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打下江山全靠他！卻被打出中南海，兒子自殺身亡！

原標題：毛澤東打下江山全靠他！卻被打出中南海，兒子自殺身亡！

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要在黑暗中摸索很久，沒有王稼祥，中國革命要在曲折中耽誤很久。

（毛澤東和王稼祥）

在中央紅軍長征途中，有一位帶著重傷坐擔架走完全程的領導人，那就是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他負傷的腸子整天流膿，又沒有麻藥和止痛藥，可他不僅挺過長征的全程，還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並參與了隨後的軍事指揮。

坐擔架行軍存在的最大危險，便是突然遇空襲時不便迅速隱蔽。別人跑到路邊躲藏，王稼祥只能坐在擔架上，看著敵機投彈和掃射。

過夾金山後，有一次敵機投下的炸彈落到他的擔架旁邊，主治醫生不幸犧牲。

過草地遇風雨交加，又沒有房屋，王稼祥便打開擔架上那塊僅有的雨布，讓擔架員、警衛和衛生員同他擠在一起，用體溫相互取暖。

不過王稼祥仍在擔架上草擬並交待了對敵軍宣傳和鼓動部隊的一些綱要，使征途上的政治工作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

參加長征的王稼祥，是中央領導人中唯一的重傷員，腹腔內的一些彈片和腐骨無法取出。

長征途中，王稼祥腹部一直流膿，只好插上一個橡皮管子，使膿液排出體外。由於沒有止痛藥，只能用鹽水消毒，每天換藥時往往疼得大汗直流。

長征途中的很多道路都很艱難，到了險要路段，王稼祥為了減輕擔架員的負擔，經常硬支撐著下來自己行走或騎馬。

爬雪山時，他就堅持在警衛員的攙扶下走了過來。一次他自己起來活動時，橡皮管子掉進傷口，到貴州時蛔蟲還從傷口中爬出，演化成膿敗血症並發起高燒。

幾經病危，然而幸運的是每次都化險為夷，待身體略有好轉又繼續投入到工作中去。

長徵到達陝北後，當時美國籍的醫生馬海德來到紅軍中。他檢查了王稼祥的傷口後，非常吃驚：「這麼重的傷，居然能走完長征，要有多麼頑強的意志啊！」

由於陝北蘇區沒有根治條件，他被秘密送到上海，1937年春又秘密搭乘輪船去了蘇聯。

到達莫斯科後，醫生打開王稼祥的腹腔，發現有掉進去的紗布、橡皮管等遺留物，他們為這位中國紅軍的領導人能堅持下來而感到驚訝和敬佩。

王稼祥面容消瘦，總戴著一副金絲眼鏡。他是安徽涇縣人，在家鄉讀完小學後又入教會中學。

1925年赴滬入上海大學附中並加入共青團，同年10月赴蘇聯。他留學蘇聯五年，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在留學蘇聯期間，他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被稱為「紅色教授」型的人物。

此時的王稼祥沒有參加過國內的實際工作，因擁護過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不過他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

1930年王稼祥回國後，翌年4月由秘密交通員護送潛往中央蘇區，隨後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委副主席。

1933年4月，王稼祥遭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他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受劇痛經歷了八小時手術，以致最後虛脫，當時人稱這勝過關公的刮骨療毒。

因為醫療條件差，醫生無法取出全部彈片，只好採取保守療法。

翌年1月，王稼祥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軍長征出發前，有人主張將他留下，周恩來提出抬也要抬走，並安排了幾名身體強壯的戰士用擔架抬著他上路。

長征初期，王稼祥看到部隊由8萬多人減少到3萬多人，焦急萬分。這時毛澤東因生病也坐擔架，他們在同行中不斷交談，都對黨和紅軍的前途極為擔憂。

王稼祥坦率地表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台！毛澤東很贊成他的想法，兩人商量應該召開政治局會議。

接著，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提議撤換當時在黨內負總責的博古和指揮軍事的李德，改由毛澤東領導，馬上得到支持。

接著，王稼祥、張聞天二人又找周恩來、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這一見解，並得到普遍贊同。

這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關頭表態。作為黨內資深領導人，王稼祥25歲便出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於是在1935年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投出了最關鍵的一票，確定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對此，毛澤東也非常感激，直到晚年時還經常跟人提起來：「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1962年無疑是共和國史上最為複雜敏感的年份之一。

饑荒的陰霾猶存，處於全面衰退中的國民經濟尚無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門起初是農業，後來逐步蔓延到輕工業、重工業。

就國際環境而言，周邊事件層出不窮，中國和印度的邊界紛爭升級；而在東南沿海，蔣介石政權則趁大陸經濟衰退，籌劃從台灣反攻大陸，60萬解放軍不得不因此備戰集結。毛澤東判斷，這是「帝反修」的聯合進攻。

一向謹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靜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國的內外交困中，將自己推向了風暴眼。

1935年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投出了最關鍵的一票，確定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1962年，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再一次面臨擔當與抉擇。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靜。妻子朱仲麗發現，他經常一個人長時間地深思，夜裡也久久不能入睡。

有時坐下來匆匆寫些什麼，有時又擱筆凝視窗外，或是在房間里不安地踱來踱去。曾擔任過駐蘇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們蘇聯公社垮台已有前車之鑒。

而此時，人民公社未經試點，就在全國的窮鄉僻壤一瞬間都建立起來了；黨的領導同志已開始擔心糧食吃不完怎麼辦，而且已經開始同外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討論這個問題了。

得知王稼祥對「大躍進」有意見，毛澤東說：「兩百多名中央委員，就是王稼祥一個人反對呀？」

1962年，王稼祥的憂慮變成了現實，國內外局勢都出現了罕見的嚴重局面。據中聯部副部長王力回憶，「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期間，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國內困難情況。他找我到他家裡去深談，我們二人抱頭哭了。」

王稼祥找劉少奇長談了一次，隨即在內部小範圍進行了討論，但規定不許向外講，用他的話，是「關起門來談一談」。

取得大家同意後，採取給「恩來、小平、陳毅同志」寫信的方式，寫成了一個作為《黨內通訊》的信件。與此同時，王稼祥還建議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1962年，王稼祥上書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沒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導屬下工作人員，天下事有些是辦不到，而且不該辦的，而要制止、特別是糾正來自「上面」的「左」的東西是很難的，結果不幸而言中。

「從來沒有考慮過後果，因為他不是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說。她認為丈夫王稼祥是一個富于思考的人，看見一些事情對黨和人民不利，他認為自己不說話，就不是一個好黨員。

毛澤東曾經屢次挽救過王稼祥的政治生命，但是1962年以後，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實上終結了。

他不久便被實際撤銷了中聯部部長的職務。不再是黨的重要領導人，王稼祥搬離了中南海。

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兒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鬥，投河自殺身亡。王稼祥本人被軟禁，朱仲麗被「專案組」定為「現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聯部一間朝北的小屋裡，一關就是六七個月。

康生提出要徹底砸爛中聯部這個「三降一滅」製造廠。在康生的煽動下，一時間，在中聯部機關，給王稼祥貼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會議廳里，樓道里，都貼滿了。

造反派們闖進王稼祥的家，強行把王稼祥架到中聯部，名曰讓他看大字報，實際上是抓去批鬥。

造反派每次把王稼祥架到中聯部，都對他進行圍攻，開批鬥會。批鬥會上，給王稼祥掛上黑牌子，讓他坐「噴氣式」，使他精神和肉體受到極大折磨。

本來身體就不好的王稼祥支持不下去了，他不得已提起筆來，給汪東興寫了一封求助信。

他寫道：我本來應該主動到中聯部去看大字報，接受群眾的批評，認識自己的錯誤，改進工作，但我身體不好，最近總是發高燒，心跳每分鐘100次以上，所以，我請求遲一些去中聯部看大字報。

汪東興接到王稼祥的信後，了解了王稼祥的處境，便在信上批示同意王稼祥的要求。有了汪東興的批示，王稼祥的生活獲得了暫時的平靜。

汪東興還把王稼祥受到衝擊的事情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很關心王稼祥。一次，中央召開一個小型會議，有伍修權參加。

會議休息時，周恩來特意把伍修權叫到自己身邊，對他說：「毛主席有過指示，王稼祥同志是有過功勞的人，現在身體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損失，沒有好處。」

周恩來沉默了一會兒又說：「修權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對他的態度，你應該出來替王稼祥講講話。」

會後，伍修權馬上到中聯部，召開17級以上幹部大會，向大家介紹了王稼祥的經歷和對黨的事業的重大貢獻，特別提到在遵義會議上王稼祥的功勞。

伍修權還說：王稼祥同志在許多問題上都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毛主席多次表揚過他。伍修權針對造反派對王稼祥的批判說：不能搞過火鬥爭，你們批評他的錯誤是可以的，但是要文明一點，要講政策，要照顧他的身體，他的身體本來就不太好，你們如果把他斗死了，並不能說明你們鬥爭水平高。

他還針對造反派頭頭說：你們也不要太驕傲了，要聽聽別人的意見。我們是干過幾十年革命的人，什麼艱難鬥爭都經過，起碼可以給你們提一點意見。

中聯部的造反派把伍修權的講話報告給了康生，康生非常惱怒，他對造反派頭頭們說：伍修權保王稼祥，那就斗伍修權，伍修權早就是王稼祥的黑幹將了。

康生此言一出，中聯部的造反派們立即開始鬥爭伍修權。在中聯部，攻擊伍修權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伍修權也成了鬥爭對象，再也不好說話了。

在此種嚴峻局勢下，王稼祥難以承受和應對，由於極度緊張，他產生了精神紊亂和幻覺、幻視症。

他不斷地喊：「我沒有罪！」朱仲麗記述說：「入夜，他仍不時地驚叫。」

1974年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臟病發作猝然離世，終年68歲。

韜光養晦自強 ，世人當念稼祥。

高風亮節顯清波，每臨大節見識灼。

遵義一票乾坤定，傷軀萬里苦耐磨。

終身憂國事，天下總切磋。

猶憶當年獻策，後人多有贊說。

相信這首詩是對王稼祥先生鞠躬盡瘁，默默無聞的一生的最好的總結，概括和評價！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