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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敢削藩是因為有一把好牌,可惜打爛了

文/行在陽秋

建文帝朱允炆有一個恢復儒家聖王之治的史詩級施政計劃,該計劃得到朱元璋的默許和士人們的真心擁護,朱允炆的人格魅力使得一時之間天下歸心。推行這個計劃,朱允炆也有非常得力的強援,其戰鬥力不在朱棣之下,可惜沒能善加使用。「削藩」只是建文施政計劃中的一環,但同時也是一道坎,可惜他沒能邁過去。

朱允炆的削藩不僅是為了鞏固帝位,他有一整套回復儒家聖王之治的施政計劃,削藩不過是其中一環而已。而之所以會有這套計劃,一方面與朱允炆的個人思想有關,另一方面也是朱允炆擁有強大的後援團,可惜在抵抗朱棣時,他沒能很好的使用後援團的力量,失敗與此有一定關係。

建文帝的人格魅力

1

史書對朱允炆的記載,《奉天靖難記》、《明太宗實錄》以外,高度一致:

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

皇孫性慈厚,童年即敦孝友節,雅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

知其人莫若知其友,知其友莫若知其師。即位前朱允炆的人生可分為兩個階段:皇太孫前(1378-1392)和皇太孫時(1392-1398)。

仁明令主朱允炆

立為皇太孫前,朱允炆的師友,資料缺乏,難以考知。其時懿文太子尚在世,父親可謂兼具老師。史書多載朱允炆年幼時即聰慧穎敏,好學不倦。對比懿文太子之人格,自是信詞。

朱標為朱允炆配備了哪些老師雖難以考知,但朱標本人的師承卻非常清楚。宋濂、董倫、張紞,都先後成為朱標的座師。三人地分南北,卻均為敦學宿儒,朱標受到他們熏染,被培養成了一位恂恂儒生。宋濂首徒方孝孺,堪稱朱標同門師弟。

朱允炆自幼性格便極得其父之傳,其父又頗得宋濂、張紞、董倫之傳。他後來重用方孝孺、張紞、董倫,與父親朱標對他早年的教導有關,毋寧說,他也間接受到了宋、張、董之教導。

洪武二十五年,朱允炆受封為皇太孫,時年十五歲。朱元璋特地為他選拔了一大批文臣武將,兼輔導之職務,前文已述。不過,馮、藍、傅三人不久就遭朱元璋清除,茹瑺等人服官東宮又僅屬虛職,稱不上於太孫有何教益。方孝孺雖然匆匆見到太孫一面,但不久就遠走漢中、蜀地,未能長期留在太孫身邊發揮師長作用。筆者以為,這一時期朱允炆最重要的師友,是黃子澄。

黃氏其時任職太常寺卿,又得補東宮官,得有較多時間與太孫接觸。著名的東角門策對,一舉奠定了黃氏作為皇太孫師長、以及建文朝執政的地位。幾年後建文朝開張,黃子澄便迅速躋身宰輔,當是這幾年陳說授業的必然結果。

綜觀朱允炆即位前的教育和師承,可知朱允炆深受儒家經典教育熏陶。父親、師長的教育深深形塑了他的人格和氣質,使朱允炆成長為一位熟習經書、溫良恭儉的儒生型皇帝。

朱允炆的政治理想,在皇太孫時即已顯露:擬由孔孟周公之道,完成賓士天下的理想。

洪武后期,朱元璋已經開始讓朱允炆獨立處理政事。改律、斷獄二事,足見朱允炆的行政能力和治國之道。朱元璋對朱允炆的行事不僅不以為忤,反激賞太孫處置得宜。

朱元璋有「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當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之語。顯然朱元璋認為一世應有一世之治道,嗣君不當拘泥於己之治道。朱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是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的守成令主。

朱允炆在政事中表現出極高的經典素養。改定律例一事,經黃彰健研究,可知所改僅為「例」而非「律」。朱允炆表現出的知識素養相當驚人:

帝閑居,太孫侍。舉大明律授之,曰:此酌古准今,協理制,宜人情,其熟玩,以復。太孫捧之,退居數日成誦。……遂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之七十三條。

又如斷獄一事:

太孫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光;尚書亦稱,惟貌有稽。」

可知朱允炆長期受師友熏染,又頗聰慧勤奮,於《周禮》、《尚書》等經典極其熟稔,故能於施政時援舉自如。洪武年間,朱允炆尚為太孫,即已展現出如此知識、才幹和能力,其政治理想,固遠非僅守成令主而已。

有關朱允炆即位前的政治藍圖,材料有限。但可從朱允炆甫一即位,當時士大夫的反應,推知他們對朱允炆的期待和矚望,順及反映朱允炆素具之政治抱負、理想。王叔英《資治策》有言:

今皇帝陛下纘承大統……誕修文德,善政仁聲,日益布聞。四海之內,若臣若民,罔不歡慶。萬姓一辭,咸謂聖明在上,唐虞雍熙之治,可以復見於今日。

天下之心,莫不期陛下為堯舜。

話說的很漂亮,格調也極高,但他決非簡單的頌聖文字,而實已點出入儒學型士大夫對朱允炆即位的熱烈歡迎。我們不難想像,當時天下士人對朱允炆的滿腔期待和滿腹熱望。若朱允炆的習性、人格、個人政治理想不能當此的話,士人也不致發出如此聲音。

准此,可以確知:朱允炆的政治理想,絕非僅僅滿足於守成之君,而是要在方孝孺等儒生協助下,以儒家道德理想主義之精神,以迴向三代之治道、重建符合「天道」的人間秩序為目標,立法垂制,銳意求治。程通《貞白遺稿》錄胡浚詩云:

人臣喜逢千年慶,吾主當為百代雄。

朱允炆本人的經典素養,配合方孝孺等人之儒生特質,君臣遇合,摩拳擦掌,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只待「舊王已死、新王當立」,一場浩大的制度改革就將開始。還是用王叔英的話作結:

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也。

沐王府與蜀王:朱標的遺產

2

明初的派系其實遠不止「淮西集團」、「浙東集團」這麼粗糙,是很複雜的,對於洪武后期,尤其是胡藍黨案之後,明朝高層政治中的派系走向,值得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既和朱元璋在位後期政治安排相關,也直接決定著朱允炆即位前後的政治力量態勢。

筆者的結論是,從洪武中期開始,明朝政壇逐漸形成了一個「懿文東宮集團」。懿文、東宮,謂朱標、朱允炆父子。「集團」則有兩大力量:蜀王朱椿、沐氏、耿氏、常氏為代表的親貴力量;方孝孺、張紞為代表的士人力量。

親貴力量與士人力量得以結合,並團結在朱標父子的旗幟之下。通過聯姻、講學、師承、任官、共事等多種聯結渠道,並在自發聯絡和朱元璋有意安排之下,兩大力量合流,形成一個鬆散的共同體。

雖然這個集團因靖難戰事的偶然失敗而瓦解,但本身卻具有相當的實力和地位,以至於朱棣即便在奪位成功後,也不得不對集團里力量極強卻僻處邊陲的蜀王、沐氏忌憚禮讓。

懿文東宮集團失敗,在於結構鬆散、地域分散,缺乏堅強的領導和統一的指揮。南京陷落,朱允炆不知所終,懿文東宮集團中實力最強的蜀王、沐氏也不得不向朱棣表示歸服,這個集團也畫上了句號。

沐氏、蜀王分局滇蜀,洪武中後期以降,逐漸成為西南強宗。兩家都手握重兵,且統政一方,為朱標父子最強悍的擁戴力量。

沐英,字文英,幼失父母,朱元璋夫婦撫為養子。

沐英長朱標十歲,他被朱元璋收為養子時,朱標還未出生:

嘗聞皇考之訓,朕年二十四五,尚未有子時,沐英甫八歲,因兵受厄,父母不得復會。朕撫育之,恩同其父。後乃命複本姓。因其軍功,封為西平侯。俾控御諸夷。十餘年間,朕無西南之憂者,以英在也。言猶在耳。

沐英年少即機智英武,朱元璋在他十八歲時,委以鎮守鎮江之任。後又守福建,征關陝,取西番,下雲南。朱元璋對他可謂視如己出,信任無加,最終委以鎮守雲南的重任。

朱標年低沐英十歲,而沐英十八歲前尚未出戰。朱元璋和馬秀英夫婦,可說是將沐英作為長子撫養的,這要比一侄(朱文正)、一甥(李文忠),還更親近了一層。沐英不啻朱標之長兄,朱標與沐英兄弟之情,可想而知。

洪武十五年,沐英偕傅友德、藍玉攻下雲南,自此留鎮。朱元璋選擇沐英而非傅友德、藍玉鎮守雲南,原因不難推斷。考慮到雲南僻遠、華夷雜處的複雜現狀,朱元璋需要一位能力突出而又絕對忠誠於己的將才鎮守。

沐英鎮滇十年,設州立縣,屯田墾荒,興學立教,經略蠻荒,雲南大治,奠定了其作為中國固有領土之地位,明廷亦得以拓邊西南。謂沐英為中華開拓雲南之先行者,毫不為過。

朱標的異性骨肉——黔寧王沐英

洪武二十三年(1390)沐英還朝,朱元璋賜金設宴,慰勞備至,並有「使朕無西南憂」的獎掖之語。這次還朝是沐英最後一次見到朱元璋,也必是他最後一次見到朱標。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懿文太子朱標薨。消息傳到雲南,得到朱標凶訊的沐英,他內心的觸動可謂無以復加,因此染病。六月沐英卒,「軍民巷哭」。史載:

初,英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三日不食,踴慟幾絕,及再鎮之三年,哭皇太子,號慟失聲,飲食為少,一月而薨,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年四十有八。官僚士庶、胥吏卒伍緇黃髫白,莫不奔號其門,泣語於路。

沐英施政雲南之深具人心,與朱標兄弟之誼,至今讀來,依然情意深湛,觀之動容。兩月之間,朱標、沐英接連去世,於朱元璋而言不啻連失兩子。而對朱允炆而言,可謂接連失去了伯父、父親。沐英被追封為黔寧郡王,子孫世襲西平侯,後又改為黔國公。

沐氏與懿文太子的緊密聯盟,在下一代沐春、沐晟和朱允炆之間延續下來。建文時朱允炆屢調雲南兵入京師,其中何福還參與了小河等戰。此外,有關朱允炆出亡的傳說里,雲南幾乎成為固定的故事主題。《革朝遺忠錄》記載:

相傳建文君之奔也,晟使人護之。或時至西平侯第,然人亡有知者。

南京陷落後,沐晟還收留耿炳文之子耿琦,以及建文朝流亡官員,儼然成為朱允炆的後方:

上(建文帝)即位,(劉有年)復起太平知府。丙子之春與王紳遇,以道德相勖。後文廟入正大統,以不肯迎駕謫雲南。黔國公知其賢,遣諸子從學,且薦於朝。

朱棣奪位後,即對雲南著意加以監視、控制:

癸卯,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雲南,整肅兵備,撫安軍民,俟邊境寧靜,就鎮守雲南。

這番舉動,暗藏要將沐氏驅逐之意。朱棣還派建文年間封雲南便與沐晟交惡的岷王重封雲南,岷王與沐晟重又不睦。朱棣作勢懲戒沐晟一番,賜書岷王。後來看到岷王漸有不臣,反倒比沐晟更難對付,遂又著意拉攏沐晟。朱棣與沐晟結親,令其仍鎮雲南。

洪武朝後期,沐氏掌控的雲南還擔負著為建文朝「儲備人才」的作用,下文還將詳述。

蜀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幼即雅好文章禮樂,朱元璋戲稱之為「蜀秀才」。個中推許讚賞之意,極為明顯。朱標、朱椿兩人可稱朱元璋諸子中,性情最為投契者。這一點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從兩人的人格特質來看,不言而喻。

洪武二十三(1390),朱椿之國四川後,很快就在蜀地營造出一個迥異於洪武政治生態的小氣候。他禮賢好儒,延請方孝孺、林嘉猷、王紳為蜀王府賓師,與之詩文切磋,講論王道,本人亦有《獻園集》傳世。朱椿稱讚方孝孺說:

爾懿文清節,有東漢之風。尚志立言,為當代之重。

推重獎掖之情盡現。同時,「懿文」與朱標謚號重合,不僅僅是巧合,庶可窺見蜀王、朱標、方孝孺之同聲相求。

方孝孺之齋名「正學」,亦即朱椿所起;朱椿還賜王紳旅費赴滇,以查考其父親王禕遺迹;妥善安置宋濂靈柩,厚待宋濂之孫。翻閱方孝孺、王紳的文集,有體量龐大的與蜀王酬答詩文,足見朱椿之得士心。方孝孺居蜀久,已有「蜀道易」之樂。

朱標父子與朱椿的親緣關係,因人際、性情等多重因素,可稱牢固。朱椿于靖難時的動態今天難以確知,但種種史料顯示,蜀地堪稱為建文朝廷之後方:

或傳蜀府兵來赴難。

建文時期,蜀地還成了朝廷安置廢王之地:

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為不靖,方孝孺請以道德化之,命往四川受教於蜀王,時蜀邸素以賢聞故也。

方孝孺和朱允炆,已將四川當成朝廷的後方。以至於燕兵迫江北,南京形勢危殆之時,方孝孺乃獻策走蜀:

方孝孺曰:「今城中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尚可以守。請下清野之令。……今天下惟蜀王不背朝廷,其地四塞。令決一死戰,不利則收士幸蜀,萬一可圖也。」

《奉天靖難記》亦有記載:

方孝孺曰:「……設有不利,即輕舸走蜀,收集士馬,以為後舉。」

前引朱棣令袁宇撫軍雲南、四川,疑即與此相關。建文朝覆亡後,既成事實下,蜀王迅速來朝、默認燕王篡位。至此,蜀王作為建文後援的歷史告一段落。

耿炳文於洪武后期得朱元璋倚任,並與懿文太子結成親家,前文已述。不僅如此,耿炳文之妹還嫁與沐英為妻,生子晟、昂。

耿老夫人一直在世到宣德六年(1431),建文朝覆亡後,耿氏收留了逃奔雲南的耿炳文長子耿琦。這樣,耿氏、沐氏、懿文東宮便形成一個緊密的姻親團體。常藍二氏,於洪武后期一衰(常氏)、一亡(藍氏)。不過,藍玉為常遇春妻弟,常遇春又為懿文太子岳丈。同時,藍玉之女又為蜀王妃。至此,一個姻親網路就此浮現:

懿文東宮親貴集團姻親網路圖

本圖顯示,與朱標父子凝聚力最強者,為耿氏、沐氏。常氏衰敗,建文予以復振,然未曾持續。藍氏已滅,但藍氏作為朱椿妃尚存。

懿文東宮親貴集團是在洪武后期即已形成的,這與朱元璋的刻意安排有關。靖難戰起,由於地處僻遠,蜀王和沐氏的力量未能充分發揮。耿炳文則戰死真定,洵為親貴中忠於建文朝之典範。

四川和雲南:建文黨的成型

3

朱標做太子時,宋濂、張紞、董倫均成為他的老師。宋濂門下,又以方孝孺為首徒。王紳寫道:

(宋濂)每賓客散後,列弟子坐松濤室,下曆數古今作者,必曰:「吾於交友,所見惟爾父一人。而門人輩獨希直而已。」

茅大方《次韻送方教授還漢中》:

道學遠宗濂洛裔,文章重見孟韓才。

方孝孺可稱當時文壇、士人的雙重領袖。

宋濂、王禕為浙東士大夫老一輩之兩位代表,而方孝孺則成為下一代之核心。方氏繼承宋濂的衣缽,與朱標可稱師兄弟,堪稱准東宮故舊。

宋濂門人成為建文改制的幹將

《遜志齋集》收入了方孝孺諸多輓詩。我們看到,方孝孺為朱元璋所作輓詩只有一首(《大行皇帝輓詩》),為懿文太子朱標卻高達十首。朱元璋、朱標父子之於方孝孺,孰輕孰重一目了然。洪武時期方氏雖兩得朱元璋召見、推許,他的一瓣心香早已落在朱標上了。

《懿文太子輓詩》里,方氏有「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銳意思寬政,溫顏訪老臣」之語,於朱標監國輔政之推許、於朱標將來即位之期待,不言而喻。作為「元末明初浙東士大夫第二代領袖」(董剛語),方氏也帶動了宋濂、王禕門下浙東士人如王紳、林嘉猷,歸入懿文東宮陣營。

北方士人代表,同時也屬東宮官的有張紞、董倫。

張紞。張紞字昭季,陝西富平人,以明經起家:

洪武初以明經舉,授京兆學教授,尋擢東宮侍書,才識通敏,懿文皇太子器重之。

張紞以才識獲得朱標的賞識。雲南平定,張紞即被派往雲南任職。這一時期朱標秉政,沐英鎮滇。我推測,張紞是朱標由推薦給朱元璋、沐英。朱元璋給張紞詔諭:

今命卿西南方面重任。君子道興之所然。且雲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群之才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誠可會人,生靈是聿。故茲勅諭。

推獎信任之情,躍然紙上。

張紞歷官雲南右參政、左布政使。十五年間,凡雲南之土地貢賦、政令條格、典禮程式皆所親定,考治行為天下第一。雲南呈現「民夷心孚,遠近奠安」的局面。朱允炆即位,召張紞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

董倫。董倫,北平府人,元末隱居不出。明朝立,召為東宮官,得朱標器重。後歷官河南布政司右參議。洪武三十年免職,典教滇南:

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干鎰。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深寵之,留連彌月,恩禮有加。……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變夷。

朱允炆甫即位,思念東宮舊臣,立即召回董倫,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方孝孺、王紳作為浙東士人代表,張紞、董倫作為北方士人代表,在懿文東宮的旗幟下團結起來,成其為一股南北士人力量。這由以下重要的歷史事實可證:

方孝孺、張紞、董倫作為「東宮舊臣」和建文朝新貴,於洪武時期均有任職雲南、四川的經歷。同時,建文朝廣泛吸納洪武時期居官雲南、四川之人,可考的還有陳迪、王紳、方孝孺門徒林嘉猷、韓宜可、王景彰。

其中,陳迪居官雲南左布政使,恰與張紞分居左右布政使。董倫、韓宜可、王景彰則為貶至雲南。王紳、方孝孺一系浙東士人則居於蜀地。王紳還曾由蜀而抵滇,得到蜀王和張紞的禮遇;四川為宋濂埋骨之地,雲南為王禕葬身之所,他們的晚輩、師友接踵而至,蜀王、沐氏亦次第鎮守。以上事實,已不能歸結為簡單的人際、地域之巧合。

「蜀滇」,成為聯結懿文東宮親貴力量和士人力量的關鍵詞。我推測,這結合了朱元璋安排、朱標朱允炆推動,以及人際、地域的多重因素形成。兩股力量合流,形成一個鬆散的「懿文東宮集團」,他們之中的關鍵人物方孝孺、張紞、陳迪,成為建文改制的主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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