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給羅宗翰親寫輓聯？
咱老羅家的公眾號
天下羅氏總會
無論你在哪裡，只要你姓羅，我們都是一家人；天下羅氏一家親，天下羅氏心連心，同根同源好家風，攜手奮進共築中國夢！
羅宗翰遺照
1926年10月8日，新民學會會員，湘江學校第一任校長，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第一屆執行委員、第二屆候補執行委員，湖南省建設廳秘書羅宗翰在長沙暴瘁。羅宗翰不幸去世後，省會各界人士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為之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其時，羅宗翰的親密戰友毛澤東正在廣州，聞此噩耗後，親自寫下輓聯託人送來：「羨哲嗣政教長才竟成千古，嘆吾黨革命先鋒又弱一個」。
羅宗翰去世時，其父健在，故毛澤東的輓聯用了「羨哲嗣」，並對羅宗翰簡短的一生作了高度評價：不僅是「政教長才」，而且是「吾黨革命先鋒」。
一、出鄉關
羅宗翰，1896年11月26日出生於湖南省漣源市伏口鎮一個較為殷實的農民家庭。
兄弟姐妹五人，排行第二，「幼而穎異」，「且以篤實，為長老所稱」。從小，羅宗翰幼小的心靈里深深埋下了對舊社會不滿的種子，萌發了改造舊社會的心志。
1912年，羅宗翰15歲了。這年，清政府倒台的消息傳到了伏口，羅宗翰聞訊，十分高興，剪去髮辮，去縣城求學。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教職夏黙庵（德渥），清代兩湖書院畢業，滿腹經綸，潛心教育，關愛學生。羅宗翰在夏黙庵的教導下，迅速擴大了眼界，掌握了不少新知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經常溢於言表。
1914年8月，以優異成績考取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從此，他走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二、與毛澤東求學湖南一師
羅宗翰較強的活動能力和善於雄辯的口才，且「於校務利弊，遇事指陳，侃侃無所避」，為楊昌濟、易培基先生咸器重。
其時，袁世凱系的軍閥湯薌銘任湖南都督，他瘋狂地屠殺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革命黨人和擁護革命的群眾，督湘不到三年，被其殺戮者竟達16700多人。民眾對湯薌銘恨入骨髓，但「鉗口結舌，莫敢言國政」。羅宗翰和毛澤東、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朋友，遂「以繼續辛亥革命為幟志」，積极參加了湖南反袁驅湯的鬥爭。1916年，湯薌銘終於被驅逐出湘。
毛澤東和羅宗翰都是一師學友會的活躍人物。1917年4月，學友會改選，毛澤東任文牘部部長，羅宗翰任審計部部長。
毛澤東是羅宗翰的摯友。毛澤東在八班就讀，比羅宗翰早一年入學。兩人經常在一塊「指點江山」——談論人生，探求社會；「激揚文字」——研討學問，交流思想。兩人志趣相同，觀點相通，「感情極相得」。羅宗翰世界觀的根本轉變，革命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深受毛澤東的影響。
1917年暑假，毛澤東為了學習社會這部特大無字天書，和學友蕭子昇（旭東）採用遊學方式到長沙、寧鄉、安化、益陽等地旅行時，曾專程去伏口，到了羅宗翰家，並找來了伏口的一師七班同學羅馭雄（丹光）、十五班同學羅卓雄（菊初，禮）兄弟（人稱羅宗翰他們為伏口「三羅」）一起座談。羅宗翰向父母和妻子介紹了自己的摯友：「這就是我常說的好友毛潤之。」毛澤東向羅宗翰的雙親鞠了一躬，說：「我今天特地來參拜伯父母大人和嫂夫人，還順便看一看小侄兒（其時，羅宗翰之子羅甲凡已4歲）。」道耕先生同毛澤東論起了學問文章。毛澤東口若懸河，見解精闢獨到，道耕先生稱讚不已，直誇他是「少年英雄」，是「奇才」。毛澤東與「三羅」座談時問到安化有什麼宿學名流。「三羅」介紹說：安化後鄉有善溪的夏德渥（黙庵），著有《默盦文集》；前鄉有陳璟梅（萼初），著有《遂園文集》。羅宗翰說著還從房中拿出幾本夏黙庵、陳璟梅的著作給毛澤東、蕭子昇看，並比較詳細地介紹了恩師夏黙庵先生的有關情況（後來，毛澤東、蕭子昇到梅城時，據說特地去拜訪了夏黙庵）。毛澤東、蕭子昇聽說離伏口不遠有個用水力帶動做「香」的器具——六條香碓，便要「三羅」帶他們去參觀。毛澤東與蕭子昇在伏口停留了半天，午飯後，執意要去安化縣城。「三羅」一直把他們送到半排上的樂善亭。當時，樂善亭中間柱子上有這樣一幅紅楹聯：
劉為兄，張為弟，兄弟們分君分臣，異姓結成親骨肉；
吳之仇，魏之恨，仇恨中有忠有義，單刀匹馬漢江山。
毛澤東、蕭子昇很欣賞這幅楹聯，抄在了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上。羅宗翰還指著樂善亭旁邊的石碑向他們講述了黃國旭起義的史實，毛澤東、蕭子昇很感興趣。
毛澤東、蕭子昇在樂善亭與羅宗翰和羅馭雄、羅卓雄兄弟分手，直奔安化縣城而去。
這年暑假，羅宗翰為了啟發農民的思想覺悟，邀集第一師範安化籍同學，自籌資金，成立了宣傳隊，在伏口大沙洲上搭台演文明戲（話劇），宣傳革命道理，宣傳破除封建迷信的意義，大受群眾歡迎，觀者數千人，轟動了全縣。
1917年10月，毛澤東擔任學友會總務，主持全盤工作。羅宗翰任庶務部長。毛澤東主持學友會以後，把學生運動和社會活動結合起來，這年11月，辦起了工人夜學。他親自起草了招生廣告，並廣為宣傳，排除阻力，學校周圍的工人紛紛入學。羅宗翰滿腔熱忱地支持毛澤東的工作，並在夜學教授算術。毛澤東在11月14日的《夜學日誌》上曾記載：「甲班上課。算術羅宗翰出席，教以算之種類，加法大略及亞拉伯字碼。」羅宗翰對教學工作十分認真，並和學員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1917年11月20日前後，北洋軍閥傅良佐第八師王汝賢部約3000餘潰兵侵擾長沙，毛澤東立即組織一師同學護校，並智繳了潰兵的槍支，不僅保護了學校沒有受到騷擾，而且使長沙城內居民也少受了一次禍害。羅宗翰、張國基、張昆弟、鄒彝鼎（鼎丞）等積极參加了這次護校活動。
1918年4月，南北軍閥再戰，羅宗翰參加了學校當局組織的學生自願軍，與毛澤東、周世釗、張國基、羅馭雄等同學組成「警備隊」，保衛學校，「分夜梭巡，警衛非常」，學校得以照常上課。《一師校志》這樣記載著：「學生捍衛學校異常得力，因攝影以留念。」所攝照片上寫著「戊午上期，本校教職員學生弦歌不輟，幾不知有兵禍雲」。
羅宗翰通過參加以上各種活動，思想上來了一個大的飛躍。他認為國家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既不能主宰國家和個人的命運，還總是逆來順受，其根本原因，在於勞苦大眾缺少科學和文化，在於中國幾千年封建制度的根深蒂固，要改變此種狀況，必須從國家根本制度上來一個天翻地覆的改造。首先，必須喚起民眾，從平民教育著手。他不但致力於工人夜學，還利用寒暑假回鄉辦起了農民夜學。他組織羅馭雄、羅卓雄等20多個歸水之濱的回鄉學生，成立了《歸濱學友會》，學習一師學友會的經驗，在伏口辦了一所農民夜學，講授新文化、新思想，深受歡迎，農民群眾入學十分踴躍。他還以《歸濱學友會》名義籌集資金，支援外出讀書的羅仕錚等窮苦學子。
1918年6月，毛澤東畢業離校，但與羅宗翰仍有經常聯繫。羅宗翰眼見中華大地「連年羈旅，滿眼烽煙」，慨嘆「枵腹難醫，嘔心徒苦」，改造中國之心更是洶湧澎湃，他揮筆寫了一首《春雨》詩：
淫雨兼旬晝掩門，桃花溪水漲新痕。
浪高若得三千尺，好學乘風徙海鯤。
三、在五四運動的浪潮中
1919年4月，毛澤東從北京回到長沙。不久，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湖南人民亦迅速投入了這場運動。
5月28日，湖南省學生聯合會（以下簡稱「省學聯」）在毛澤東、彭璜（殷柏）等人及北京大學南下宣傳團回湘學生鄧中夏的推動下，進行了重組。6月3日開始，省學聯組織長沙各公、私立學校舉行抵制日貨、反對簽署賣國條約的總罷課。羅宗翰積极參加了這場鬥爭，並於此時從一師畢業了。7月7日，長沙各校師生和各行業工人，舉行了焚毀日貨遊行示威大會。7月9日，成立了湖南各界聯合會，實現了湖南歷史上第一次全省各界大聯合。全省各地相繼掀起了反帝愛國浪潮。在這些鬥爭中，羅宗翰始終是奮勇向前的。
經過革命的洗禮，羅宗翰於五四運動的浪潮中，加入了毛澤東、蔡和森（林彬）等於1918年4月14日組織成立的《新民學會》。新民學會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格」，不斷探索改造中國的正確道路。羅宗翰即成為該學會的中堅人物。
羅宗翰於一師畢業後，以其品學兼優，即「任船山小學主事，經營數月，成績斐然」。
五四運動時，為了推進新的民主教育和加強本身的團結，陳夙荒、朱劍凡、徐特立等教育界人士，於1919年6月15日發起組織了「健學會」，宗旨是「輸入世界新思想，共同研究，擇要傳播」，即輸入、研究和傳播社會主義學說等世界新思想。會員多是長沙各公、私立學校校長和教職員，何叔衡（瞻岵）、羅宗翰等部分新民學會會員也參加了健學會的活動。
五四運動在湖南，最後發展為驅逐北洋軍閥張敬堯的鬥爭。
張敬堯是安徽人，屬北洋軍閥段祺瑞系。1918年3月，直皖聯軍擊敗湘桂聯軍，張敬堯率部入湘。他夤緣段祺瑞，爬上了湖南督軍兼省長的寶座。督湘期間，他勾結帝國主義，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魚肉百姓，摧殘教育，鎮壓愛國學生運動。湖南人民日益感到，張敬堯是湖南革命發展的最大障礙。羅宗翰等「遂密結同志，謀顛覆之」。
1919年8月，張敬堯派兵查封了毛澤東任主編的省學聯周刊《湘江評論》，並封閉了省學聯，停發教育經費，威嚇省學聯會長彭璜。毛澤東、何叔衡、羅宗翰、周世釗等即與省學聯骨幹彭璜、張國基、徐慶譽、蔣竹如（集虛)等人,領導學聯秘密地進行驅張活動。
12月2日，長沙各校師生，黑鉛煉廠工人和搬運、泥木、印刷等行業工人1萬多人，舉行第二次焚燒日貨大會，橫遭張敬堯的武裝鎮壓，更加激起了公憤。12月3日下午，毛澤東、羅宗翰、張國基、蔣竹如等新民學會會員在校師易培基家開會，正確地估計了當時的內外形勢，決定因勢利導，把領導湖南人民抵制日貨、反對簽署賣國條約的愛國運動，轉向以驅逐張敬堯為中心的群眾鬥爭。12月4日，省學聯在徐慶譽、張國基等人的領導下，決定全省學校總罷課，表示「張敬堯一日不去湘，學生一日不回校，時日曷喪，誓與偕之」。
這時，以健學會成員陳夙荒、朱劍凡、徐特立、羅宗翰等為中心，教育界上層的驅張活動，也逐漸醞釀成熟了。學生總罷課之後，由於健學會的中堅作用，以及毛澤東、何叔衡、羅宗翰、周世釗等在教育界工作的新民學會成員活動的結果，長沙73所公、私立學校教職員宣布：湖南教職員1200人總罷教。這對張敬堯統治的打擊，自然比之學生罷課更加難堪，更加沉重。
毛澤東與張國基、羅宗翰、彭璜、張懷（百齡）、何叔衡、李振翩（承德）等進一步研究了驅張的具體辦法，決定組織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上海、漢口、衡陽、常德、郴州、廣州等處作請願活動，以公開揭露張敬堯的罪惡，爭取全國輿論的支持。
在驅張運動中，羅宗翰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列。他日夜奔波，搜集了張敬堯禍湘的大量罪行，並起草了第一篇「驅張宣言」，即《為反對張敬堯侵吞湘省米鹽公款給熊秉三等的快郵代電》，於1920年1月18日向全國發出（1920年5月24日，上海《民國日報》曾以《湘人羅宗翰等通告旅外各同鄉電》為題刊登）。電文一開頭就指出：「吾湘不幸，疊受兵凶，連亘數年，瘡痍滿目。去歲張敬堯入湘以後，縱餓狼之兵，奸焚劫殺，聘（騁）猛虎之政，摌括詐捐。賣公地，賣湖田，賣礦山，賣紗廠，公家之財產已罄；加米捐，加鹽稅，加紙捐，加田稅，人民之膏脂全乾。」寥寥數語，即把張敬堯賣國禍民的罪行揭露得淋漓盡致。電文接著一針見血地指出：「洎乎今日，富者貧，貧者死，困苦流離之況，令人不忍卒聞。彼張賊兄弟累資各數千萬，尚不自厭，連此僅存之米鹽公款，竟思攫入私囊以甘心。……推其用意，無非欲攫盡湖南財產，吃盡湖南人民，以飽其欲壑。」電文最後呼籲全省人民：「凡我湘人，應知自衛，稍縱即逝，祈毋忽焉。」羅宗翰一氣呵成，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接著，毛澤東、彭璜、張懷、何叔衡、匡日休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教職員代表（計5人）、學生代表（計44人）也簽上了自己的名字（1987年4月，新民學會會員、時任全國僑聯主席的張國基老人說：驅張運動中，代表團到北京去請願，在武漢發了個快郵代電，就是後來講的《驅張宣言》，是羅宗翰起草的，好多人都說寫得比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瞾檄還好。那時的人可爽直，誰起草，誰就把自己的名字簽在前面；你同意，就在後面簽上你的名字，不興什麼客套）。
1919年12月中旬，羅宗翰先行「孑身入都，請願聯絡」。不日，毛澤東、李思安（欽文，女）、陳紹休（贊周）、蔣竹如、張懷、李振翩等30餘人組成的驅張代表團到達北京，與羅宗翰會合。他們日夜奔走呼號，聯絡湖南旅京學生，組織了旅京湖南學生聯合會，進行「去張運動」；聯合湖南旅京各界，組織了旅京湖南各界委員會，作為驅張機關。羅宗翰、毛澤東、陳紹休、張懷等還在北京北長街「組織一平民通信社，專為驅張之用」，從12月22日起「每日發出稿件百五十餘份，送登京、津、滬、漢各報」，揭露張敬堯的罪行，開展驅張宣傳，爭取全國聲援，成為驅張運動的喉舌，並直接支持了由湖南學生驅張代表團創辦、彭璜等新民學會會員主編的《天問》周刊。羅宗翰直接為該刊撰寫了許多稿件。
12月28日，毛澤東、羅宗翰等出席旅京湖南各界公民大會，討論驅張辦法，參加者千餘人。大會要求與會的湘籍議員簽字「擔負驅逐張敬堯完全責任，如不能達到目的，則全體辭職以謝湘民」。
1920年1月17日，楊昌濟先生在京病逝，羅宗翰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參加了最尊敬的良師的追悼會，並和毛澤東一起，幫助料理了後事。
這時，「湖南代表到京已近兩月」，一連向總統府進行了七次請願，但「奔走呼號，向政府呼籲，總是不靈」，故各代表「憤慨異常，只得作最後之請願」。「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二時」，羅宗翰、毛澤東、羅教鐸、李思安和全體代表及部分旅京湖南學生，舉行驅張請願示威，大鬧軍閥政府所在地——新華門前和棉花衚衕「總理」靳雲鵬私宅，「相繼痛述張督禍湘罪惡，聲明非見靳總理求個辦法不可」，要靳雲鵬的副官長於化龍「向靳總理代達眾情，必求得將湖南督軍張敬堯撤任一事實現，要求一禮拜內解決」，並定於「下星期四再到靳宅候信」。於化龍應允。
2月4日，毛澤東、羅宗翰等各代表再赴棉花衚衕靳宅。靳雲鵬「不獨不肯接見」，且派「兵警阻止各代表通行」。代表們憤怒已極，再次組織了示威遊行。
驅張活動雖一次又一次受到阻力，可羅宗翰毫不氣餒。2月中旬，羅宗翰、羅教鐸、熊科賢、劉瑛等人以湖南公民、教職員、學生代表身份專程「赴保定曹錕處請願」，「曹氏以下諸要人極表示願為助力之意。十七日，曹氏特遣人至該代表住所，約期與秘書長、副官長談話。十八日下午，各代表往見」，羅宗翰慷慨陳詞，「代表三千萬湘民請命」，痛數張敬堯親日賣國、摧殘教育、借公肥私、勒種鴉片、縱兵殃民、無惡不作等「禍湘種種事實」；表明「張毒不除，湖南無望」，因而不得不忍辱負痛，賓士千里，鋌而走險，誓「與張偕亡」。訴「至慘痛之處，署中人均為泣下」；曹之秘書長王某云：「曹使於各位之請求深表同情。」羅宗翰等「各代表復將《湘災紀略》、《醴陵兵燹紀略》、《寶慶兵燹紀略》、《湖南月刊》及安徽霍邱、潁上兩縣公民所出之《張敬堯罪惡史》等書交呈曹氏」。
保定請願是成功的，但段祺瑞政府是張敬堯的總後台，不會由於一些手無寸鐵的青年「請願」就輕易革掉張，故一味採取硬拉軟拖的手段。可是，張敬堯的臭名已因「請願」而迅速傳播開了，「即中外報紙，亦久已喧傳。幾盡人深悉痛惡」。
2月20日，毛澤東、何叔衡、羅宗翰、朱劍凡、徐特立、周世釗等教育界千餘人簽名的「教育界公啟」在《湖南月刊》上登載，進一步揭露張敬堯指派私黨控制湖南教育會的行徑。此段時期，毛澤東、朱劍凡、羅宗翰等還向總統府、國務院送交了《呈控張敬堯十大罪》和《為張敬堯抵押礦產上呈總統府、國務院及外交、財政、農商三部請求嚴懲》等呈文。
1920年4月，毛澤東去上海，羅宗翰「獨任平民通信社」。
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面前，代表團內部出現了分歧：有的主張堅持鬥爭到底；有的認為「我們既相信世界主義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顧及目前的小問題、小事實，就不要『驅張』」；有的見經濟發生困難，政府又不支持，想早日收場。
面對內部各種思想，羅宗翰思潮澎湃，4月21日，他給好友周世釗寫信，云：「此次經商（暗指驅張）一事，迄今近五月，毫無生意，各夥友多抱悲觀，行將倒閉。我想無論如何還要干一下。看他到底怎樣？社中子任（毛澤東）往滬，僅我一人，外面又呈一種不可活動的狀態。悶極！憤極！省中如有重要事情，仍請草稿寄下，以便印發。」
「事閱六月」，在軍閥政府加強暗哨追查，經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羅宗翰雖「縕袍粗食，或終日不獲一飽」，卻「不稍易其志」。
毛澤東、何叔衡、羅宗翰、張國基、彭璜、李思安等一邊口誅筆伐，從政治上揭露張敬堯的罪惡，一邊利用直皖軍閥的矛盾，運動直系軍閥吳佩孚自衡陽撤軍，從軍事上對張敬堯施加壓力。張敬堯在輿論壓力和軍事威脅下，惶惶不可終日，不得不於1920年6月間倉皇逃離湖南。驅張運動終於取得了勝利。
四、潛心教育事業
驅張運動取得勝利後，「湘人士相率歸任事」，而羅宗翰「獨不自為謀」,「不論功，不求文達」。
1920年4月21日，羅宗翰在給好友周世釗的信中，談論了自己的想法。他說：「潤之曾有長信寄府，談求學事，他甚不主張你入學堂，及此時出洋；想組織同志到長沙設自修大學。此事固好，據我的意思，入學堂亦未必不佳：因為現在的學堂，大非昔比，多主自由研究，不至為無謂功課所限，與自修同。我們這輩人，像你的讀書力雖比我強的多，但是也不能不有顧問。就是自己能夠全知，所費的功夫，一定要多，何如略用指導的快咧？並且一入學堂，還可省去許多無謂的糾纏，若自由研究，又恐發生他種變動，不能持久。」緊接著，羅宗翰談了對出國留學的看法：「至此時出洋，那本不大好，對於本國的學術沒有弄清，外國的學術又沒有條理明白，跑到外國，真是茫茫大海，所得必少。所以我主張在專門學校或大學畢業後，再出洋。我現在想考北京高師，（此校自去年來，大加改革，與北大辦法差不多，全任自由研究。）打算到高師畢業，再入該校研究科二年，然後設法出洋，計算再專讀書十年，但能否如願，第一決於今年之能否入學，第二要無他項重大變故，不過心志如此，他且不計。」
1920年8月，羅宗翰因受李大釗和鄧中夏的影響，改變初衷，考入了北京大學，「選習教育、社會諸科，學業益進」。
毛澤東於1920年7月初自上海回到長沙後，即聯絡何叔衡、彭璜、羅宗翰、熊瑾玎（楚雄）、陳昌（章甫）、易禮容（潤生）等新民學會會員，以及教育界、新聞界進步人士方維夏、朱劍凡、張平子、趙運文等人發起成立長沙文化書社，目的在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和經銷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誌。7月31日，湖南《大公報》上刊登了毛澤東撰寫的《發起成立文化書社的緣起》一文，指出「沒有新文化，由於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於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於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於肚子的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
文化書社成立後，引進和推銷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書刊，在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起了組織作用。羅宗翰擔任文化書社駐京總代表，為文化書社做了許多發行聯絡工作。
為了研究關於俄羅斯的一切事情，毛澤東、姜濟寰、何叔衡、彭璜等12人發起成立湖南俄羅斯研究會，於1920年8月22日開始籌備，9月16日在文化書社正式成立，以發行俄羅斯叢刊，派人赴俄羅斯從事實際調查，提倡留俄勤工儉學為會務內容。研究會成員大多是新民學會會員、省學聯骨幹和個別進步教職員，羅宗翰亦為該會成員。
羅宗翰在北京大學期間，頻繁與李大釗、鄧中夏等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接觸，受到馬克思主義熏陶，世界觀和人生觀都起了根本變化。
張敬堯被驅逐走了，新的軍閥譚延闓又佔據了湖南，一樣的賣國，一樣的禍民。他決定從教育入手，喚起民眾，實現改造社會之幟志。遂輟學，於1920年「年底，將（平民）通信社收束，取道南京回湘」。
1921年1月，新民學會召開年會，討論「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道路與方法問題，在長沙的會員都參加了。1月16日，是新民學會1月常會，在討論「會友個人的進行計劃」時，羅宗翰緊接毛澤東的發言，簡明扼要地講述了自己的計劃和奮鬥目標：「終身事業：教育。教育是為人類的，為社會的，所以對於社會學欲有所研究。研究的方法不能確定，或自修，或學校，或國外。至於目前，以陰曆明年正月起，讀英文，在五年內，要使英文學到可以看書。」
羅宗翰是個言行一致、身體力行的人。1921年春，羅宗翰受聘「任新寧師範校長」，他「謂鄉村教育重於城市，欣然往就」。一入校，他就厲行改革，採用白話文教學，主張師生平等、男女教育平等，提倡工讀結合，強調學生要關心國家大事等，深受師生擁護，「不二年，積弊去，耳目新」。但因改革遭到頑固派的刁難，且學校遭遇匪禍，羅宗翰任職僅年半，即被迫離開，「卸職之日，父老學生莫不惜其去」。
1921年8月，毛澤東、何叔衡、賀民范等利用船山學社的社址和社務經費，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以加強黨和團的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團結社會上進步的知識分子進修馬克思列寧的學說。1922年秋，毛澤東因工作十分繁忙，見羅宗翰回到長沙，即辭去湖南一師附小主事職務，著意推薦摯友接任。羅宗翰遂「主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事」。
羅宗翰來到一師附小，環境和條件均較新寧好得多。他為了潛心教育，特地把妻子和兒女接到長沙，多年來，才算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他經常邀請毛澤東到家，燒一碗紅燒肉，炒一碟豆豉辣椒，買幾塊臭豆腐——這些都是毛澤東喜愛吃的——兩人對坐暢飲，邊吃邊談，古今中外，社會人生，無所不及。談論最多的是社會問題和教育問題。羅宗翰針砭時弊，發表了許多改革教育的獨特見解。
羅宗翰到一師附小後，便「力圖改進」。他親自「考察蘇浙教育」，在學校進行了大膽改革。比如：添置木馬、滑梯、鞦韆、浪橋等體育器械，供學生們鍛煉身體。因有些家長擔心體育運動會影響學生們的學業，羅宗翰就召開家長會，主動向家長們做工作：外國人罵我們是東亞病夫，就是因為我們國弱民窮，民眾沒有健康的體魄。我們今天的新教育，要培養下一代既修學，有學問，又體格強健，有為革新社會的準備，成為國家英才，使我中華得以東方巨人面貌屹立於世界……
羅宗翰的愛生如子，在當時是很有名氣的。那些寄宿的小學生，都只10來歲，遠離父母，晚上有的打打鬧鬧，有的打被子，有的夢魘或做惡夢害怕，有的還尿床。羅宗翰就在寢室中開了一個行鋪，帶著兒子羅甲凡，與學生們睡在一起。學期結束，他還舉辦學生成績展覽，邀請家長開「懇親會」，徵求意見。
羅宗翰主事一師附小後，學生以品學兼優、成績卓著的嶄新面貌，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讚揚。聲譽傳開，從外地送去一師附小就讀的學生便達80餘人。
羅宗翰在一師附小主事期間，還兼任湖南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和附設「初中班」教員。
湘省人士對羅宗翰辦教育給予了很高評價，贊曰：「吾湘小學教育之新，君實啟之。至今談教育者，稱道弗衰。」毛澤東認為羅宗翰是「政教長才」，經常對人說，羅宗翰「最有辦學經驗」，曾寫信與之討論辦教育的有關問題。
五、致力黨的建設
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羅宗翰的世界觀、人生觀得到了徹底轉變。他不斷修改自己原定的「終身事業：教育」的奮鬥計劃，走向了革命的政治舞台。
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學會會員在文化書社開會，確定將學會宗旨「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格」改為「改造中國與世界」，並討論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道路與方法問題。羅宗翰完全擁護這一宗旨，完全贊同毛澤東、何叔衡等人以及遠在法國的蔡和森等人的意見。
當時，何叔衡因在驅張運動中有重要貢獻，已於1920年8月被湖南通俗教育委員會派為湖南通俗教育館館長。湖南通俗教育館有一張四開小報，叫《湖南通俗報》。毛澤東指出：「報紙主張什麼，反對什麼，態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報是向一般群眾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須淺顯生動，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據事實說話，不可專談空洞的大道理。」何叔衡為了辦好報紙，特約謝覺哉（煥南）任主筆（主編），熊瑾玎為經理，周世釗、羅宗翰、鄒蘊真（半耕）等新民學會會員為編輯。《湖南通俗報》發表了許多重要文章，有力地揭露了湖南新軍閥譚延闓、趙恆惕的虛偽面目及其政權的反動本質；傳播了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宣傳了真正的民權思想，啟發了民智；大膽揭露了帝國主義的侵華陰謀，報道了俄國革命的成就；含蓄地宣傳了國內各地的工人運動；刊登了許多記述本省各地勞動、教育、實業狀況的調查資料和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通信······成了宣傳新民學會革命主張的進步報紙，對湖南當時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運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報紙的影響日益擴大，發行量大增，由幾百份迅速增加到六七千份。這些成績的取得，都有羅宗翰的努力。
《湖南通俗報》在社會上的影響，使趙恆惕們如坐針氈，惶惶不可終日，驚呼「湖南風氣之壞，懷就壞在通俗報上」，「政府自己辦的報紙專門罵政府，本是教育民眾的《湖南通俗報》，變成了宣傳『過激主義』的刊物，真是豈有此理！」1921年6月11日，趙恆惕政府即以「宣傳過激主義」罪名，撤了何叔衡館長之職。6月15日，《湖南通俗報》被迫停刊。毛澤東評價說：「這一年的《湖南通俗報》辦得很不錯。」
1921年8月，毛澤東和何叔衡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歸來，即和船山學社社長賀民范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作為黨的一個公開活動場所。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創辦的第一所幹部學校，何叔衡、毛澤東、李達、夏明翰、羅宗翰、李維漢、姜夢周、易禮容、仇亦山等均先後在此學習或工作過。這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湖南支部成立，毛澤東任書記，成員有何叔衡、易禮容等。從此，羅宗翰同毛澤東的關係更為密切，更為特殊，他跟著毛澤東，為建黨做了不少工作。
1922年秋，羅宗翰主事一師附小。其時，中共湘區委員會考慮到自修大學招生水平較高，不能適應一般知識青年，更不能適應青年工人的要求，遂決定創辦湖南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後來又辦了附設「初中班」），公開招生，並於9月11日正式開學。何叔衡、毛澤東、羅宗翰、李維漢、夏曦、夏明翰、姜夢周等都擔任過補習學校和「初中班」（簡稱「自大附中」）教員。「自大附中」學生人數最多時達兩百人以上。學校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引導學生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該校大部分學生後來成為了革命骨幹。
1923年4月10日，毛澤東主持的湖南自修大學校刊《新時代》出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之一。不久，毛澤東調中共中央工作，離湘赴粵。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了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局委員，並任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協助陳獨秀負責中央日常工作。儘管日理萬機，毛澤東與羅宗翰仍書來信往，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由於「自大附中之教職員和學生，於民國十二年首先喊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而對於趙恆惕之假自治之名，行割據之實，尤攻擊不遺餘力」，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政治影響，「以至趙政府視自大附中若眼中釘」。1923年11月，趙恆惕以「自修大學所倡學說不正，有關治安」為由，下了道「手諭」，命令「自修大學，著即取消」。
自修大學及其附設補習學校被查封以後，「學生因浸漬革命思潮，依依不忍去」，「風餐露宿於教育會坪者十餘日，請政府收回成命，迄無效果」。對趙恆惕的反動措施，中共湘區委早已有所準備，李維漢、羅宗翰、何叔衡、易禮容等「一部分之教職員同志，憤起而有重新組校之議」，決定以一般私立學校名義創辦「湘江學校」，「首先成立湘江學會——即為本校校董——最初學會只有十二人」，其中有何叔衡、李維漢、羅宗翰、易禮容、姜夢周、陳章甫等。到後來，加入者日眾，中共湘區委負責人和黨的重要活動家多數加入學會，如夏曦、夏明翰、羅學瓚、熊瑾玎、熊亨瀚、謝覺哉、李六如等。考慮校長人選時，「學會再三斟酌」，根據羅宗翰當時隱蔽的特殊身份——「為社會不著色彩之人，而又長於交際」，且「最有辦學經驗」，「故擁其為第一任校長」。
羅宗翰任校長職後，賃犁頭街后街6號房屋為校舍，經一番奔波籌劃，於1923年11月20日正式開辦了黨的第一所正規中學——湘江學校，「邀合原在自大之附中學生成立初級中學一班，補習二班」，並於11月24日正式開課，原自大附中兩百多學生的大部分陸續進入該校。
湘江學校「創辦伊始，經費困難，設備極其簡單」。學校不為當局承認，經濟上自然談不上政府支助，全賴個人借墊捐助。始議組校時，沒有校款，經費無從籌措，羅宗翰等12位湘江校董便「各墊洋五十元」，湊合原自大附中之剩餘款項，為新校之開辦費，但經費仍然十分拮据，入不敷出，困難重重。學校「奮鬥之歷史，與經過之艱難，非筆墨所能縷述」。羅宗翰辭去一師附小主事職，把全部心血放在辦理湘江學校上，團結全校師生，艱苦創業，雖時有「不獨教薪無著，伙食且不易支持」，教職員們也從不計較。因而，「學生從之，怡如也」。湘省各界人士稱讚：此種團結奮鬥之辦學精神，非湖南其他學校能比。
一學期終了，在羅宗翰、姜夢周等人努力下，教學很快走上了正規化。「第二期擴充補習班次」，招初級中學補習班40名，一年二期補習生15名，「學生達百八十人」，「學校稍有生色」。
湘江學校「脫胎於自修大學及附設中學」，是黨的學校，也是黨的秘密工作機關，趙恆惕之流處心積慮要除掉這個「黨巢」。故學校「成立之初，深自隱諱不敢以真相公開於群眾之前。蓋恐政府嫉忌，重加摧殘也」。雖第二學期「學校稍有生色」，「惟是時為趙政府志得意滿，高壓群眾之時，教職員和學生猶屬驚弓之鳥」，故羅宗翰、姜夢周、夏明翰等遵中共湘區委指示，亦「未作任何劇烈運動，僅從事於秘密工作」。
羅宗翰、姜夢周等制定湘江學校「以啟迪學生，使為健全的戰士，為國民除障礙，為民族爭自由」為宗旨，「特別注意培養學生的民族獨立思想與革命精神」；要使「每一個學生都赤化，都很熱烈地一致參加革命，領導革命」；把介紹近代國恥史、帝國主義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各種侵略方式、國際關係、被壓迫民族獨立運動之趨勢、軍閥的罪惡、農民問題等作為主要教學內容；「除向學生教授書本知識，宣傳革命理論外，特別重視指導學生投身實際鬥爭，在實踐中增長才幹，豐富鬥爭經驗」，以繼承和發揚自大附中的革命精神。
羅宗翰、姜夢周等還制定了考察學生操行的標準：「一、為公眾服務的熱忱。二、對團體公益的服從。三、做事有責任心。四、自己有主張。五、不自私自利。六、革除惡習的勇敢。七、規律的生活。八、對現代研究的注意。九、科學研究的態度。十、合理的反抗性。」這套標準的提出與執行，有力地加速了學生的思想革命化。為了激勵學生貫徹辦學宗旨，奮發向上，他們還編了一首大氣磅礴、催人奮進的校歌，讓學生們時時歌唱。其歌詞是：「衡山高，洞庭廣，沅芷醴蘭，發奇芳無限。宋漁父，譚瀏陽，赫赫先賢安德。濟濟一堂，湖湘子弟新氣象，此時鼓棹湘江，有日乘風破萬里浪！」
羅宗翰的這些治學辦法，不脛而走，教育界進步人士紛紛效尤。但省城也有少數巴結官府、趨炎附勢的文人墨客，極力捏詞中傷，大有非鋤而去之不可之勢。此段史實，羅宗翰遇害後的「訃聞」里略有記述：羅宗翰「復賃屋創辦湘江學校，實施黨化教育。既遭時忌，復困於經費，君亦孟晉，不屈不移，湘省革命之策源地，卒賴以樹立也」。
此段時間，毛澤東雖離湘，但與羅宗翰的友情卻隨著革命之深入而更為加深。1923年冬，毛澤東自廣州回到長沙，即去看望羅宗翰，對他爾後的工作做了布置，並應其請到湘江學校作了「東方文化」的專題演講。
羅宗翰、姜夢周等由於堅持正確的辦學宗旨，湘江學校成了中共湘區委「繼續革命的大本營」，「革命的養成所」，「湘省革命之策源地」。湘江學校學生成為革命鬥爭中的骨幹，「凡示威運動，或社會運動」，「無役不從」，「無一不是站在領導地位」，「故湘江之名，震人耳鼓」。安化籍學生蔣曄在紀念湘江學校成立兩周年時曾寫道「實可以此自豪」！湘江學校畢業的學生，走向社會，大都成為堅定的革命志士。
1923年4月，毛澤東去廣州後，李維漢繼任中共湘區委書記。這時，夏曦、劉少奇受中國國民黨總務部委託，回湖南建立國民黨組織。1923年7月，中共湘區委貫徹1922年8月中共中央杭州西湖特別會議，關於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進一步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精神，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決定，討論並決定從組織國民黨入手，推進革命運動的開展。李維漢、何叔衡、夏曦等人商議，組織了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籌備處，何叔衡為主任（不久，改為夏曦），並作出決定「讓部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或者讓一些共產主義者先加入國民黨」。此時，羅宗翰「以教學為掩護，從事十分艱苦的地下工作」，秘密地參與了臨時省黨部籌備工作。因羅宗翰與社會各界人士廣有交往，且「長於交際」，故多以為羅宗翰「不著色彩」，由於這樣，對他從事黨的工作很有便利。謝覺哉於1923年年底加入國民黨，1925年秘密加入共產黨，直至「馬日事變」時，仍在國民黨內做秘密工作，身分仍未暴露（羅宗翰亦當是如此！）。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3月6日，國民黨一屆三次中執委會議召開，通過了《各省黨務進行計劃決議案》，並委派夏曦為湖南籌備員，回湘辦理黨員登記。為了組建和發展湖南的國民黨組織，以推進國共兩黨的合作和推動國民革命運動的順利開展，中共湘區委設立了《國民運動委員會》，由區委委員夏曦任書記，負責籌建「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羅宗翰自始自終參與籌建工作，「領導同志，君力獨多」。
1924年4月1日，「中國國民黨湖南臨時省黨部」成立，夏曦任書記，羅宗翰和何叔衡、李維漢、郭亮、邱維震、李達、夏明翰、李六如等被選為委員。臨時省黨部創辦了《新民》周報，李六如任經理，李維漢任主編，羅宗翰參與了編輯工作。
1924年夏，湘江學校第二期結業，羅宗翰辭去校長職務，舉易禮容接任（第四期起由何叔衡繼任），自己「出任籌款，實以宣傳黨義為志」。此時的羅宗翰，已非「社會不著色彩之人」，他不辭艱辛，四處奔波，為黨籌集經費，「走京陵，入東南大學」，到處「鼓吹革命」，因而「從者益眾」。年底，羅宗翰應良師易培基（時任教育總長）電召，赴北京任教育部秘書。不久，易培基被排擠出教育部，羅宗翰「調任（教育部）圖書審定員」，但他心向革命，「以部職閑散不就」，遂與李石曾、蕭子昇等在京合辦《民報》，鼓吹國民革命，促進國民運動，對「段氏禍國，抨擊不遺餘力」。
1925年5月，羅宗翰回到長沙，5月25日至6月1日，秘密參加了國民黨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正式成立。羅宗翰和夏曦、李維漢、郭亮、何叔衡、謝覺哉、李榮植、熊亨瀚、邱維震、廖錫瑞、凌炳等人當選為省黨部執行委員。
1925年冬，易培基「再掌教育」，又召羅宗翰「復任秘書，旋調簽字，兼任國立女子師範大學庶務長」。不久，羅宗翰「在都聞母病，遽棄官南歸。其侍疾也，食不甘味，瞑無恬睡」，孝聞梓里。1926年4月27日，「母夫人沒，君亦呻吟床蓐矣」。7月，北伐軍入湘，趙恆惕政府垮台，共產黨的活動轉入半公開狀態，「湘事益亟」。羅宗翰「應省黨部電召」，扶病從伏口回到長沙。
1926年7月25日，省黨部機關報《湖南民報》創刊，中共湖南區委派謝覺哉任主編，羅宗翰等人擔任編輯。《湖南民報》的宗旨是：揭露反動勢力的兇殘面目，鼓動工農大眾群起攻之；旗幟鮮明地反對軍閥，擁護革命；抨擊腐朽落後的勢力，支持工農運動。《湖南民報》大量刊登湖南工農及各界民眾直接支援和參加的北伐戰爭的報道；不斷刊載各縣農民運動蓬勃興起，農村革命深入發展的消息；並深刻揭露農村反革命勢力糾集舊民團反攻倒算，瘋狂逮捕、殘殺農民的罪行……因此，同人民的鬥爭息息相關，受到民眾的普遍歡迎，讀者爭相傳閱，銷到七八千份，成為湖南省有報紙以來，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對湖南地區的革命運動，起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在謝覺哉、羅宗翰等人主持下，《湖南民報》「極力為共產黨張目，是為長沙新聞界之慧星」。羅宗翰並積極熱情地為《湖南民報》撰稿，「宣傳馬列主義，吸收農工，風動一時」。
六、鞠躬盡瘁
1926年7月25日，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唐生智任省主席，下設民政、財政、建設、教育四廳。為了「對革命工作有利」，為了搭起黨和政府間的橋樑，中共湖南區委根據羅宗翰的特殊身份，派他參加新政府工作，擔任建設廳秘書，「以便接近工農群眾，煽起轟烈革命運動」。
建設廳是管轄全省工業、農業、交通運輸、科技等行業，關係全省經濟命脈的重要部門，「凡屬公路、河運、礦山、紗廠、泥木建築、濱湖農墾、各縣農場……有工農群眾組織的事業，均歸湖南府建設廳管理」，廳長是安化大福東山人鄧壽荃。
其時，國民黨內部勾心鬥角，右派（頑固派）勢力千方百計排擠鄧壽荃。鄧壽荃就極力靠攏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羅宗翰就職後，即通過各種關係，幫助鄧擊敗了右派，鞏固了鄧在建設廳的地位。因此，鄧壽荃對羅宗翰十分信任。羅宗翰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為黨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首先，是推動鄧壽荃支持工農運動。1926年8月，建設廳改組了由反動分子操縱的《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批准建立了湖南省總工會，由郭亮任委員長。建設廳還作出決定：為了支持農民運動，每月撥給省農民協會經費3000元；在湖田溢畝項下撥出20000元，分撥給各縣辦理農民訓練班。
其次，是狠抓公益事業建設。完成了溝通我國南北交通的大動脈——粵漢鐵路的修築計劃，從計劃書的擬定，到資金的籌措，羅宗翰為之付出了不少心血。為了開發地下礦藏，8月9日，在建設廳建立了化驗室，從此，湖南化驗礦石，無須依靠外地。為了清理湖田，嚴防貪官從中作弊，8月8日，建設廳委王兆鰲為清理委員，清查常漢湖田，加強了農業管理。這些項目的實現，都與羅宗翰積极參与建設廳工作並精心籌劃分不開。
1926年8月16日至9月5日，羅宗翰出席了在長沙召開的國民黨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發表了扶助工農運動的宣言，選出省黨部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共24人，羅宗翰當選為候補執行委員。在那些緊張而又激人心弦的日子裡，羅宗翰既「以建設廳秘書的地位指導工人、農民和黨的工運、農運互相呼應，以掀起湖南全省農民、工人大革命的高潮」，「為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掀起革命高潮奠定了壯闊的陣容」；同時，他又兼任大會日刊編輯，「革命熱情，文字鋒利，抨擊土豪劣紳，無不痛所欲言」，因而「也就遭到了反革命派切骨的嫉忌」，故他在後來「遭反革命派的謀害，是有其深遠原因的」。羅宗翰「身兼數職」，「勤不告勞，恆至廢寢食」，「一夕編報於民報館，卒患咯血」，擲筆於桌，人事不知。同事們立即將他送進「秋明診所」。
國民黨反革命派及土豪劣紳對羅宗翰早就恨入骨髓，欲置諸死地而後快，獲知羅宗翰因勞疾住院，遂買賄醫生田秋明，暗下毒藥。10月8日（農曆九月初二），羅宗翰服藥不久，即心腹絞痛，輾轉翻滾於床，以「病危」立即轉入湘雅醫院。
中共湖南區委負責人李維漢、柳直荀、夏曦等聞訊後十分關心，迅即趕往醫院看望，並請醫師採取一切措施搶救。然而，「毫無好轉」，一代「政教長才」，「吾黨革命先鋒」，「竟爾暴卒」，時年30歲。
羅宗翰遇害後，「湘之人士，黨政軍民，無不痛哭流淚」。李維漢、夏曦、何叔衡、謝覺哉、柳直荀、郭亮、鄧壽荃及建設廳秘書龔翼星（安化人）、文書科長張舉賢（知才）等人向其遺體告別時，皆目睹「羅宗翰入殮封棺時，自鼻里和口中均出血，身上現青色」，一致認定「是頑固派所謀害」無疑，即責成建設廳追查。但「那田某（秋明）先已潛逃了」，「事後日復一日，拖到湖南馬日事變，遂隨形勢變動而中止了」。
為了悼念羅宗翰，省會各界人士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與會者數千人，輓聯500多幅，其中李維漢送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懸掛在禮堂正中。羅宗翰生前好友李維漢、何叔衡、謝覺哉、夏曦、郭亮、柳直荀、易禮容等都參加了追悼會，送了輓聯，並「參與送殯，為黨悼念他」。羅宗翰最親密的戰友毛澤東聞此噩耗十分悲痛，特地託人從廣州送來了「羨哲嗣政教長才竟成千古，嘆吾黨革命先鋒又弱一個」的輓聯，對羅宗翰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
追悼會後，羅宗翰的遺體「歸葬伏口。在橋頭河（今屬漣源市橋頭河鎮）船上起柩，橋頭河通街人民，通往碼頭迎弔。地方人（指伏口鎮人民）聞耗，接送喪者，途為之塞」，此乃羅宗翰「一生為人之所得也」。
張舉賢受「同志訁垂諉」，為羅宗翰所發訃聞（即：《羅君宗翰事狀》）里寫道：「君故寒畯（酸），然好賙人之急，友人得君資助升學者十數計。君因是負債纍纍。平日律己嚴，待人寬，規人之過不為苛論，尤重然諾，靡不有終。故聞君之喪，遐邇識者無不淚下。妻黃氏，子女各一，均幼。君盡瘁黨國，不治家人生產。老父垂白，遺孤孩年，甫及壯，竟以勞疾夭其天年，平生志業百不一就，此尤同志所悼惜不已者也。」
羅宗翰由一個「終身事業：教育」的進步知識分子，成長為一個堅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戰士；由一個「社會不著色彩之人」，成長為「吾黨革命先鋒」，除了他個人的抉擇與努力外，與他受李大釗、鄧中夏的影響，與他周圍有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謝覺哉、夏曦、郭亮、夏明翰、李維漢、柳直荀等這樣的摯友也是分不開的。然而，關於他的生平事迹，因世事滄桑之變，有許多已然湮滅；特別是他的特殊身份——可能唯獨毛澤東知道——更因人情世態之故，已成謎團。周世釗老人於1975年4月1日曾寫信說：「至於（羅宗翰）是否黨員，我雖不能確定，但他做的工作都是黨的工作，他從事的活動都是黨的活動，我想多半是加入了黨的。毛主席對宗翰同志是會記得很清楚的。」此外，據《中華民國安化縣清鄉委員會檔案周洋自首·卷一宗·民國十七年九月二日·字第拾弍號》「具呈人周洋」所供：「呈為誤聽謬說，懇予申明，俾全清白事，竊洋居歸化二區，於民國九年赴長沙省立第一師範肄業。迨十一年有羅宗翰、盧斌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Y。該團以研究社會主義為宗旨，閱書討論之外，請李達、易培基等諸名人講演。至十四年全體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洋適卒業出校，遂與該團脫離關係。」亦可證明：羅宗翰既非「不著色彩」者，又非純粹的「國民黨左派」，而是「共產黨員」！周洋的供詞應該是不錯的，從他以下所說可知：「十六年春······當時共黨竊黨亂國，倒行逆施之行為，久切齒而不敢言。幸馬日政變，黨國重光，萬民慶幸，即毅然決然宣布共黨罪惡，與兇橫暴戾之共黨朋友絕交。彼時本想自首於政府，揭諸報端，但仔細思維，前之SY，既久不發生關係，後在省農協尚未正式填表加入，似不必多此一舉。茲共匪放火殺人，劫財越貨，惡逾狼虎，毒同蛇蠍，深惡痛絕，恨入骨髓，特縷陳鈞會，鄭重聲明，永與萬惡共黨，不發生絲毫關係。伏乞鑒核，恩予備案，俾全清白，免至橫遭誣毀，崇信三民主義，共得參加鏟共，共同努力國民國革命，以全志願，不勝感禱之至。」一個如此者，難道還會說假話嗎？
羅宗翰雖遇害83個春秋了，但他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永垂不朽！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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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羅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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