶著一群湖北兵在成都外圍轉悠。新軍內部的革命黨的消息比端方靈敏得多。11月22日，重慶光復；27日，成都君憲派宣布四川獨立。當軍內革命黨知道這些信息後立即發動兵變，當場就將端方斬首。近一個月之後，仍盤踞川督衙門的趙爾豐面臨另一次兵變，也被斬首。

後來有人說，若端方在11月6日就接到自己代理川督的詔書，而進成都履職的話，那麼，局面會截然不同。至少，他和趙爾豐肯定不會死。

端方帶兵入川，客觀上瓦解了湖北新軍的建制。再加上黎元洪對於新軍下層革命黨的清洗，使得作為軍事派別的湖北系不復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不過，清末民初的人的心理，地域觀念之強，是今人難以想像的。黎元洪任副總統後，提攜栽培了許多湖北籍人士。更有意思的是，由於北洋系中多軍事人才而少政治人才，因此袁世凱看中了許多黎元洪系的幹部，納入自己的幕僚班子。

其中就有陳宧。

四、唐繼堯相當有「福氣」

民國四年（1915），可能是袁大總統一輩子最舒心的年份。其最大的敵人國民黨已經分裂，堅持武裝鬥爭的孫中山雖然重建革命黨，但顯然勢力不達國內。行政方面，地方統治逐漸軍政分離，一些素來跋扈自雄的老軍頭也被袁氏收了兵權，閑置於北京的將軍府養老。外交上最大的困境，就是在日本逼迫下籤了「二十一條」。但東京雖然利用因一戰而列強無暇東顧的機會鑽了個空子，袁氏畢竟拒絕承認最喪權辱國的第五章，多少為中國留了點顏面和退路。

1915年初，袁世凱似乎已經在謀划進路。他同時追封均已去世的「刺宋案」兩造——趙秉鈞、宋教仁——分別為上卿和中卿（這是文官榮銜，相當於武官的上將、中將），已透露出濃濃的「和衷共濟」「咸與維新」的氣息。

1915年，剛剛過完舊曆春節，袁世凱就命令自己信任的幕僚長之一陳宧入川。當時陳宧的職務是參謀次長，袁氏僅給他加了個兼差：會辦四川軍務。這是個不咸不淡的職務。可以說是貶官，因為陳宧曾任代理參謀總長，以此地位外放，起碼是一省最高軍政長官，而如今給個「會辦」——也就是協助辦事的二把手，怎麼回事兒？

當然，沒人真會認為這是貶斥。因為跟隨陳宧入川的，有伍祥禎、馮玉祥、李炳之分別統領的三個混成旅。這是北軍進入四川的開始，也是袁世凱一統中國的最後一記絕招。果然，陳宧剛到四川，就擔任巡按使，然後任命其督理軍務。這樣，陳宧相當於就是前清的四川總督。

更重要的是，帶兵入川的三位旅長同陳宧都有很深的淵源。陳氏在清末任新軍二十鎮統制（師長）的時候，曾將伍祥禎、馮玉祥提拔為協統（旅長）和管帶（營長）。陳氏在任代理參謀總長時期，李炳之曾在他手下任參謀部科長。這一安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袁世凱對西南系實力派，有了用兵的打算。

廣東廣西兩省，目前的最高軍政長官龍濟光和陸榮廷對中央尚算恭順。但是這兩人同北洋系素無關係。而且更麻煩的是，這二人都做過岑春煊的下屬，而岑氏可是清末袁世凱最大的政敵。現在岑春煊還算安分，但誰知道什麼時候他靜極思動，潛龍復起，挑唆這兩位舊下屬幹些什麼叛逆的勾當呢？

貴州不用擔心，該省一向唯雲南馬首是瞻。雲南才是個麻煩的根源。這個省很窮，僅比貴州稍好一點。平時財政還算能夠自給自足，但講到練兵養兵，就需要外省，尤其是四川「協餉」了。

但是，因緣際會，雲南的軍事教育特別發達，在清末幾乎形成同保定系對壘的軍事教育團隊，雲南講武堂也就成了西南系軍人的養成所和大本營。蔡鍔是滇軍系統的精神領袖，而他的精神領袖又是梁啟超。

梁啟超是袁世凱最捉摸不透的人。袁世凱曾借著梁啟超的進步黨，在政治上排擠了國民黨；又將政黨政治的活動基地——國會，給整個兒解散了。照說，梁啟超手下這些進步黨籍國會議員的金飯碗都給敲掉了。但梁氏還是不緊不慢，不瘟不火。袁世凱對梁啟超、對蔡鍔，還有對同為梁氏門徒的雲南巡按使任可澄，都越來越放心不下。

對於雲南將軍唐繼堯，袁世凱倒是沒啥疑慮，也不戒備。因為唐繼堯資歷太淺。清末駐滇新軍十九鎮官兵中，蔡鍔威望最高，任三十七協統領。唐繼堯不過是一位營長，同蔡鍔之間還隔著七十四標統帶（團長）羅佩金。

圖：唐繼堯

昆明人談及民初的滇軍將領，至今有「四氣」之說：蔡鍔的骨氣，唐繼堯的福氣，黃毓成的勇氣，羅佩金的「二」氣。唐繼堯福氣實在好。辛亥革命，昆明「重九」起義，蔡鍔「禮送」清廷雲貴總督李經羲，處死頂頭上司鍾麟同，遂自任雲南都督。隨後昆明還「輸出革命」，向滇南、滇西及四川派兵，精英盡出。等貴州也向雲南求援的時候，蔡鍔實在無人可用，「廖化為先鋒」，只能派唐繼堯進軍貴州任都督。

民國成立後，「地方自治」的呼聲甚囂塵上。許多雲南高級軍官因為蔡鍔並非滇籍，而對他有意無意地排擠。等蔡氏不安於位揚長而去，雲南軍人中地位最高就是貴州都督唐繼堯了。於是，請他回昆明任雲南都督。由小小管帶到雲南軍政最高長官，唐繼堯只用了兩年時間，這實在是好福氣。

當然，除了天生好運，唐繼堯還具備其他軍人不具備的政治洞察力，而且極為敏銳。北京政府任命陳宧「會辦四川軍務」，唐繼堯就嗅到了濃濃的不祥氣息——陳宧，是中央插進西南的一把利刃。才四天，唐繼堯便向湖南、湖北、四川、貴州、廣東、廣西的將軍、護軍使、巡按使發了封密電。其中，川黔湘粵桂同雲南同屬西南系地盤，湖北則是陳宧的故鄉。他扔出了一顆照明彈。

在密電中，唐繼堯以反對中日「二十一條」為理由，呼籲西南各省「秣馬厲兵，有備無患」。沒幾天，這些收到密電的各省軍政長官不約而同地拒絕和駁斥了唐繼堯的建議。這也是意料中事。但唐繼堯的西南系「盟主」心態，已經昭然若揭了。

戰略高手袁世凱根本不怕唐氏的任何異動。他把陳宧釘在四川，一招妙棋，堵住了所有唐繼堯們的進路。1915年，唐繼堯才三十三歲，還難免輕躁衝動。而陳宧已經四十六歲，正好是一個事業型高官風華正茂的年齡。而且，陳宧深耕西南軍界久矣。1903—1910，七年間，他在四川從事軍事教育工作，許多川籍高級軍官，如周駿、劉存厚、劉湘、鄧錫侯，都是他的學生；他還是著名帶兵官，蔡鍔、羅佩金、唐繼堯的事業基礎新軍十九鎮，陳宧擔任過統制。真可謂是「門生故吏遍西南」。

袁世凱在派遣陳宧出鎮成都時，評價道：「駕輕就熟，事半功倍。」這誠然不是溢美之詞。而且，北洋陸軍在湖南嶽陽還有曹錕的第三師駐守。西南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對袁世凱忠心耿耿的曹錕便會長驅入川，虎視滇黔，威震西南。

五、護國軍有三大先天不足

陳宧當時帶了北洋中央陸軍下撥的三支勁旅：伍祥禎的第四混成旅、李炳之的十三混成旅、馮玉祥的十六混成旅，作為統治川渝的武力後盾。其中伍祥禎兼任川南鎮守使，向南監控住外省軍隊入川的大門。

北洋時期的鎮守使，職權和職銜與前清的總兵相類，有統兵實權。其一般都由中將旅長擔當，專門駐紮於戰略要衝，監控某一地區的軍事安全。所以，雲南獨立後西南系護國軍舉兵討袁，第一戰的對手就是伍祥禎。

先是，1915年底，蔡鍔在其恩師梁啟超的誤導下倉促起兵，其政治目標為反對帝制，捍衛民國，因此稱之為「護國軍」。當然，也有坊間傳說，當時西南群豪爭論紛紛，對本次舉義的宗旨各有說法。後來，因為決策雲南獨立的會議的召開場所是昆明護國寺，所以，義軍就冠了「護國軍」的稱號。

圖：蔡鍔

這很可能只是諷刺蔡鍔的段子，但其也表露出某些實情。護國軍奉梁啟超為精神領袖，但除了蔡鍔、戴戡等幾個梁氏忠實門徒外，大部分滇黔川渝的軍官清末都是同盟會員，內心對孫中山還是更親切點。

根據確切的史料，對反袁義軍的命名問題，在座的西南系將領爭執非常激烈。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最後是「民無所措手足」。所以，要做大事，擬個恰如其分稱號，至關重要。這就是早就被現代人忽略忽視的「名分」。

蔡鍔既然是康梁黨人，其價值取向肯定頗為復古。他想模仿明初朱棣的「靖難之役」，將這次反袁討伐命名為「討逆軍」。如此，蔡鍔的內心，是隱然將雲南當成中央，將梁啟超當成即將取建文帝而代之的朱棣了。

李根源這些溫和的革命黨人提出的名字其實最佳：「共和軍」，保衛共和國體，全民共識。

但是李烈鈞等稍為激進的革命黨人不願意。最後，還是資深革命黨人呂志伊一錘定音，提出了「護國軍」這一名稱，照顧了方方面面的訴求。大家遂無異議，全票通過。

蔡鍔本身也大有問題。因做過雲南講武堂總辦（校長），故而蔡鍔在西南軍界威望很高，是西南系軍事實力派的開山祖之一。但他既缺乏實戰經驗，更缺乏統御能力。且識人不明又身體病弱。所以護國軍興，本就先天不足。

不足之一：沒有領袖。雲南的反袁護國，精神領袖是梁啟超，這毋庸置疑。梁氏有組織、有幹部、有理念，而且也有綿密的人際關係網和全盤戰略。但問題是，他遇到了清末的孫中山一直遇到的問題：缺錢。

於是就有了不足之二——沒有軍費。沒錢，怎麼打仗？所以，蔡鍔這個政治領袖，從一開始腰杆子就硬不起來。

1915年末，西南系諸將在決定雲南獨立後，決定擺脫袁世凱設定的北洋行政體制，回到民國元年（1912）狀態，恢復都督府，軍民合治，並召集省議會。誰當都督呢？

蔡鍔此次從北京回昆明，萬里之遙，但帶回的只有梁啟超給他的一大摞真真假假的電報，沒錢沒兵。所以，他必須依賴此時的雲南最高軍政負責人唐繼堯。因此，推舉雲南都督，唐繼堯毫無懸念地「當選」。

如果反袁的義軍開拔，雲南都督最多不過是個後勤部長。問題在於，整個波瀾壯闊的護國運動，尤其是護國軍組成以後，竟然沒有一位有權統轄所有事權的總司令。

於是就有了不足之三——沒有核心。只能「太公分豬肉」，搞了三個總司令，正好是反袁聯合陣線的三派勢力：蔡鍔，康梁黨人，第一軍總司令；李烈鈞，國民黨人，第二軍總司令；唐繼堯，地方軍頭，第三軍總司令。

六、陸榮廷的兒子死了

從本質上來說，護國戰爭是點綴著軍事戰的政治戰，且決勝的重要力量，「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袁世凱所憂心的，是那些老部下對於自己稱帝的態度，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這些人的翼贊極為重要。至於孫中山、陳炯明、梁啟超、蔡鍔，他根本不在眼中。

而岑春煊呢，一直是當年在朝廷的死對頭，但現在他他唯一可依靠的力量是之前的下屬陸榮廷——不過後者遠在貧瘠的廣西，也翻不出什麼風浪。何況，還有龍濟光這個「滇邊蠻子」替中央鎮住廣東。若陸榮廷「綠林流寇」膽敢叛逆，這兩位前廣西提督必然會血戰一場，誰勝誰負，未嘗可知。

然後，陸榮廷的兒子死了。

古代君王指名抽調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的兒子進京，任內廷侍衛，表面上是寵愛和提拔，實質上是羈押為人質。袁世凱在稱帝野心開始暴露的1915年夏，也效仿前人故智，召陸榮廷兒子陸裕勛為侍衛武官，即刻進京。

到1916年初，蔡鍔已經在雲南揭起反袁護國的大旗，滇軍也經貴州向四川進發。正在這時，陸榮廷給袁世凱發了份電報，替陸裕勛請假——我突然身體很不好，請大總統恩准，讓我兒子回廣西來探病吧。袁世凱令人吃驚地大度，當時就准假，特許陸公子回鄉照顧老父、

當然，人人都知道這是一場「政治三岔口」——陸榮廷在試探袁世凱的信任程度，也在表白自己對袁氏的忠誠。若袁氏不信陸榮廷，就不會釋放陸裕勛；若陸榮廷真要反袁，也不敢明目張胆要求中央放人。他只要出重金，安排一些江湖弟兄幫陸裕勛秘密逃出北京就行。袁世凱何等世故，自然一眼就看穿了陸榮廷的這兩個用意，當然也不會對他兒子再作留難。

然後就發生了一件從後來看算是比較重要的事情——陸裕勛從北京回廣西，竟然在漢口停了下來。有史料說，他在漢口病了。可是，為什麼是漢口呢？這條根本不是回廣西的路。因為當時根本沒有京廣鐵路。

清末，北京到武昌通了火車。要到十年以後，即1918年，這列火車才能開到長沙，1936年，才能開到廣州。那麼在1916年，北京回廣西正確的方式是如何的呢？

從北京坐火車到天津，在此坐船經黃海到上海稍作停留，然後經東海至香港，再換船經南海至越南海防；在此坐火車，經滇越鐵路進中國，再由公路經龍州抵達南寧。整個行程差不多要四十天。所以說，陸裕勛去漢口做什麼？

或許，他去看朋友，或許，去買東西，誰也不知道。更要命的是，他在漢口病了，而且沒幾天就死了。

現在，很多歷史學家認為，就像宋教仁一樣，陸裕勛也是袁世凱下令暗殺的。但是我們卻認為，就像宋教仁一樣，陸裕勛並不是袁世凱下令暗殺的。因為宋教仁及其基礎國民黨沒那麼重要；因為陸裕勛及其父親陸榮廷也沒那麼重要。而且，宋教仁的死激怒了國民黨，陸裕勛的死激怒了陸榮廷。這對袁世凱的大計來說，都是反作用。這兩人被暗殺的時候，恰巧是他最需要穩定的當口。

一得到兒子在漢口暴死的噩耗，陸榮廷馬上召集他麾下最為親厚信賴的二十多名重要將領，以「如有違異，飲彈而死」的毒誓，開始了廣西的反袁起義。

雲南、貴州、廣西稱兵北伐，標誌著西南系軍事力量正式開始挑戰中國的最高權力，也標誌著西南軍閥的正式成型。稍後，浙江、四川、湖南、陝西等省相繼獨立，袁世凱的生理末日和政治末日，亦同時來臨。

（完）

參考書目

《西南軍閥史》第一卷，謝本書馮祖貽主編，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北洋軍閥》，章伯鋒、李宗一主編，武漢出版社1990年版；

《中華民國大事記》，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北洋軍閥史資料選集》，杜春和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郭廷以主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4年版；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護國運動資料選編》，李希儀曾業英徐輝琪編，中華書局1984年版；

《蔡鍔集》，蔡端編，文史資料出版社195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