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艷匠：曾國藩從政治軍亦儒亦道

《曾國藩與道家思想》，嶽麓書社出版。

猶記，在2017年夏天，我曾僅聽聞講座之名，便奔赴嶽麓書院，聽取了一場名曰《曾國藩讀書方法論》的講座。

在互動環節，有人發難道：「能不能給我講講曾國藩是如何從政以及帶兵打仗的？」問題一經拋出，便聞掌聲四起。由此看來，他可謂替廣大聽眾發出了內心最強烈的呼聲。是呀，曾國藩可以稱得上是瀟湘熱土的金字招牌，畢竟今天的人們已經不再只是把曾國藩的行為看作是「明哲保身」了。作為聽者的我們多麼希望通過「閱讀」曾國藩的從政以及治軍事迹，從而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的內涵，繼而運用其來指導他們的現實生活。可惜當時沒有得到正面回答，不過，講演者張天傑博士提示有一本《曾國藩與道家思想》有所論述，此後我便對此書念念於心。

早在春秋時期，魯國大夫叔孫豹便提出了「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倫理思想史命題。自此之後，它就成了世代儒家仕子一生為之努力的崇高目標。左丘明也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古往今來，得嘗「立德」之願的人很少，但得嘗「立言」與「立功」之願的人不可謂不多。並且，在這些人中，很多都免不了「白駒過隙，疏忽而已」的命運。人們在讚揚他們的豐功偉績的同時，不免也投去了感慨唏噓之聲。明代萬曆年間的首輔大臣張居正便是如此。他生前極盡威望，死後幾為鞭屍。他不可謂不愛國忠君，不可謂不鞠躬盡瘁，但是，何以聲名不得長保呢？

捧讀《曾國藩與道家思想》後，我有了答案。正如該書前言所說，目前對曾國藩的研究不可謂不多，但研究者們多偏重於分析儒學或理學對曾國藩的影響，即使從道家思想入手，也往往局限在為人處世的「明哲保身」意義之內，而沒有致力發掘道家思想的經世價值，更少見闡述曾國藩與道家思想二者關係的專門論著。故而，《曾國藩與道家思想》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縱觀歷史上有大作為的人，很多都是持儒家思想而走上仕途的。他們可以將儒家的入世思想發揮地淋漓盡致，從而得以「立言」「立功」，但是，他們也在位至極、功太高之後，迎來「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悲慘命運。正如管子云：「斗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老子也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天之道也。」

殊不知，中興名臣曾國藩也懷抱「持盈保泰」的秘訣。曾氏從政之道、治軍之道、處世之道、為文之道、以及養生之道等諸方面，均有「以儒補道，方得持盈保泰」的觀點，他認為，「花未全開月未圓」才是最好的，因為花開便謝，月中便仄，家盛自然便也衰。何況他家已經到了「豐盈之際」所以，他說：「待他人之來蓋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基於這種思想，他採取的自概之道便是「廉，謙，勞。」當一個國家已經到了積貧積弱之時，就不應該再去「求田問舍」；作為漢臣，率領一隻私人武裝，最易招來朝廷猜忌，誠如此，便應處處謙虛謹慎，處處功成不居，處處自損己利，處處盡職盡責。最終終於實現了他的「三不朽」的目標，從而成為備受後人景仰的青史人物。

我們先回顧曾國藩的從政之道。

出生於湖南長沙府湘鄉荷葉塘白楊坪（今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天坪村）的一個普通耕讀家庭的曾國藩，能夠成為清末漢族文官第一人，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並且安老於任上，後代長享其榮，更讓後人津津樂道並深懷嚮往之情。這雖然少不了祖父曾玉屏與父親曾麟書二位先輩的倫理教育，然與他深刻地理解並熟練地運用道家思想的以道補儒的做法應當有更大的聯繫。他習經世之學，諳中庸之理，凡事皆扣兩端，不偏於一，也注重無為而治，強調自然守朴，崇簡抑奢，順時而變。他大量吸收了黃老道家無為在宥的政治思想，採用知雄守雌、卑弱自持的策略與高層、同僚以及下屬士民進行交往，從而為自己的「三不朽」的理想鋪平了道路。

其實，他並非是在從政伊始便是如此。在咸豐八年復出之前，他也有稜有角，也雷厲風行，也想以自己可照汗青的忠誠迅速改變官場作風，依靠正人君子形象樹立正氣，挽救世道人心，恢復理想的社會和秩序。結果是無人理解，處處碰壁，終使自己因丁父之憂而捲鋪蓋回家，而沒有像明代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一般被「奪情不允」。

丁憂的一年多，他對自己的以往作了深刻的反省，覺得自己「無一事不慚愧，無一事不褊淺」。先前那種力挽狂瀾的心態也變成了「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壞，非軍興十年，而內外臣公惕厲悔禍者，殆不多見，縱有大力匡持，尚恐瀾狂莫挽，況如弟之碌碌乎？」因此，自其復出之後，他便一反此前不願意與他認為文墨不通之人寫信的常態，以十分謙恭的語氣，親自給有關的官員、將領、鄉紳寫信，或動之以情，或曉之以理，或誘之以功名，把大官、小官、貪官、清官全都籠絡過來。他收到了非常明顯的效果，自己與周圍官場環境的關係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因此，他繼續改變自己「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和其光，同其塵」，「虛與委蛇，絕去町畦」，「以無有入有間」地去游刃於現實。此外，他也深諳「不敢為天下先」的道理，所以，「與人共事，論功則推與他人，任勞則引為己責」。這種處世方式不免引來剛正的左宗棠一類人員的不齒以致攻擊，但是，他卻憑藉此而組建起了一支至今猶為稱頌的地方武裝——湘軍，並藉此暫時挽救了風雨飄搖的清廷，出現了「同治中興」的大好局面。他的「功」由此便立起來了。

我們再看曾公治軍之道。

「道家思想能與軍事有關係？」相信這是不少讀者的疑惑。確實，我們都知道道家重在理身理國，視身國一體：「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但是，中國曆來就講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道家也不免要論兵、言兵。唐朝王真就有言曰：「（老子五千言）未嘗有一章不言兵也」。因此，老子被奉為百世兵家之師。近代章太炎也認為：「（老聃）曰《金版》《六韜》之旨，著五千言，以為後世陰謀者法。」雖然老子也認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但是，當天下無道之時，用兵便是必須的了。正如《呂氏春秋》云：「復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伐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大焉。」所以，除了採薇之徒會攔馬而諫之外，八百諸侯都會齊聚於武王麾下，以征商紂，以伐一夫，從而換來百餘年為後世儒家大力稱道的「文武成康之治」。

曾國藩本也是不言兵的。在43歲之前，他只潛心於科舉理學，醉心於古文詩賦，沒有關注兵家謀略。直到迴向辦理團練後，才留心於治軍之道。就連他自己都感嘆道：「行軍非余所長，兵貴奇而余太平，兵貴作而余太直。」但是，他又一度被稱為「曾剃頭」。為此，他辯解道：「書生豈解好殺，要以時勢所迫，非是則無以鋤強暴而安我孱弱之民……但求於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鷙慈祥之說，亦不敢辭已。」並且，慢慢地以道補儒的方式把行軍變成了他的所長。在這一過程中，他也有一個變化過程。曾公最開始認為「兵果不祥之器」，「兵者，陰事」，但是，在一度被倡導為「正義之師」的太平天國軍隊的橫掃下，他便認識到兵可「除暴安良」；並且，在太平軍烜赫一時之季，他又認識到「哀兵必勝」和「以靜治軍」。這些都是他對道家戰爭觀的吸收，對自己思想的豐富。

有了這樣的思想，曾國藩便將之運用到戰略戰術之中去了。比如，他倡導「守柔曰強，弱中取勝」。親自編寫的《陸軍得勝歌》中寫到：「起手要陰後要陽，出隊要弱收隊強；初交手時如老鼠，越打越強如老虎。」這便是老子「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思想的運用。他也提倡「以靜制動，後發制人」。所以，他在行軍中便以「穩靜」二字為主張，「結硬寨，打呆戰」，以「呆若木雞」的戰術來讓敵人不戰而屈。一度入其幕府的王闓運便說曾國藩是「一懼教士，以慎行軍」。他還倡導「奇正互用，雕剿游擊」。這便是老子「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思想的靈活運用。他自己說道：「雕剿者，如鷙鳥之擊物，破空而來，倏忽而去，無論有獲無獲，皆立即颺去。用兵者師其意，探明賊之所在，前往狙擊一次，無論或勝或否，皆立即收隊，迅回老營。」偉人毛澤東自求學時代便欽佩曾國藩「積頑之後鎮以猛」，其後來鼎鼎有名的「游擊戰」與曾氏這一策略當有密切聯繫。

可以說，張居正一類的榮、富止於其身的人，沒有很好地把道家的「功成弗居」「功成身退」等思想，以及「廉，謙，勞」等處世之法內化於心，所以「如白駒過隙，疏忽而已」。而曾國藩生前能自保，後世家族人才輩出，也歸功於道家「無為」「自概」之法。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