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我沒有學問，我什麼都沒有的

讀書是他們的日常生活

採訪手記

|by郭紅

我曾有幸作過《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和楊絳先生的新作《走到人生邊上》的責任編輯。大約七年間里，與楊絳先生時有接觸。2003年1月28日，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錢鍾書手稿集》前夕，我到楊絳先生家裡去看她。楊絳先生到門口來迎我，她身穿灰色毛衣，外罩一件藏藍色呢背心，一頭銀髮整整齊齊地梳在腦後。精神看來還不錯。我問她還好？她說還可以，都是老樣子。只是耳朵似乎更背了，聽電話的時候比較費力，對她說話也得適當大聲些了。

楊絳先生當時年逾九旬，仍筆耕不輟。在把錢鍾書先生數量驚人的手稿整理出來交付出版後，還寫完了一本散文《我們仨》，記錄和回憶與錢先生及女兒錢瑗一起生活時的情形。那本書寫得沉蘊含蓄，異常精彩。老人家雖年事已高，仍神清氣朗，思路清晰。

自1934年與錢先生共同生活以來，楊絳見證了錢先生全部的讀書生活。他們一起去牛津留學，一起在歐洲遊歷，共同經歷了六十四年的風風雨雨。她對錢先生的了解，既有生活伴侶才有的細緻，也有文學家的客觀與準確。她曾寫道：「我認為《管錐編》《談藝錄》的作者是個好學深思的鍾書，《槐聚詩存》的作者是個『憂世傷生』的鍾書，《圍城》的作者呢，就是個『痴氣』旺盛的鍾書。」

1998年錢先生去世以後，她井井有條地將錢先生遺留的書稿和手稿整理好，並陸續交付出版。她曾笑稱自己現在還是「錢辦主任」，是他們家留下來「打掃戰場」的。多虧有了楊絳先生這樣的「主任」，錢先生身後仍不斷有作品出版，使世人得以了解一個文化巨擘豐富的精神成果。

有一次，我去取資料，看見臨窗的桌前攤滿了錢先生的殘破的手稿，旁邊還擺放著剪刀和膠水，而楊絳先生的眼睛又異樣的紅腫。楊絳先生說她正在拼對錢先生的手稿呢。別的老人在盡享天倫之樂的時候，她卻在一連多日，每天數小時，仔細辨認那些因年久而模糊的蠅頭小楷，並把它們準確地粘貼起來。不久，我就拿到了整整齊齊的一迭「散頁」。我想，楊絳先生圖名？錢先生和她早已名滿天下；圖利？她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卻把已得的和將來的全部稿費都捐給了清華大學，設立了一個專門資助貧困學生的「好讀書」基金會。我想，這隻能是一個學者，一個真正愛書的人，一個了解並尊重錢鍾書先生真正的價值的人，也是一位深情的妻子的唯一選擇。

訪 談

郭紅：楊絳先生，您還記不記得錢先生是從什麼時候養成記讀書筆記的習慣的？他多年來一直堅持，不曾中斷過嗎？

楊絳：他小時候就愛讀書，他是有書都要讀。他一直喜歡「胡說亂道」，作文字遊戲。做筆記他一直做的，一直看書一直做的。

他做筆記的習慣是在牛津大學圖書館（Bodleian——他譯為飽蠹樓）讀書時養成的。因為「飽蠹樓」的圖書向例不外借。到那裡去讀書，只准攜帶筆記本和鉛筆，書上不準留下任何痕迹，只能邊讀邊記。鍾書讀書做筆記成了習慣。但養成這習慣，也因為我們多年來沒個安頓的居處，沒地方藏書。他愛買書，新書的來源也很多，不過多數的書是從各圖書館借的。鍾書深諳「書非借不能讀也」的道理，有書就趕緊讀，讀完總做筆記。無數的書在我家流進流出，存留的只是筆記，所以我家沒有大量藏書。

郭紅：錢先生在國內的時候，哪一段時間筆記做得最多？還有抗戰的時候，「文革」的時候，也都堅持做筆記嗎？

楊絳：做筆記他一直做的，一直看書一直做的。一面看書一面做，看完一本書做一本。外文中文都是天天看的。這些不是每一天都看的。有客人的話，也是（只要）有工夫就看。終歸是要看的，每天都要看書的。不然哪來那麼多（筆記）呢？

郭紅：他的外文筆記量最大，有二百一十一個本子共計四萬多頁。錢先生讀這麼多外文資料，是不是有什麼計劃？他的外語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楊絳：他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後是義大利文。西班牙文是跟我學的。他要找西班牙的什麼資料，我就找原文給他。因為西班牙文跟義大利文很接近，他慢慢地就懂了。他有一個規矩，差不多是中文、英文每一天都看的。一、三、五看法文、德文、義大利文。這些不是每一天都看的。鍾書在國內和國外大學攻讀的都是外國文學，在大學教書也教外國文學，「院系調整」後，他也是屬於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別的工作，以後又借調中國古典文學組，始終未能回外文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寫一部論外國文學的著作，也始終未能如願。那些外文筆記，對他來說，該是「沒用了」。

郭紅：為什麼請莫宜佳教授(ProfessorDr.Monika Motsch)整理外文筆記？她的整理有什麼原則？

楊絳：莫宜佳是德國的漢學家，也是《圍城》的德語本的譯者。她會很多種語言。1999年，莫宜佳博士來北京，我就請她幫我編排。她看到目錄和片斷內容，「饞」得她2000年的暑假藉機會又到北京來，幫我編排了全部外文筆記。只可惜因為時間匆忙，她沒來得及把筆記按年月的順序排列，只能隨手從紙箱里拿一本編一本，因此留下了不少遺憾。比方說最早的兩本是1936年的，卻被編在了第118和119條。她整理的原則就是沒有原則。

郭紅：手稿里的文字密密麻麻重重疊疊，眼神不好的，會看不清；學問不夠的，又看不懂。尤其是其中有些殘頁，頭尾都不見了，但是您卻把它們整理並粘貼出來，令人嘆服不已。整理的過程是不是很艱苦？

楊絳：真是很艱苦！他擺得一攤一攤的，他的亂雖然亂，但他自己知道什麼東西在哪兒，一拿就有。等到我去弄，我就不知道了。抽屜里是一堆，有的擱在封套里是一堆，有的亂的是一堆。有可能亂的那一堆是要扔的，我就分不出來了。剪下來的那個，我想他是要的，要不然他幹嗎剪下來呢？「三反」運動之前，我們有小朋友在大學裡說，學生要檢查老先生日記的。他的日記跟筆記混在一起的。他就把日記剪掉，留下的是筆記。他留下的，一沓一沓亂七八糟放在那兒，他大概也沒有再看。

郭紅：後來那些東西是您給拼在一起的。

楊絳：對，有的東西拼得對上了，有的對不上。比方說，這個紙的條條是一樣的，大概是一起的；每讀什麼有個頭，我找它的尾巴。有的尾巴找頭，有的頭找尾巴。這樣接起來，真是費了不少時間。

郭紅：在準備出版的整個過程中，不時地有人來問我，《錢鍾書手稿集》對普通人有用嗎？我說這是一種象徵呀，尋求智慧的道路上的一種努力，很有價值的。不知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楊絳：我說它首先是一種資料性的。他看的時候並不是說我現在要鑽研《楚辭》這個題目，他下次看見的時候，發現這可以歸為這個題目，就又把它們放到一處。所以它們才會重重疊疊，歸類到一個地方。研究有關題目的人到這裡去查，這是一個寶庫。所有的資料都彙集在一處。莫宜佳說，手稿裡面集中了許多錢先生的靈感和智慧。他為什麼把許多這樣的資料聚集在一起，他在想什麼呢？這裡面暗含著各種各樣的思路和思考，研究相關問題的人，從裡面一定可以得到許多的靈感和幫助。它們並不是散漫的資料。

郭紅：以前搞運動的時候，白天開會，他就晚上熬夜讀書做筆記嗎？

楊絳：「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就看馬恩列斯的原著。那不是可以看嗎？看了他也做筆記。《管錐編》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寫出來的。

郭紅：去幹校的時候，他還有書看嗎？

楊絳：那時候他照樣有書看的。那時候我們女兒每個月都給他寄。其中凡有好的，有關於文學的、學術性的，他都看。看完了就做筆記。看完每一本就做筆記。

郭紅：有沒有中斷過？

楊絳：沒有。除非生病。生病的時候，有一段時間，他不能走路。走路跌跌歪歪，歪來倒去的。他也寫筆記呀。那時他寫的筆記都飛出來了。有一本，在掃描的時候都知道，都飛到格子外頭來了。

郭紅：我看見了，那時的字寫得要拙些，笨笨的兒童體的樣子。

郭紅：除了看書之外，錢先生每天別的都不做？家務做嗎？他每天的生活是怎樣的？

楊絳：他小時候等於沒有慈母，爸爸頂嚴，伯父頂疼他，等於是慈母，也不嬌他，就是慣他。有許多東西他都不會，打蝴蝶結也不會，穿鞋左腳右腳也分不清。拿筷子也不會。

郭紅：他的生活能力這麼差？後來跟您在一起生活以後是不是就變得很能幹了？

楊絳：很差。他一直不能幹的。可是他有時候也很能幹的，比方說他能做早飯。可是劃洋火，一直等到1974年才第一次劃著了一根。

郭紅：原來他都劃不著？不會？

楊絳：他不敢。他又不抽煙，他不會劃的。《我們仨》裡面我都記了。一段歷史全記下來了。家務他做的。每天早飯都是他的事。我們兩個人一起生活的時候，比如我們剛剛到英國，住在人家，包一天的飯菜，（那時候）他不管。後來我們搬了一個房子，他就做早飯。我們住到這個房子來以後，假如家裡沒有阿姨，早飯都是他做。燒水都是他燒，一家人喝的水，用的水，都歸他燒。假如說郵差來送信，在底下叫一聲，他耳朵特靈，就跑下去拿報，所以郵差跟他關係很好。郵差說，「我叫住在底下的人，嗓子都叫破了沒人理，樓上倒叫一聲就下來」，就是他。他的腳步特別勤快，我都追不上他。他家務都做的，也沒有一天不看書的。

有一個本子，我知道是哪一年的筆記。那一年我著急了，走了後門，帶他到大醫院去看病，去照腦子。因為他不好走路了，舌頭也大了。哮喘大發作，缺氧搶救。搶救以後，過些時候，他不哮喘了，可是走路東倒西歪。我們住的房子很小，他東倒西歪，都有牆扶著的。房子三家住在一起，在北師大。同住的一個老太太告訴我說，奶奶，爺爺走路東倒西歪的，叫我注意。我看他確實是這樣的。北師大醫院離我們住的地方很近，我扶他去，他走路都靠在我身上的。我偷偷問大夫，大夫說應該去檢查一下，別是腦子裡長什麼東西。我著急了，帶他進城去檢查。兩個大醫院，都託了人，檢查的結果都一樣，都是大腦皮層缺氧，硬化了。這個也沒法治，（只能）看一年以後怎麼樣了。這一年裡，他先是說話大舌頭了，後來舌頭先好了，手呢寫字都寫得飛出來了，寫到格子外頭的。拿給大夫看，大夫說寫得蠻好的。大夫考他比如1+1等於幾，他心算也蠻好的。結論是腦子沒有壞，只是大腦皮層受損。那個時候他也做筆記，就是走路跌跌歪歪的。

郭紅：那是哪一年有這些癥狀的？

楊絳：1973年。

郭紅：那時候錢先生其實才六十多歲，大腦就缺氧了？

楊絳：搶救！……搶救。這話說來就長了。我們到北師大，住在錢瑗的宿舍里，那個宿舍是朝北的，沒人住。縫縫裡的風非常冷，他就著涼了。錢瑗系裡有一個同事是華僑，住的房子比較好，住在小紅樓里，那是教職員的宿舍。那個同事說，我不搬，這個宿舍就先讓錢先生去住。我們就住在小紅樓里。小紅樓離北師大的校醫院很近，現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都拆了。那段時間，他哮喘病的時候，我叫他「呼嘯山莊」。我也不懂，也沒經驗。我們的醫療關係，「反右」以前把我們抬得很高，都在北京醫院。本來協和、北京醫院，兩個醫院可以看病。後來「反右」以後，一步一步往下退，先把我們退到同仁，然後把我們退到街道上的小醫院，小醫院也不管用，有病就給點兒葯吃，他的哮喘就發得很厲害。北師大的大夫，有個中醫大夫很好，另外一個大夫是兒科的，給的葯分量總是太輕，所以他就病得越來越重，後來呼吸聲就接不住了。

郭紅：哮喘嚴重可能會窒息的。

楊絳：快窒息了。然後有個挺要好的鄰居說：「爺爺這樣得搶救哇。」那時正是「批林批孔」的時候，錢瑗一天三個單元，晚上回來。她回來後就說趕緊去搶救吧。搶救得去北醫三院，但是學校里的汽車不為家屬服務。錢瑗人緣好，有個司機送我們到北醫三院，我們在那兒，輸氧大概是要三個多小時到四個小時，搶救過來正好半夜裡十二點鐘。那個司機說，錢老師什麼時候要車我就什麼時候來。半夜十二點鐘打電話他就來了。我們的醫療關係不在這兒，就沒地方住，也沒地方躺，他就躺在暖氣片上的一個木板上，我們沒地方坐就團團轉。後來司機把我們接回家。這個關過去了。醫院裡很照顧，護士到我們家裡來給他打針，過了幾天差不多好了，又發現他走路不好，這才檢查出是大腦皮層缺氧。

郭紅：他是不是長期腦力工作過度，運動又不夠？

楊絳：這個沒法治。但腦子本身沒壞。他做了腦電圖，兩邊是一樣的，證明腦子裡沒長東西。出了這事之後，我們才找所里提出要一個房間。當時每個單位的房子都很緊張，我們不能老是占著小紅樓不走的。所以，後來我們搬回來，搬進了所里的一間很小的辦公室。

郭紅：那個地方現在還在嗎？

楊絳：那個地方現在剷平了，沒了。以前是在一進門的那個樓的六樓。

郭紅：房間大概有多大？

楊絳：比這間（約二十平米）小。我們擱兩張床，兩張書桌，四邊是借來的圖書館的鐵架子。年輕人把我們幹事的木箱都橫七豎八地搭起來。我們叫人陪我們回家去，整理了五麻袋的筆記。他那時候一面看書一面開始寫《管錐編》。

郭紅：《管錐編》是在診斷出了大腦皮層缺氧以後開始寫的？

楊絳：我們從幹校回來以後他就開始做了。我們流亡的時候，他不能再做下去了。書還是看的。

郭紅：他出院以後應該養一養的，卻還是每天讀書，又開始工作了？

楊絳：書他是每天都看的。他能走路了，就在屋裡躺著，躺著看書。我們搬到那兒去住以後，看書更方便了。我們住在七號樓最西頭一間很冷的屋子裡。要書卻特別方便。要文學所的書，他要多少，管書的人就給搬來了。所以，《管錐編》主要是在那兒寫的。他開了一個頭是在家裡開的，我們逃難到北師大以後，那個時候不能寫，只能看看帶的筆記本什麼的。我們一直在那裡住到1977年，就搬到這裡來了。

郭紅：那時候錢先生是不是已經是副院長了？

楊絳：不是。我們在那個辦公室里住了三年。錢鍾書寫他的《管錐編》，我翻我的《唐吉訶德》，都是這個時候。

郭紅：「文革」開始搞運動的時候，您的《唐吉訶德》譯稿是第一稿嗎？

楊絳：第一稿給紅衛兵搜走了，後來發還了，發還以後我們就下幹校了。下放回來以後開始做了。等到我們後來流亡，家裡不能待了，我就帶本西班牙的教科書讀讀。他們圖書館也有書，都能看。反正錢鍾書天天都有書讀的。

郭紅：外國文學所的外文資料是不是比較豐富？

楊絳：外文所我的同事們，我們若說要借什麼書，他們都給借。錢鍾書在外文所的時候，雖然別人說我們的思想是靠不住的，可是錢鍾書買書是沒錯的。所以他是圖書資料委員。

郭紅：錢先生做筆記一直沒有中斷過？他幾度出院入院，最後筆記截止到哪一年？是在哪一次入院後？

楊絳：他的筆記一直到住進醫院才停止。1993年，他住過一回醫院，出來以後他選的詩，就是《槐聚詩存》。1993年的春天住到醫院裡去，動了一個大手術，在4月1號以前出來的，好了。他覺得身體完全好了，我又病了，因為我在醫院裡住了兩個月護理他。（笑）還不讓別人護理呢。

郭紅：全靠您一個人護理？您那時候也有八十多歲了。

楊絳：八十二歲吧。回來以後我就跌跌歪歪的，走路都扶著牆，風一吹都倒的。他呢，又慢慢地硬朗起來了。我說他，你把詩選定了吧。1994年的春天他把詩都選好了。1994年7月底發燒，那個時候他覺得自己的身體好。當時還比較高興，因為選定了詩，做完了一件事情。7月底他發高燒，我跟女兒把他送進醫院，說他是肺炎，同時發現還有膀胱癌。然後就動手術，開始還很好，但1993年的大手術，他摘掉了一個腎。1994年手術後剩下的那個腎又罷工了，也不能用。後來就做透析。透析一般是越做越多，他卻是越做越少，後來他好了。那個發脾氣的腎又好了。透析前做了一個人工腎。經過這一切後，他的身體很虛弱，以後就老去住（院）。開始還能起來，後來就沒有力量起來了。1998年的年底他就去了。進了醫院起，他就停止（寫讀書筆記）了。第一次大手術他回家之後，還在那兒記筆記。

郭紅：對於錢先生來說，這是他的日常生活。

楊絳：沒錯，就是他的日常生活。他書一定要看了，看了以後一定要做筆記的。

郭紅：到最後並不是說他要寫什麼才讀書，而是讀書是他的生活和享受。

楊絳：讀書是他的休息。看完一本就做筆記。有時候還補進去，後來讀的還往前面補。

郭紅：您一直都覺得錢鍾書比您重要。

楊絳：當然了。我也沒有學問，我什麼都沒有的。

郭紅：可是您從年青的時候，一直也讀書，做研究。從那時候您是不是覺得錢先生有才華，有可塑性……

楊絳：那個時候我可沒有想過我不重要他重要。沒有。

郭紅：慢慢地才這麼想的？

楊絳：我看著他有那麼多東西，捨不得扔掉嘛！

郭紅：原來有些說法，以訛傳訛，說是有人讓錢先生給寫幾本關於同性戀的參考書，錢先生就隨手列出長長的書單。那意思是不是說錢先生閱讀面特寬，無論多麼生僻的主題，相關的典籍馬上就能列出來的意思？

楊絳：沒有這件事。這是說的吳祖緗，他壓根沒問過錢鍾書這個問題。

郭紅：這種說法錢先生知道嗎？

楊絳：這是一封信里的，錢先生看見過，看了以後他很生氣。他每一條都打了叉，大概十幾條，從第一條開始就打叉。關於淫書，清華不叫淫書，只叫禁書。清華沒有幾本禁書。錢鍾書是這樣批的：曹禺跟我是同系，他要問我，為什麼不直接來問我，卻要經過吳祖緗來問我呢？吳是中文系的。

郭紅：都是杜撰。您覺得錢先生應該怎麼樣定位？是學者、翻譯家、作家？

楊絳：我覺得他既是學者也是作家，是雙重的。他還是詩人。他愛詩，非常愛詩。他不是那種豪放的，但他自詡自己頂多是個名家。不過他自己最喜歡讀詩。中文的、外文的，他都最喜歡。

郭紅：您要是用一個詞概括一下他，是用詩人嗎？

楊絳：不對，他是一個學者，但是愛詩。他寫那些品味別人作品的東西，寫得很好。他主要是一個學者。

郭紅：他寫了散文小說，讀者們都特別喜歡。您覺得他就天賦而言，是更偏重於學者還是文學家、詩人這一邊呢？

楊絳：嗯……我很難說。人家很看不起學人寫小說學人寫詩。他主要是個學人，也寫小說也寫詩。

郭紅：他偶然地試試筆，就留下了一本經典。

楊絳：他是刻意學的，都是自己學的。他不是一個大詩人，他比較注意形式，用字，還有聲律很講究。

郭紅：前不久上海做過一個調查問卷，青年學生最愛讀的書，第一本就是《圍城》。

楊絳：還是《圍城》！他從小就喜歡寫小說的。我從來沒有向別人提過這事，他的第一篇小說給我看，不是小說，是散文，叫《竹馬》。

郭紅：就是那個「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

楊絳：對，後來這篇沒有了，讓他給扔掉了。他寫得挺好玩兒的。散文小說他都能寫的，他是能創作的，是學人學者寫小說。這樣說就好像寫小說的人不要有學問似的，呵呵。

在楊絳先生的名作《幹校六記》里，有這樣的一段對話：

默存經過菜園，我指著窩棚說：「給咱們這樣一個棚，咱們就住下，行嗎？」

默存認真想了一下說：「沒有書。」

真的，什麼物質享受，全都罷得；沒有書卻不好過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筆記本、碑帖等等。

我問：「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

他說：「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

[原刊於《黃河文學》2011第7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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