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帝進行曲之東晉篇：為什麼東晉皇帝開始否定先祖，抑魏尊蜀？
文 | 江隱龍
三國時代，握手漢朝血統「王牌」的蜀漢最終於被曹魏滅亡。僅僅兩年之後，曹魏的國運也走向終點：已掌握曹魏大權的司馬炎逼迫曹魏元帝曹奐禪位，通過與曹丕代漢相似的程序繼受了曹魏的天命，建立了西晉。富有諷刺意味的是，曹奐所書的禪位詔書，又與劉協的禪位詔書如出一轍，天命之輪迴，在漢魏晉三朝的易代故事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十餘年後，西晉滅孫吳，天下重歸一統。司馬炎沿襲了曹丕代漢的手段，然而其一統天下的功業卻是曹魏歷代君主所不能實現了，這為西晉的天命提供了強大的合法性來源。西晉的朝廷架構因承於曹魏，所以其天命的來源也只能出於曹魏而非蜀漢，更不可能是東吳；曹魏正土德，土生金，故西晉的德運乃為金德。
自王莽以權臣身份「假禪讓為攘奪」之後，司馬炎已經是第三個依靠相同方式取得帝位的開國君主。這一方式形式上合法，但得國不正，司馬炎需要在文治武功上為其天命的正統性加腳註。只是沒想到，西晉的天命僅僅傳了四代，就在內憂外患中覆滅了。當時塞外的游牧民族勢力大盛，每每橫掃河洛之間，晉室宗親司馬睿南渡，依仗著長江天險在南方的半壁江山裡重新建立了晉朝，史稱東晉。晉室南渡後，中原在游牧民族的鐵蹄下盡數淪喪，步入五胡十六國時期；這一番五胡十六國與南方的半壁江山相對，中國歷史遂進入南北朝時代。
司馬睿身為晉室宗親，由其繼承西晉的天命，似乎並不不妥。然而從功業角度來看，東晉無論如何都只是一個偏安政權，司馬睿缺乏恢復中原的能力，也就缺乏天命所需的功業，司馬睿只能依據「血統即正統」的理論。這一繼受關係本也沒有大的問題，然而東晉立國實在與蜀漢的國運太過接近，這就給司馬睿的天命理論出了一道棘手的難題：晉朝到底是繼曹魏的天命，還是承漢朝，或者說蜀漢的天命？
晉朝開國君主司馬炎受禪於曹奐，其天命自然源於曹魏。但如果承認三國時代的正統在曹魏，那以血統立國的蜀漢便成了僭閏——蜀漢的天命理論最薄弱處便是偏安於益州而不能得中原，如今東晉同樣失去了對中原的控制權，其境遇與蜀漢如出一轍。如果否認蜀漢的天命，那東晉的天命也將缺乏正統性；如果肯定蜀漢的天命，那整個晉朝的天命都將失去合法性來源。
越是缺乏功業的君主，便越在意其天命理論。劉邦提三盡劍平定天下，自有人會發出「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的呼聲，而司馬睿顯然沒有這樣的政治資本與自信。那麼，如何解釋東晉乃至於晉朝天命正統來源的問題呢？《漢晉春秋》的作者，同時也是東晉大文學家、政治家習鑿齒，開創性地提出了「晉承漢統」理論，近乎完美地解決了司馬氏的兩難。
習鑿齒以蜀漢君主為漢室宗親，自然當為正統；而曹魏代漢名為受禪實為篡逆，其天命得來不正。其次，曹魏雖強於蜀漢，但也不過是「列數州之人，威行境內」，並沒有司馬炎統一天下的赫赫武功，所以也沒有以功業取得天命的政治資本。通過這兩個前提，習鑿齒重塑了天命繼受的正統性依據：首先得國要正，縱然沒有血統，也決不能以篡逆的方式強奪；其次要有統一天下的功業。相比之下，晉朝的先祖為漢室「忠臣」，其屈身於曹魏實為權宜之計，而司馬炎又的確實現了天下一統，其功業遠在曹魏之上，得天命也是理所當然。
這樣一來，晉朝的天命便越過了曹魏直接取之於漢朝。蜀漢為正統的觀點，為東晉繼承西晉打下了理論基礎；曹魏為篡逆，又扼制扼制了東晉權臣希望同樣通過禪代之法繼受東晉天命的動機——當然，也只能是在理論上扼制。為什麼習鑿齒如此煞費苦心令兩晉越曹魏而繼漢呢？因為東晉立國不穩，覬覦朝權、意圖取東晉而代之的權臣實在太多，而東晉皇帝對自己天命的正統又缺乏自信。《世說新語·尤悔》中記載了這樣一個典故，可見一斑：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乃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弒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這裡的「帝」是指東晉明帝司馬紹，也即是東晉是第二代皇帝。司馬紹問王導司馬氏如何得天下，王導便將司馬氏先輩殺戮曹魏皇帝等故事陳述一遍。司馬紹聽後極為羞愧，嘆到若是如此，東晉的國祚以如何能長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