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宣青花瓷與伊斯蘭文化

明初的對外開放政策使海外諸國對於中國瓷器的需求量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明永樂、宣德年間青花瓷的大發展與鄭和船隊遠航有直接關係。考古發掘也證明，鄭和船隊到過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或多或少地都有明初青花瓷殘片出土，完整無缺的傳世品大多集中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國家。

明永樂青花阿拉伯文盤座

鄭和下西洋不僅極大地刺激了永宣青花瓷的生產能力，同時對提高這一時期青花瓷的品質，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鄭和帶回的諸國土產中與明初青花瓷燒造有直接關係的是「蘇泥勃青」這種優質瓷繪原料，而這種青料是彼時所獨有的。

明人王世懋《窺天外乘》中說：「永樂、宣德間內府燒造，迄今為貴。其時以棕眼、甜白為常，以蘇麻離青為飾，以鮮紅為寶。」

張應文《清秘藏》則說：「我朝宣廟窯器質料細厚，青花者用蘇泥勃青，圖畫龍鳳、花鳥、魚蟲等形，深厚堆垛可愛。」

明永樂青花折枝花紋八方燭台

高濂的《遵生八箋》、唐秉鈞的《文房肆考》都認為蘇麻離青即蘇泥勃青，是多由南洋傳入的舶來品，或來自西域的青料。清人的有關文獻中也稱為蘇泥勃青，此後一直延用至今。

正是這種進口青料的使用使永宣青花的發色有別於歷代青花。由於它亮澤、濃麗、深邃而暈散，具有傳統水墨畫的韻味，其審美趣味為其他瓷類所不及，堪稱青花之最。蘇泥勃青的輸入是隨著鄭和船隊的啟程而始、停航而終。可以說，永宣青花瓷獨特的發色是與明初政府的外交政策有最直接的關係。

永宣青花融入伊斯蘭文化

這一時期青花瓷在追求形制變化、呈現豐富多彩的式樣美感以及花紋裝飾表現最為突出的，還是它從形式到內容濃郁的伊斯蘭文化韻味。這些鮮明的風格特色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生產的各種質地的工藝美術品如出一轍，有70%的永宣青花瓷在造型方面可以在西亞地區的金銀器、銅器、玻璃器、陶器、木器中窺尋到淵源範本。

明宣德青花纏枝蓮紋執壺

事實上，在大量的青花瓷隨鄭和船隊遠銷中東、西亞等國時，也帶來了異域精美的工藝品。外國使團晉獻的精美絕倫的金銀器、銅器使明帝欣喜異常，命令宮廷畫師參照設計成青花瓷器的裝飾畫樣提供給景德鎮燒瓷藝人，燒成大量的成品再回贈給各國貢使和國王。

一部分隨使團來華的穆斯林商人更精明，他們根據海外市場的需求，親自攜帶畫樣，大批定燒青花瓷後直接在港口裝船運往西亞各國，在中國本土生產的帶有伊斯蘭文化風格的青花瓷在西亞和中東地區風靡一時。

目前在伊朗、土耳其等國出土和傳世的永宣青花瓷數量很多，在美國、英國、日本等著名的博物館也有少數收藏，其總數甚至超過我國本土的收藏。這些藏品在造型和花紋上完全採用阿拉伯式樣，即使是描繪中國傳統的花卉也採用伊斯蘭人圖案格局。

明宣德青花阿拉伯花紋綬帶耳葫蘆扁壺

就瓷器的裝飾而言，自漢唐以來，在與外域文化的相互融合中一直是以漢族文化為主體，完全模仿的裝飾多是局部或點綴，惟獨永宣青花瓷器由於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諸多方面的原因，在與伊斯蘭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出現了短暫的以外來文化為主體的傾向。

道理很簡單，當時與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要對象是伊斯蘭世界，而白地藍花的裝飾效果寓意著純潔和高尚，深受帖木耳帝國和伊斯蘭世界的喜愛，廣泛地使用這種裝飾以迎合伊斯蘭巨大的消費市場成為必然。永宣青花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充當了「和平使者」。

同時，外來風格的瓷器在外銷的同時也深受明朝皇室和貴族士大夫的喜愛。這種情形在大量的傳世品和景德鎮御窯遺址中得到了印證。

伊斯蘭教反對偶像崇拜，表現在圖案方面其主要的藝術形式是植物花卉。永宣青花瓷上所繪的花卉、瓜果，一反傳統的寫實技法，多採用二方連續、四方連續的圖形，使枝葉延伸、無窮無盡，布滿整個空間，花葉枝條交織纏繞，有機地蜿蜒迂迴，比例完美、節奏起伏，充滿了無限生機。除去纏繞的花卉以外，還有一種很常見的放射性排列畫法，在折沿盆、盤心、案心上大量使用。

阿拉伯書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的裝飾題材之一。12世紀阿拉伯文紛繁的各種書體已形成獨立的藝術門類。通過點、線的搭配和變化無窮的組合，布局嚴謹規範，起伏跌宕，具有無比流暢的韻律美。青花卧足案、青花無檔尊等器物上均以阿拉伯文作為裝飾，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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