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是誰？ | 薦書

科技 05-26

給一個人立傳，不僅要按時間順序講述他生活中所有最重大的事件，還要把他私下的所書、所言、所想糅合在一起，除此以外，我實在無法想像還有更完美的寫法。只有這樣，大家才能彷彿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與他「在其人生的每個場景同呼吸」，像他那樣真切地經歷人生的幾個階段……斗膽說一句，你對本書傳主的了解將會比對其他任何在世的人都全面、深刻。而且你對他的了解會一如其人，因為我聲明我寫的不是頌詞，必須歌功頌德，我寫的是他的生活……每一幅畫有光也有影。

——博斯韋爾（Boswell），《約翰遜傳》（Life of Johnson）

撰文 | 尼爾·弗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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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詹姆斯·博斯韋爾的理解，傳記作家的任務就是讓讀者借他之眼看到一個活生生的傳主。要做到這一點，傳記作家必須了解傳主。那就是說不僅要讀別人勾勒傳主生平的大量作品，還要閱讀傳主本人所寫的全部作品。還有一層意思是，如果傳主還健在，作家不僅要採訪他，還要結識他，就像博斯韋爾結識約翰遜一樣：跟他談話，陪他吃飯，甚至結伴旅行。

當然，這裡有一個難題：既要結識傳主，又不能受其影響太深，否則，你說你寫的是他的生活，而不是頌詞，讀者是不會相信的。博斯韋爾對約翰遜的敬愛也是慢慢培養起來的，他的《約翰遜傳》之所以寫得好，無外乎兩點：一是寫出了約翰遜舉止粗魯、不修邊幅，二是

（如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所言）

把自己寫得很滑稽—約翰遜睿智，而他卻直接淺白；約翰遜是英國人，呆板乏味，而博斯韋爾是蘇格蘭人，過於急躁。我的做法有所不同。

《基辛格：理想主義者》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

（在致謝中已提到）

，除此以外，本書作者跟以往的傳記作者相比有一個顯著優勢：我有幸查閱了基辛格的私人文件，不僅有他從政以來的文件

（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

，還有他2011年捐給耶魯大學的私人文件，那些私人作品、書信和日記時間跨度極大，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共計100多箱。我還對傳主做過多次長時間專訪。這本書不僅在寫作時得到了基辛格的配合，而且其本身就是在他的授意下寫就的。

正因如此，我料定一些心懷叵測的評論家會聲稱，我在某種意義上受到基辛格的影響或誘導，想給傳主畫一幅阿諛奉承的假畫像。其實不然。儘管我得到允許，可以查閱基辛格的文件，也有人幫助我安排去採訪他的家人同事，但我的唯一信念是在充分研究記錄資料及其他可用證據的基礎上，「竭盡全力去『如實』記錄他的一生」。我與基辛格在2004年簽訂了一份法律協議，協議里提到我的信念，最後一條是這樣的：

雖然本作品的權威性會因為得到授權人（基辛格）的大力幫助而提升……（不過）更能提升其權威性的是作者的獨立性；因此，雙方理解並同意……作者全權編輯本作品定稿，授權人無權審查、編輯、修改本作品終稿，也無權阻止本作品的終稿出版。

只有一個例外：應基辛格博士的請求，我不能引用帶有敏感個人信息的私人文件內容。我很高興地說，他只在有限的幾處行使了他的權利，每次都是跟純粹的個人事務有關：其實是跟家庭事務有直接關係。

基辛格

自開始撰寫本書迄今已逾十載。歲月漫漫，痴心不改，我立志寫一部「實實在在的」基辛格傳記，用德國歷史學家蘭克的話說就是「如實直書」。蘭克認為歷史學家的職責就是從文獻中推測歷史真相—不是十幾種文獻

（有一部被廣泛傳閱的基辛格傳記引用的文獻總共才十幾種）

，而是成千上萬種。我自然無法數清我和助手賈森·羅基特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查閱了多少檔案資料，只能清點我們認為值得納入自建數字資料庫的文件有多少。目前共有資料8 380種，合計37 645頁。但是這些文獻不僅僅取自基辛格的個人和公共文件。總之，我們引用的材料出自世界各地的111個檔案館，有重要的總統圖書館中的文件，也有默默無聞的私人收藏者的藏品。當然，有些檔案一直是保密的，有些文件一直是機密的。相較而言，20世紀70年代的重要資料在數量上首屈一指。那個時代已經有了複印機和磁帶錄音機。有了複印機，各個機構很容易就把重要文件複製多份，這樣，將來的歷史學家就更有可能看到其中的一份。尼克松和基辛格鍾情於錄音機，加上「水門事件」後新聞自由進一步發展，許多本來絕不可能被記載的談話，現在誰都能自由閱讀。

我搜集材料時把網撒得儘可能又廣又深，動機很明確。我決定不光從基辛格個人的角度看他的一生，還要從其他多個角度看他的一生，不光從美國角度來看，還要從朋友、敵人和中立者的角度來看。基辛格其人位高權重，說他在世界範圍內縱橫捭闔並不為過。為如此奇人立傳必須要有全球視野。

對於這部傳記，我一直以來都想寫上下兩部。問題是在哪裡斷開。最終我決定，上部就寫到當選總統尼克松剛剛對世界宣布基辛格即將擔任國家安全顧問之後、基辛格進駐白宮西翼地下室履新之前。這麼劃分有兩點理由。其一，1968年年底，基辛格45歲，而我寫本書時他91歲。所以，這一部差不多恰好涵蓋他的前半生。其二，我想明確區分作為思想家的基辛格和作為行動者的基辛格。不錯，1969年以前的基辛格不僅僅是一位學者。20世紀60年代那整整10年間，基辛格身為總統顧問和總統候選人顧問，直接參与了外交政策的制定。至少到了1967年，他已經積极參与外交事務，開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談判，期望結束越南戰爭。但是，那時他還沒有任何執政經驗。他只是一名諮詢師，還不是真正的顧問，更談不上是決策者。事實上，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正是出於這個原因而反對新總統任命他為國家安全顧問。聽說尼克松要任命基辛格後，艾森豪威爾抗議道：「基辛格是個教授，你可以讓教授做研究，但絕不能讓他當什麼官……我要給迪克打電話勸勸他。」基辛格的確是先當教授，後來才成為政治家的。所以，我以為1969年以前對他如此定位比較在理：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理論家之一。如果基辛格沒有從政，這部傳記仍然值得一寫，就好比如果凱恩斯沒有離開劍橋大學校園去執掌英國財政部，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照樣有充足的理由寫一部漂亮的凱恩斯傳記。

博斯韋爾首次見到約翰遜是在倫敦的一家書店裡。我和基辛格的第一次邂逅也是在倫敦，是在康拉德·布萊克舉辦的一次聚會上。當時我是牛津大學的一名教師，教點兒新聞學，這位老政治家說很佩服我寫的一本有關「一戰」的書，我自然受寵若驚。

（還有一點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名模艾拉·麥克弗森一進屋，他立馬撇下我迎了上去。）

幾個月以後，基辛格授意我為他的傳記執筆，我很開心，但更多的是惶恐。我很清楚，他曾找過另一位英國歷史學家寫傳記，那個人也接受了，後來卻臨陣退縮。當時，我只能看到不接受這份苦差的理由：我手裡有幾本書

（包括另一部傳記）

的合同、我不是研究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專家、我需要一頭扎進浩如煙海的文獻、我難免要遭到克里斯托弗·希欽斯等人的嚴厲抨擊。為討論寫傳記的事，我們見過幾面，打過幾次電話，通過幾封信，但在2004年3月初，我還是回絕了。這也就拉開了我介紹亨利·基辛格外交藝術的序幕：

太遺憾了！收到你來信的時候，我正在到處找你的電話號碼，打算告訴你，我找到了原以為散佚的文件：一名管理員保存在康涅狄格州一個儲藏室里的145箱文件，文件保存下來之後那個人就死了。裡面有我所有的文件：作品、書信、斷斷續續的日記，至少是1955年以前的，有可能是1950年以前的，還有約莫20箱我從政以來的私人信函……

儘管如此，經過多次交談，我承認中間也猶豫過，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對我做出一個明確的、不一定是積極的評價。

因此我感謝你，儘管我深感遺憾。

幾個星期之後，我來到康涅狄格州的肯特鎮翻閱文件。

然而，說服我寫這部傳記的是那些文件，而不是文件的作者。那些我曾看過的文件至今還令我記憶猶新。基辛格在1948年7月28日的一封家書中寫道：「我覺得事情不只分對與錯，還有很多中間地帶……生活真正的可悲之處不是在對與錯之間選擇。只有最無情的人才會明知是錯的，還偏偏去做。」麥喬治·邦迪於1956年2月17日給基辛格寫了一封信：「我常想，哈佛會給她的兒子們

（那些本科生）

一個機會，讓他們被自己喜歡的東西所塑造。這個機會，你這個哈佛學子得到了。對教職工來說，哈佛卻只給了他們這樣一個機會—一個危險的、也許是致命的機會，去受他們所痛恨的對象的影響。」弗里茨·克雷默於1957年2月12日給基辛格寫了一封信：「現在情況好些了。你只需拒絕野心家面臨的那些完全平常的誘惑，比如貪婪，以及學術上的好奇心。注意這種誘惑是你自己性格中固有的。正在引誘你的……是你內心最深處的原則。」有一則日記寫的是1964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我們離開的時候……一個戈德華特的支持者一一核對了名單上的名字。上面沒有我的名字。但他認識我，說『基辛格，別以為我們會忘記你的名字』。」1965年秋訪問越南的一則日記這樣寫道：「

（克拉克·）

克利福德後來問我怎麼看總統的立場。我說我非常同情總統遭遇的困境，但是眼下危急的事是美國未來的世界地位……克利福德問我救越南人值得不值得。我說這個問題已經不存在了。」我越看這些東西越感到別無選擇，這部書我必須寫。十多年前，我頭一天到倫敦羅斯柴爾德檔案館查閱檔案的時候非常興奮，這種感覺現在又回來了。

因此，本書可謂十年爬梳、嘔心瀝血的成果。在寫作過程中，我信守偉大的歷史哲學家R. G. 科林伍德的三個觀點。

1. 所有歷史都是思想史。

2. 歷史知識是研究思想史的歷史學家對思想的再現。

3. 歷史知識是對當前思想環境下蘊藏的過去思想的再現，當前的思想與過去的思想針鋒相對，從而將後者局限在一個不同的層面上。

為了力圖再現基辛格及其同代人過去的思想，我幾乎總是偏重當時的文件和錄音，而不是多年後採訪中的證詞，這不是因為文件總能準確記錄作者的思想，而是因為記憶一般比信件、日記和備忘錄更容易捉弄人。

然而，傳統歷史學家的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無論他是一個多麼具有批評精神的讀者，更遑論他要記述的傳主的根本特徵之一是

（或據說是）

神秘莫測。這一點我稍做說明。寫完第20章—這章講的是基辛格找到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駐巴黎代表馬文保，想通過他與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開始談判，最終談判流產—之後，過了幾個星期，我和基辛格夫婦共進晚餐。這一章是全書到目前為止最難寫的一章，很多人不明白約翰遜政府提出的秘密和平計劃為什麼代號是「賓夕法尼亞」，但我自認為把這個問題交代清楚了。我想我說明了一點，這位新上任的外交家居然甘願

（儘管他以前在學術上對此事進行過嚴厲批評）

淪為自己談判的俘虜，對事情一拖再拖，落入河內的圈套。越南民主共和國官員所說的談判只是一種策略而已，實則另有所圖，他們只是希望能阻止美國空襲其主要城市，若無果，至少也希望空襲能有所減少。

基辛格夫人本來沒打算和我們一起吃飯，她突然在我身邊落座，這讓我吃了一驚。她問了個問題，中間還頓了頓。她問我：「你以為亨利老往巴黎跑，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我壓根兒沒想到

（因為哪裡也找不到相關記錄）

基辛格1967年去巴黎的主要原因是她那年在巴黎大學念書。

基辛格與第二任妻子的關係史可能要引起所有傳記作家的警覺，尤其是為基辛格立傳的作家。沃爾特·艾薩克森認定基辛格與南希·馬金尼斯初次見面是在1964年舊金山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這一點是對的。但是據艾薩克森記錄，基辛格在擔任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期間，簡直就是一個不為人知的「多情種子」，艾薩克森認為她不過是基辛格「見面最頻繁的女友」。他的書有一章專寫基辛格的「名氣」，列舉了基辛格在20世紀70年代初交往的女性，除了南希·馬金尼斯之外，至少還有12個。

艾薩克森是對的，其他記者沒有報道這件事。1973年5月28日以前，《紐約時報》壓根兒就沒提到南希·馬金尼斯的名字，而當時她和基辛格已經認識9年了。1973年5月28日，《紐約時報》報道她

（說她是「經常陪伴基辛格博士的人」）

負責安排好在殖民地俱樂部舉辦的基辛格的50歲壽宴

（她是該俱樂部的會員）

；4個月後，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行的聯合國外交使團招待宴會上，馬金尼斯又作為基辛格邀請的嘉賓出席。一位國務卿發言人告訴《紐約時報》記者，「她不過是普通嘉賓，不是女主人」。1973年12月21日，基辛格的另一位發言人「堅決否認」基辛格要與南希·馬金尼斯結婚。1974年1月3日，基辛格本人婉言拒絕「對我的個人計劃做出任何評價」。第二天，有人發現他們倆和別人共進晚餐，這個人正是《華盛頓郵報》的東家，這家報紙很快刊出基辛格否認兩人打算結婚的聲明。後來，有人看到他們兩人觀看了一場冰球賽，與時任美國副總統的傑拉爾德·福特出席了一次雞尾酒會。儘管如此，兩人於3月30日結婚的消息還是讓媒體大跌眼鏡。實際上，基辛格當天參加完記者招待會就直奔婚禮現場，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對個人生活連半個字兒都沒有透露。婚禮之後兩人乘坐飛機去阿卡普爾科度蜜月，飛機起飛後半小時媒體才公布了他們的婚事。《華盛頓郵報》憤憤不平地報道：

這對新人急切地要避人耳目，一位記者看到他們離開國務院，打算過去採訪，被一名身著制服的保安強行制止。保安拿走記者的出入證，抄下上面的信息後才還給她。基辛格的一名助手早已把車開了過來，防止任何人從地下停車場尾隨這對新人。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華盛頓郵報》正一馬當先、大張旗鼓地揭露一個更大的秘密：尼克松的水門醜聞！

不過，基辛格的第二次婚姻之所以神神秘秘，不能僅僅歸因於「有教養的女士當然會厭惡張揚」。其中也有基辛格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兩人近10年的關係才一直是一個純私人問題。要了解個中緣由，給他立傳的人需要具備一種知識，一種無法在檔案文件中找到的知識：要了解他內在的、大多未訴諸文字的生活，要了解他在生活中的多重身份：兒子、哥哥、情人、丈夫、父親、離異者。此外，要了解基辛格夫婦怎麼能長期保持隱私不曝光，寫傳記的人必須了解當時新聞媒體與政界名流之間依然是有默契的。事實上，無論是媒體大亨，還是華盛頓記者，對基辛格和馬金尼斯的關係都了如指掌，知道兩人基本上每兩周就會有一個周末待在一起，不是在紐約就是在華盛頓。只不過他們心知肚明但不報道而已。

寫傳記的人中沒有誰能做到無所不知，因為你不可能什麼都知道，連傳主本人也不是無所不知的。毋庸置疑，我遺漏了一些重要事件，誤解或者低估了一些人際關係，有些想法根本就沒記下來，當初有這些想法的人現在也忘了。但即便如此，我已經竭盡全力了。我這個基辛格的博斯韋爾做得好不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了那個陷阱，還請諸君明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