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書話》：魯迅是戰士，周作人則是典型的文人，隱忍而無奈

《知堂書話》：魯迅是戰士，周作人則是典型的文人，隱忍而無奈

魯迅是戰士，周作人則是典型的文人。除了縱情文字之間，還沉迷於「無用的遊戲與享樂」，喜歡「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只有這樣，「生活才覺得有意思」。這樣的趣味性，正是其在抗日戰爭中變節的淵源。捨不得苦雨齋，捨不得如花美眷，捨不得萬卷藏書，周作人不聽眾人苦勸，執意滯留在淪陷區，一次精心策劃的「刺殺」更讓他亂了陣腳，出任偽職，一失足成千古恨。近年來有人為周作人翻案，稱其滯留淪陷區、出任偽職，是地下黨的授意，希望能籍此保護北平的文化。雖然我對周作人很喜歡，但這樣荒誕的說法還是讓我無法接受，因為所謂的「證據」牽強附會，站不住腳跟。

我們評說文人的時候，常常喜歡用「文如其人」的說法，其實文和人往往是可以分離的。文和人相分離，並不能據此說明人的虛偽。周作人在現實生活中是有所欲求的，出任偽職是一例，解放後多次寫信給香港的友人討錢討糖又是一例。他的散文走的卻是明清性靈派的路子，沖淡瀟洒得很。但我並不認為這是作假，他寫的是自己的夢想、理想。最喜歡讀周作人和魯迅分道揚鑣後寫的散文，水銀瀉地般流暢，又常常嘎然而止，很耐回味，《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是代表作品。

周作人還有一個身份，翻譯家，甚至可以說是卓越的翻譯家，他翻譯的希臘神話和日本古典文學、俳句，神韻十足，至今仍無出其右者。在《談翻譯》中，周作人把翻譯分為三種性質，即「職務的」、「事業的」、「趣味的」，很精闢的說法。還可以鋪排開來，不止翻譯，寫作也可以這樣分類，民俗類的文章是「事業的」，散文寫作是「趣味的」，解放後的魯迅研究和大量翻譯是「職務的」。

曾經有這麼一個說法，建國後有人問毛澤東，如果魯迅還活著會怎樣？毛澤東回答說，要麼保持沉默，要麼在牢里繼續寫作。魯迅是石頭，不善妥協，周作人則是水，順勢流淌。不過周氏兄弟骨子裡還是有紹興師爺的味道的，細品周作人解放後的文章，貌似溫順的遵命文章，不經意間會有皮裡陽秋的刀筆。

「多壽則辱」，是「五四」那一代不少文人的悲哀，在風起雲湧的政治運動中，很多人失去了獨立的思想和人格，仍然逃不過枉死。魯迅的早逝維護了鬥士的光輝形象，與之相比，周作人則是不幸的。苦悶和徘徊之後，他並沒有選擇魯迅般的偏激的冒進，以噴血的文字來照透這非人間濃密的黑暗，而是選擇了一種大亂中的隱忍，無奈中的自娛。

他躲在自己的苦雨齋里，遠觀著這塵世的炎涼，喃喃的向我們談著花鳥蟲魚，說著鬼狐仙怪，他說「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的清閑，可抵十年的塵夢。」他說故鄉的野菜如何甘美，他說乘坐烏篷船如何的雅趣。他就那麼「安靜的說著人生或者其他，卻反而使你想離開人生，閉起眼睛來做夢」。

然而即使這樣的看著說著，又何嘗那麼輕鬆呢？在知堂哪怕是最溫和清閑的文字中，我們仍然可以體味到那一種深深的痛苦與難言的哀怨。看似淡泊沖謙的文字中，實則大悲苦隱於斯大心酸隱於斯。然他依然能從如此悲苦心酸之中「勾勒出誘人恬靜的樂園，使人與此中體味永恆的美味」，千載以降,有幾人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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