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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減負」,不當教育部長的袁貴仁,如今這樣說……

「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不僅是教育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其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科學的成才觀沒有樹立,比如受升學考試指揮棒的引導,還包括教師素質的提升問題、校外培訓機構的規範問題以及教育資源配置的優化問題等。」22日上午,在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專題調研組召開的座談會上,安徽省政府副省長王翠鳳如是說。

合肥市,已經是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調研組進行專題調研的第三站。從北京到湖南再到安徽,「減負」是一項綜合性工程,必須內外結合、綜合治理、各方合作、共同努力才能推動解決,這已成為調研組的共識。調研組組長、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主任、教育部原部長袁貴仁對此表示:「解決『減負』問題確實複雜,教育觀念轉變、教育資源均衡配置、升學考試製度改革等深層次問題的改善和解決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對孩子們的『減負』慢不得也等不得,能不能把現在該做的、能做的先做了,先治『標』兼治『本』?」

這一提議立即引起了委員們的熱議。

「我認為對校外培訓機構的規範和監管是現在必須馬上著手的,大量沒有資質的培訓機構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大量刷題,嚴重影響了學生們的身心成長,也給中小學的正常教學產生了負面影響。」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校長唐江澎直言。

事實確實如此。以安徽省為例,全省各類校外培訓機構5728家,80%以上校外培訓機構未在教育行政部門辦理許可證。校外培訓機構審批門檻低,有的甚至沒有經過審批,標準不統一,行為不規範,監管跟不上,在安全、授課教師資質、教學質量等方面存在不少問題。

「很多培訓機構的老師甚至連教師資格證都沒有,卻拿著10倍於公立學校老師的薪水。錢從哪裡來?都是通過高收費實現的。這一方面增加了家長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也影響到學校里任課的教師們的教學積極性,因此,對培訓機構的管理一定要包括對收費的管控。」唐江澎說。

「對校外培訓機構的規範、監管、評價都需要有相應的標準。沒有標準就沒有辦法說哪個機構是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哪個機構是應該取締的對象,需要實施整改的也依據不足,因此,在國家層面或者地方層面出台相應的規範辦法和機構設置標準十分必要。」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大學副校長汪小帆表示。

在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孫惠玲看來,在相應的規範辦法和機構設置標準出台之前,至少要有一個負面清單,即列出哪些事情是不允許培訓機構做的。「只有這樣才能對照整改,同時,明確平時的監管應由哪個部門負責,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總局等部門應該如何聯合管控、執法也是當務之急。」

「在給校外培訓機構做減法的同時,要給政府和學校做一些加法,讓學校和政府在解決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上多參與,多出力。」袁貴仁認為,小學生在下午3點半放學以後無人看管是很多家長給孩子報課外輔導班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學校可以依靠在校教師的力量,或者用購買服務的方式,聘請校外老師在3點半放學之後在校內開設免費的興趣班或者舉辦社團活動等,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家長對課外培訓機構的需求,也能大大緩解家長的焦慮。當然,這件事需要政府牽頭,需要政府加大對學校的投入,也需要政府給公立學校更寬鬆的操作環境。」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副主委、華東師範大學副校長兼開放教育學院院長戴立益也持相同觀點。「與其讓家長到校外找培訓,還不如讓孩子在校內進行培訓,這樣也能做到課內課外結合,疏堵結合。」

「無論是做加法還是做減法,我們的唯一目的都是為了青少年學生的健康成長,立德樹人都是我們的第一要務,千萬不能忘了這一初心。明確了工作目標和工作方向之後,一件事一件事地去逐步推動、解決,一定會收到成效,要有耐心,也要有信心。」袁貴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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