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最後的特區

【黑馬高調頭條】第370期

作者丨 榮大一姐

來源 | 老道消息

1990年夏天，剛上大學沒多久的高曉松接到海南一個歌廳的演出邀請，同一個樂隊的其他人打聽了去海南的交通情況就放棄了，只有高曉松滿腔熱血，拉著老狼踏上了旅途。

可惜當時的海南，雖然已經啟動過兩輪開發，「改革」的種子卻還沒有真的紮根，他和老狼的靡靡之音，只有歌廳老闆欣賞，更多隻習慣閩南系語言的海南人對他們嫌棄的不行，沒幾天兩個人就失了業。

老狼打道回了北京，而高曉松因為路費不夠，滯留在南方，並就此從清華輟學，走上了一條藝術大道。

其實早在1979年，就有一位高曉松的學長，清華大學化工系大四的學生，來到了海南參加社會實踐。這位學長雖然長期生活在北方，水土不服。但是早年的知青經歷和親民樸素的家風，讓他一到廣東就扎進基層，走訪村鎮，訪貧問苦，了解了父親治下的這塊島嶼的基本情況。

海南在建省之前，一直被當成國防戰略的前沿陣地，除了為給國家提供戰略物資在島內建有幾家國營橡膠農場外，海南島一個像樣的產業都沒有，整個地區財政收入不到4億元，發展狀況相當於內地一個中等縣，基本是一個「閉關鎖島」的狀態。

建省前，海南一些公社改區、鄉，連政府換招牌的錢都拿不出來，有的生產大隊窮的只好把政府統一安裝的電話賣了換錢，鄉鎮學校沒錢買辦公用紙，把學生的考卷翻過來印通知書。

有中央領導說，訪問非洲之前，覺得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後的地區，後來發現海南島比非洲還要落後。海南部分地區到80年代還是刀耕火種，過著「三塊石頭支個灶，兩片竹篳架張床」的原始生活。廣東稍富裕的地方嚇唬哭鬧的孩子，會說「你這個細蚊仔，再哭就把你扔到海南島去」。

第一個登上海南的領導人是朱德，當年兩岸的軍事封鎖還沒有完全解除，朱老總的飛機上貼著海面低飛去的，在瓊海市，朱老總問你們這兒除了香蕉，還能發展什麼經濟作物？

當地的負責人說還種過菠蘿、椰子。前幾年我們發現有一個老華僑從印尼帶回來的種子，種了4棵胡椒，就跟老華僑請教，說定了一年讓他幫忙種一百棵，我們把它的生活全部剝下來，每月發給生活費40元，結果57年鬥牛鬼蛇神，把老華僑斗死了，現在找另一個老華僑在種胡椒。

1984年的春晚上，沈小岑演唱了一首《請到天涯海角來》，歌詞說「海南島上春風暖，好花叫你喜心懷」。實際上當時島內最大的城市海口，建省前缺水缺電，連個紅綠燈都沒有。

1988年建省的時候，有人拿了50年前日本佔領海南島時的地圖一比較，發現洋浦50年間毫無變化。 這麼一塊遍地死火山和仙人掌的不毛之地，讓歷任海南人提起來就絕望。

這個地方十年九旱，十種九不收，遍地都是褐色的石頭塊兒，土層薄的只能種番薯，可一年到頭辛辛苦苦，收成還不夠填牙縫，三萬畝耕地，每畝收益只有20多元錢。可以說海南的起點比深圳要差遠了。

1961年，葉選基跟著葉帥、聶帥從海軍基地坐船到拱北，葉劍英很自然拿起望遠鏡眺望澳門，而葉選基看到這個動作，立刻想起南廣公司老闆柯平從澳門帶來的點心。 「什麼炸春卷，蝦餃，等等，哎呀，真好吃！」

但是廣東畢竟是大革命起家的地方，黨的基層動員能力強，文革期間離北京遠，離香港近，抵制左的力量比中西部要強大地多。報告文學《南嶺村紀事》描述過70年代發生在深圳南嶺村的一幕：村支書張偉基開著手扶拖拉機，急吼吼地趕到深圳與香港的界河邊，停在國防公路上，向著黑壓壓的逃港人群扯開嗓門喊「南嶺村的跟我回去」。在奔向界河那邊的人群中，就有張偉基的妻子。

1988年建省後，從深圳和廣東來的兩個省領導梁湘、許士傑。他們算了算帳，發現洋浦光是搞簡單的「五通一平」，每畝就要2億元，加上外圍投資，30平方公里的洋浦開發需要上千億元，這筆錢海南拿不出來，中央也拿不出來。

搞深圳特區的時候，小平同志明確說過：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但是一場大雨把南大門羅湖淹了之後，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髮現深圳要搞成特區，還是得有一個基礎條件，所謂梧桐樹才能吸引金鳳凰，可測算了一下，五通一平每平米投資需要90元以上，哪怕一期開發4平方公里，也需要10億元以上。

吳南生急得抓耳撓腮，只好厚著臉皮向谷牧化緣，說「沒有酵母做不成麵包，沒有錢深圳特區的開發方案都是老虎吃天，無從下口」，最後谷牧給批了3000萬元，深圳的一盤大棋才算活起來。

而開發洋浦，距離深圳搞特區已經過去5年，中央上上下下都在喊改革的步子再快一點，梁湘和許士傑於是在洋浦開發上大膽用了「借雞生蛋」的方案：把沒有做任何處理的生地直接有償轉讓給外國投資者。

1988年5月，海南省政府和香港熊谷組公司簽訂協議，以每畝地2000元的價格把洋浦交給後者成片開發。設想中的洋浦開發參照的是國外的「自由港」模式，行政管轄權歸中方，外方負責一切跟經濟有關的事情，在貨物、人員、資金進出上享有充分自由。

這個方案最不幸的地方是熊谷組雖然是一個香港的公司，老闆於元平也是一個中國人，可是公司的股東有日本財閥，資金佔比還不少。 方案在第二年年初遞到中央，當時主管特區的谷牧已經退休，接班人田紀雲接到報告後派了一隊人視察洋浦，他們前腳去。

張維幾個政協委員後腳也去了。 張維當過清華大學副校長，他還是高曉松的外公。他們在洋浦開發區調查後，寫了一份「洋浦調查報告」，在這兩會上批評海南把相當於半個香港的洋浦「賤賣」給日本人，是開門緝盜，堪比清政府割讓土地喪權辱國。

「海南擬租給日本人45000畝土地，約為香港的一半，租期70年，而每畝的租費竟只2000元！清政府是戰敗國，向老牌帝國主義英政府割地賠款，才把香港租出去99年，這麼多年了，香港還沒收回來」。

這個說法殺傷力很大，還沒等海南反應過來，已經有大批血氣方剛的青年學生打著「還我海南」、「懲治賣國」的標語上街遊行了。幾乎是深圳歷史的重演。

梁湘到海南任職前，是深圳的市委書記，深圳人民至今認為深圳特區的建設首功要記在梁湘身上。因為1982年，一隊一隊神秘的調查組在深圳蹲點一陣後，也寫了一份報告，報告後面還附上了一份材料，題目是「舊中國租界的由來」。一些內地老幹部的考察團到了深圳，不看還好，看了之後痛哭流涕，大罵修正主義，

「這深圳除了頭頂上的紅旗是紅的，其他的不是黃的就是黑的」。

報告在中央的政治局常委里引發了大討論，為此專門召開了廣東、福建兩省的座談會，會上有領導激動地說：這場鬥爭，是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的猖狂進攻，廣東這樣發展下去，不出3個月就得垮台。

還有老領導表態：寧可讓業務上受損失，也要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 最後是任仲夷做了檢查，頂著壓力把深圳的特區開放保下來，撐到第二年春節，鄧小平南巡，這件事才算煙消雲散。

海南就沒有這個好運氣了。他們等到了小平同志支持洋浦的批示，可這時候已經是1989年的春夏之交。 在各地媒體紛紛頭版轉載《人民日報》4月份的重要社論時，《海南日報》只在二版輕描淡寫的轉了一下，據說梁湘還對化名出境的敏感人物做出了「護照有效便可放行」的指示，最終領了一個「以權謀私」的罪名被撤了職。

梁湘關於特區建設曾經有一個螞蟻論：給第一個螞蟻嘗到甜頭，就會引來無數的螞蟻，如果第一個螞蟻吃了苦頭，其它的螞蟻就會對特區望而卻步。洋浦風波發生後，本來要在海南投資農業現代化的東南亞富商謝國民打了退堂鼓，謝國民的正大集團走了，其他外商也望而卻步。

熊谷組和洋浦的協議正式簽訂是3年後，這時候十四大已經召開，市場經濟地位確立，深圳已經在思考「為什麼特區不特」了。簽訂了協議的熊谷組在洋浦幾乎是一潭死水，98年朱鎔基到洋浦視察後非常生氣，當時的洋浦，開發了10年，卻是路不通，水不通，到處一片荒涼，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沒有一棵樹，只有遍地的牛羊。

很難說，如果沒有洋浦風波，高曉松的海南之行是不是會有另一番景象，但是海南人沒能接受90年的高曉松和老狼，也算是特區失敗的一個表現。

改革開放後，海南幾乎是跟深圳同時進入「特區」名單，而且由於從地圖上看，海南和台灣是同樣「孤懸海外」的南海明珠，兩者常常被拿來互相比較，跟深圳相比，領導們對海南的期望還更高。

民國時期，孫中山在《瓊州改設行省理由書》中就提到：夫台灣一島，其幅員與瓊州相等，自日本經營之後，每年歲入數千萬，倘瓊州改為行省，數年經營之後，其收入必有可觀，無庸疑也。

改革初期的領導們跟國父一樣喜歡把這兩個地方放一起比較。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剛到任不久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建議把海南開發作為重點時說：海南島比台灣才少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及台灣的三分之一，自然條件比台灣要好，又是老革命根據地，但目前經濟建設落後，市場緊張，群眾生活貧困，這不能不值得我們深思。

1983年前後，海南是讓領導人坐立不安的地方，根據1980年的統計，台灣的GDP已經是海南的80倍，強烈對比下，海南的發展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色彩。傅高義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中寫道：

「為了和平統一台灣，北京的官員認為，他們有必要表明自己能把海南管理好」。

1983年谷牧在海南視察時，不僅詳細對比了海南和台灣的各種條件，還總結說：加快海南的開發，不僅是經濟問題，對鞏固國防，實現祖國統一也關係重大。 當年的國務院11號文件也明確提到：加快海南開發建設，對於鞏固祖國南海國防，促進台灣回歸、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具有重大意義。

傅高義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一書中寫到：正是因為廣東和福建跟外界的特殊關係，讓這兩個省成為了中國的機會之窗。「特殊關係」有兩層意思，一是比鄰港澳台，經濟發展巨大，讓廣東省從上到下都有一種想先走一步的願望；二是這些地方搞好了，有助於幾個「孤懸海外」的地方回歸中國。

小平同志說：如果用20年的時間把海南的經濟發展到台灣的水平，這就是很大的勝利。 海南這時候還叫「行政區」，行政區負責人雷宇說自己聽完這個話，腦袋嗡一下就熱了，

「國民黨是我們手下敗將，龜縮到台灣，現在台灣發展的這樣快，海南島在我們共產黨領導之下幾十年，如果長期落後，行嗎？」

他在83年舉行的一個座談會上發出豪言壯語：台灣是國民黨領導的，海南島是共產黨領導的，我就不相信海南島20年趕不上台灣。 這句話成了雷宇走向悲劇的前奏。

僅僅過了一年多，海南島汽車事件震驚海外，他被免職下放，海南開發建設戛然而止，經過《人民日報》通報批評後，海南還被永久的拓上了一個「瘋狂」的標籤。

雷宇這個人十幾歲參加革命，是有名的性格直、敢說話，80年華國鋒秘密訪問朝鮮時，他作為遼寧的地方官，跟任仲夷一起做彙報。彙報著彙報著居然就跟華主席爭了起來，氣的華主席脖子都粗了，還是任仲夷打了圓場，說：「華主席，雷宇是我們這裡思想比較解放的。」

他後來到海南當行政署長，是任仲夷欽點的。後來的採訪中，雷宇和任仲夷都承認，到海南去是個過度，雷宇是國家培養的第三梯隊幹部的種子選手，未來至少要到省委任職的。結果卻因為在汽車事件上栽了跟頭。

海南進口汽車的依據來自83年的一個中央文件，文件提到：海南行政區可以根據需要進口工農業生產資料，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匯，進口若干海南市場短缺的消費品。 這個文件下發後的一年多時間裡，全島風平浪靜。

1984年上半年，海南進口汽車也不過2000多輛，不及後來進口8.9萬輛的一個零頭。報告文學《海南汽車事件》里還提到，當時海南小心翼翼，循規蹈矩，對發現向島外偷運轉賣汽車的處罰相當嚴格，一個局長被撤職，一個縣外經副主任給了警告處分。

事情的變化發生在這年夏天。小平同志南巡後，深圳速度成了新標杆，全國各地颳起了商品經濟大風。6月，海南行政區到深圳參加了全國性的經濟區開發研討會，海南的幹部們聽的心潮澎湃，一個個摩拳擦掌。雷宇更是雄心勃勃，說的直白乾脆：現在的時機太好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什麼賺錢就搞什麼，只要不裝進個人的腰包，能多賺的不要少賺，能快賺的不要慢賺。

海南翻了一遍中央文件後，把目光主要盯在了汽車上。80年代汽車是國務院嚴格控制的計劃內商品，典型的有價無市，供不應求，口子一開，一場賺錢競賽拉開大幕。 進入7月，海南進口汽車就一躍增加到13000輛，全島直屬的94個單位，有88個捲入了汽車生意，海南的碼頭空地全成了停車場。

中央的文件明確規定，海南進口汽車只能用於自用，不許出島。海南開始批汽車條子後，有中央直屬機關的，部隊上的，省政府的先後找上門，但因為規定限制，海南都只能咬牙拒絕。早期進口來的汽車基本都在島內各種販子手裡打轉，純屬自己人賺自己人的錢。

但7月底，8月初全國工商局在山西召開會議時，一個總局的副司長提出「內地省市到特區買汽車，不管是個人還是集體，只要是自用的，就應該放行」。

參加這次會議的海南幹部聽到這個消息，感覺簡直是喜從天降，上下一通氣，海南馬上增派人去香港商談如何增加汽車進口。 原本只是海南人炒作的汽車，現在成了全國人的炒作對象。從1984年到1985年3月，海南一共批准進口了89000多輛汽車，超過了當時全國每年進口小轎車和麵包車的總和。

整個汽車案波及全國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由汽車帶動的黑市外匯在短短几個月內價格狂飆，整個海南省，從機關辦公室，到工商、審計、公安、檢察，再到學校、社區，只要有機會搞到汽車批條的，全都義無反顧的投入到汽車事業。

這場瘋狂的汽車熱與海南的經濟落後形成了鮮明對比。赤貧的海南人，突然發現了致富機會，根本來不及分辨，就一股腦扎了進去。負責對外經濟的海南本地幹部陳玉益，直接把批條子當成扶貧。學校要申請撥款，批汽車條子，有單位要改善幹部住房，也批汽車條子。

89000輛進口汽車當中，經陳玉益之手批准簽字的有73000多輛。 實際上，中央下命令叫停汽車進口著手調查海南幹部後，陳玉益還頂著風批出去一些。當時有個瓊海縣公社書記聽說汽車生意馬上不能幹了，連夜趕去找陳玉益，一輛破吉普，抹黑還開得飛快，一下子連人帶車翻到了溝里，陳玉益見來人頭上貼著膠布，手上吊著繃帶，心一軟，抬手又批了一個條。

調查組的人也百思不得其解，說那個叫陳玉益的人是不是神經不正常啊，人家有的部門正常打個報告 ，要進口一點別的物資，也沒說要汽車呀，他非給人家批300輛進口汽車，還寫上「快乾」，完了後面還打個驚嘆號，這到底是什麼毛病？

陳玉益的毛病是怕同鄉們不理解這個賺錢機會有多難得。 海南窮了幾十年，本地人都有點見怪不驚了，陳玉益卻是很清楚外面的世界怎麼樣。他的父輩們早年下南洋，從經營旅遊、餐飲開始，到80年代已經產業繁盛，在泰國小有名氣了，家裡人一直盼著他能留到泰國繼承家產。

汽車事件出了後，一個伯父還專門派孫子從泰國趕到海南，問需要多少錢才能保他。 後來接受採訪，陳玉益也很老實的說：我是明知故犯，我發瘋了，胡來了。

1984年年底，萬裡帶隊調查了海南汽車事件，雷宇被撤職黨內一切職務，沒有來及交易的汽車全部交給中央安排，之後海南的對外貿易全面停頓，《中央擴大海南對外經濟貿易主權八項規定》中的優惠政策幾乎悉數收回，海南島重新陷入了停滯。

雷宇到海南之前，曾經有中央領導說：中央和廣東省對海南島要無為而治，最起碼三年內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給「繩子」，84年小平同志南巡後，更有領導鼓勵說：你在海南工作，膽子大一點，怎麼快你就怎麼搞。

但實際上，改革的風險跟膽子大小是成正比的，膽子越大，棍子和繩子落得越快。 福建省第一書記項南是80年代特區建設中有名的「膽子大」，福建80年代的改革即使現在看也很超前：修廈門國際機場的時候，項南從科威特一個發展基金那裡借到幾千萬美元，之後又從約旦借錢買燃氣輪機，從美國銀行借錢裝備遠洋船隊，還在日本發行了兩批私募債。

最轟動的是《福建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幾十位企業負責人寫的一封呼籲信，這封信由項南親自擬定了《請給我們「鬆綁」》的題目，被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幾十家報紙轉載，成為一段改革佳話。

他還向鄧小平建議：廈門特區可以變成「自由港」，貨物自由，人員自由，貨幣自由，小平同志想了想說：前兩條還可以，後一條不容易啊。

項南到福建前，那裡還在抵制「包產到戶」，交通和通訊落後，招商引資幾乎無法推進，一個法國商人想來投資，從福州給巴黎打電話，打了兩天沒接通，氣地扭頭離開，發誓再也不要來了。而幾年之內，福建就從內到外變了樣，曾經的廣東省第一書記83年到廈門視察後，回去批評了自己的繼任者任仲夷，嫌任仲夷沒有福建的項南點子多，廣東改革的步子沒有福建大。

可惜雷宇的汽車案被蓋棺定論不久，福建晉江假藥案就也爆發了。當時晉江陳埭鎮的一些農民用白木耳和糖製成假的「感冒咳嗽沖劑」銷售，這件事被放大為「特區開放帶進來一些資本主義的壞東西」，項南給中央做了五次檢討，最後還是落了一個「黨內警告」的處分，他的福建改革之旅匆匆開始，匆匆結束。

前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曾經在項南離開後，無比惋惜說：改革開放的先鋒人物常常不免遭受非議甚至不幸，一個「晉江假藥案」使受到福建全省包括海外華僑愛戴的領導人，離開了他不願離開的家鄉，這不僅是項南個人的不幸，也是歷史的不幸。

幸好項南任職期間，高曉松的清華學長去福建做了廈門市副市長，後來又主政福建，總算沒有讓項南的改革遺產完全付諸東流，托他的福，項南紀念館那幅「不要人誇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的對聯現在也變得家喻戶曉。

80年代搞特區建設，做檢討幾乎是標配，雷宇做過，梁湘做過，任仲夷也做過，梁湘上任深圳不久，國畫大師劉海粟就對他說過：你這個特區搞好了，會有人說你走的是復辟資本主義道路，你搞糟了，更會有人說你復辟資本主義。而接任梁湘的後一位深圳市委書記兼任市長在去之前，就有朋友提醒他：你去深圳就是去送死。

項南有個比喻說的好：就好比是一個新疆姑娘，滿頭的「小辮子」讓人家抓。 早年這個小辮子是姓資姓社，到90年代後這個小辮子變成了「平衡發展」。94年3月，新華社以內參形式把一份胡鞍鋼寫的報告遞給了國務院，報告的核心觀點是：特區的「特」破壞了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下公平競爭的基本原則，中央政府作為制度制定者，卻帶頭破壞，採用歧視性政策，給特區的優惠政策，其本質是給了「壟斷特權」。

成立特區10年來，特區的經濟發展既是探索「鳥籠」邊界的實驗場，也是改革派用來說服保守派的最大籌碼，左右著改革派在政治決策中主動權的大小。胡鞍鋼的這個報告，是從根本上否定了特區發展的合理性。有個經濟學家看完報告說：胡鞍鋼這下子算是一刀戳到了深圳最敏感的地方。

廣東早年「先走一步」，率先啟動價格改革，被很多省份抱怨搶了全國人民的口糧，之後搞基建開發，在金融信貸上的優惠政策也讓其他地區眼紅，但那時候，其他地區對包括深圳在內的特區更多還是羨慕嫉妒，把特區當榜樣，這個報告一出，特區成了他們的對手和敵人。

這年夏天，胡鞍鋼在中央黨校省長班上宣講「中國地區差別」的研究後，現場立刻炸了鍋，一些欠發達地區領導的情緒激動，紛紛表示：特區不能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飯，沿海城市也有意見：憑什麼他們能享受優惠政策，而我們就不行呢？

這場大火在胡鞍鋼到上海做了題目是《為何老大變老九——不同稅制對上海的影響》的經濟報告後被徹底引燃，他通過對比78年和92年上海的經濟狀況，直截了當告訴上海人：上海的衰落，全在於中央政府在稅收上實行歧視性政策，抽血太多，取之過量。

對特區的爭議就此展開，風波中的深圳最開始一言不發，一年多後，深圳市市委書記厲有為終於忍不住，通過《深圳特區報》發表長文，從深圳上交給國家的稅收，到各省市在深圳投資獲利不菲，再到深圳創造的就業數量，跟胡鞍鋼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辯論。

這場討論於是升級蔓延，代表深圳說話的學者和官員先後發聲，跟胡鞍鋼在媒體上展開了激戰，厲有為本人也陷入了「改革先鋒」還是「全國公敵」的爭議中。 討論延續了一年半，在95年秋天戛然而止，深圳市委宣傳部突然發通知，要求當地所有傳媒立即停止刊登所有有關「特區不特」的爭論和批評胡鞍鋼的文章。

有香港媒體發表評論，猜測爭論突然被叫停，除了因為胡鞍鋼本人不在國內，大動干戈在國際上影響不好，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場爭論涉及到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和利益牽制，而恰逢94年啟動的分稅制，這場爭論的方向容易走偏到不可預料的敏感區。

公開的爭論雖然停止了，但是要不要給特區拔掉輸血管卻在這之後成了長久熱議的話題。幾年後厲有為在黨校上發表的《關於所有制若干問題的思考》中提到：為適應中國已經設定的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目標，中國必須在所有制問題上有所突破，建議能否嘗試一種是多數勞動者佔有多數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形式。

文章一出，厲有為成了反黨反社會的典型。 結束對厲有為討伐的是當時中央黨校的校長。厲有為後來心有餘悸地說，如果沒有中央領導的支持，我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美國學者謝淑麗認為，中國自78年開始的這輪改革是建立在「地方分權」的基礎上進行的，而在政治制度極其不成熟的環境下，地區領導人領會中央意圖的能力，以及跟中央領導人的私人關係，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改革的成敗。

深圳自從被設立為特區，除了行政級別不斷升高，掉去任職的領導人也都跟北京的關係很密切。 第一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吳南生是37年入黨的老革命，深圳特區成立之前已經是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說讓吳南生去深圳當孫悟空，其實是在一開始就把深圳的地位提到了省級。

蛇口工業區的袁庚做情報工作做到70年代，去深圳前是交通部外事局負責人，跟交通部的部長是老交情。 還有後來的深圳市長李灝，是以國務院副秘書長的身份去的，離開北京前跟跟市紀委中央領導談過話，還當面向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要了幾個「尚方寶劍」。

要是沒有跟北京的好關係，李灝後來在深圳「違法」成立外匯調劑中心、請國家體改委主任李鐵映坐鎮土地使用權拍賣會現場、以「先斬後奏」的方式宣布成立深交所，哪一條都不可能實現。

可以說，深圳在特區建立早期能持續獲得各種資源傾斜，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和北京之間這種直接緊密的關係。樊綱曾經說過，深圳的成果，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優勢落差」，形成了全國性的資源聚集窪地。 資源窪地的好處，除了政策和錢，還有人。

傅高義在《先行一步》中提到，深圳逐漸成為年輕幹部所嚮往的地方，許多有高層關係的年輕人被安排到深圳工作，使得高層幹部更難於反對特區。

汽車事件後，有人總結這個事兒是一道販子賺二道販子的錢，二道販子賺內地人的錢，內地人賺國家的錢，歸根結底，是海南利用優惠政策，從國家口袋把錢掏給了自己，折騰一場，沒有創造價值。

但是很多海南人至今感謝主導這件事的雷宇。雖然當時汽車盛宴中最先得到實惠的是海南幹部，不過因為倒賣汽車海南省的稅收比之前大大提高，基礎設施得到了改善，海南的老百姓更是經此第一次見識了商品經濟的魔力。

雷宇走後，不少海南人都念叨著要給他建祠堂、修廟神。海南因為長期處被當作國防戰略，一直閉塞鎖島，導致島上民風淳樸，商品意識淡薄，江浙人忙著雞毛換糖時，海南人提到做生意還都是不好意思的樣子。不得已，要拿著雞蛋、水果到村頭榕樹下賣，都會遠遠的躲在一邊，等著買主把鈔票壓在籃筐下，拿著東西走遠了他們才會跑出來把錢收走。

03年前後，雷宇接受採訪，說看到報上登海南人詐騙，忍不住哈哈大笑：海南人居然會詐騙了！詐騙不對，但是跟當年對商品經濟一竅不同的海南一對比，這個跨越在雷宇看來就成了一個很大的進步。只不過海南人的商品經濟頭腦，在剛剛萌芽的時候就被壓下去了，沒能正常發展，形成了一種喜歡「炒」的習慣。

幾年後梁湘他們搞洋浦開發，被北京批的一無是處，尤其是賣給香港熊谷組每畝2000元的土地價格成了攻擊靶子，但是洋浦的老百姓卻是歡欣鼓舞，幾乎沒怎麼講價錢，就紛紛同意了拆遷。據說洋浦人還互相通氣：千萬要配合啊，不然中央收回成命可就麻煩了。

熊谷組給洋浦的老百姓規划了三個安置區，其中新都的生活條件最差，沒有水也沒有路，三面都是鐵絲網，安置過去的老百姓沒有怨言，他們看著鐵絲網外面，想著自己這塊地方真是風水寶地，只要趁巡邏員不注意，就能隔著鐵絲把貨物扔過去，走私多方便啊。

當年洋浦開發區管理局的宣傳圖片上，印著幾個孩子的臉，上面的文字是「他們以後都是百萬富翁」。不少老百姓憧憬著洋浦開發以後，他們能過上香港人的生活，每天可以帶手錶和戒指到深圳賣一賣，就能發家致富。

據說當時有一央媒的記者去海南採訪之後，就打電話給總編：我不回去了，這裡到處都是機遇。誰也沒想到，這個機遇以炒作房地產的方式拉開了大幕。南巡講話一年後，海南房地產的價格從88年建省之初的每平米1000多元飆升了7500元。炒汽車盛況在海南再次出現，遍地房產公司，每個人都在說著房地產，拿著汽車批文就可以找銀行抵押貸款，總人數不過655.8萬的海南島在92年的時候，有兩萬多家房地產公司。

有個流浪漢夜裡睡在一家房地產公司的售樓處，早上醒來發現自己莫名其妙成了排隊買房的第一個人，當他準備拿著幾件破衣服離開時，從隊伍的後面跑出幾個人，提出要購買他的位置。最後，流浪者拿到了「從天上掉下來」的7萬塊錢，高高興興地離開了。

不到五年時間，海南房地產價格增長超過5倍。土地價格從1991年的每畝幾十萬，攀升到1993年最高時期的600多萬元/畝。狂熱幾乎影響了每個人。錢來得太容易，整個海南房地產有一種迷幻的氣息。在一個娛樂場所，馮侖親眼見到一個客人給一個歌者20萬元的小費。

92年受邀主持海南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區開發的陳小魯，為了籌措開發資金，決定把公司改組為股份制，聽說消息三亞海南幹部，紛紛開了公函要股票，陳小魯最後不得不給三亞近萬名吃官餉的「幹部」們每人配了500元的股票。陳小魯後來在書裡面寫，海南太黑了，和朋友說叫做』天天過年，夜夜興奮』，但是我難受，幹不了。

他幹不了，有人能幹，泡沫很快溢出海南，93年深圳拍出兩塊天價地，中標的不是深圳本地企業，而是海南的。跟深圳一水之隔的珠海市，這一年在香港賣出十多億樓花。92年開始，跟海南隔海相望的廣西北海也毫不遜色。

春節前，萬通「六兄弟」中的一個說要去到廣西給大家辦年貨。去的時候帶著500萬元，不到一個月，多揣了600萬元回來。經過是這樣的，在北海最好的酒店，他在三樓簽買地合同，然後在六樓簽了賣地合同，直到錢落入口袋，他們連那塊地的真容都沒來得及窺見。

後來統計的數字顯示，在93年的前四個月里，北海市平均每3天就就有1億元資金湧入。這種誇張的發展速度讓93年1月去北海視察的朱總理忍不住警告：北海不同於我的上海，建設要量力而行。

但是地方已經有些剎不住車了。僅僅是93年上半年，全國房地產完成開發投資274億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長143.5％；新開工商品房面積比上年同期增長136％；開發企業由1992年的1.24萬家上升到近2萬家，有權威人士私下估計，甚至可能超過3萬家。

4月1日，中央政府的領導者放下人民大會堂里的代表，把省長們統統召到中南海里來，說是通報經濟形勢，請求大家「積極、正確、全面地領會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機遇，加速發展，又要注意穩妥，避免損失，特別要避免大的損失。」

所有人都能聽出弦外之音。於是大家都開始各說各話。廣東的說：「就全省來看，我們並不熱。」福建的說：「連廣東都不熱，我們更不熱。」江蘇的說：「我們只有個別城市的速度較快，但那主要是由於外資的進入。」

海南省長擺出環顧左右而言他的樣子，根本不說自己「熱」還是「不熱」。廣西說，「我們是剛剛開始」。江西說：「我們這裡連溫度都沒有。」 於西部地區的那些省，甘肅、寧夏、新疆、陝西……都說自己正被甩得更遠，追還追不上呢！

大家都說1993年一定是「大幹快上的一年」，應該比1992年有更大作為。這些人來自東西南北，統轄一方百姓，現在個個摩拳擦掌，根本不顧中南海說什麼，只等會議結束，殺將回去，給已經燃燒的熊熊大火再澆上一盆油。

1993年1月到6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率高達61%，遠超1992年。而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達到 30.2%。最嚇人的是，35個大中城市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 17.4%，進入6月份更是高達 21.6%。

6月底朱總理接替李貴鮮，兼任了央行行長之。這月月底，國務院以嚴控貨幣發行為主線，頒布了震動全國的「十六條」。7月命令各銀行行長們必須在40天內收回計劃外的全部貸款和拆藉資金，「逾期收不回來，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來，就要嚴懲不貸。從7月7日開始，仍然超出貸款規模亂拆借的銀行行長一律撤職」。

好多行長們會後連道別的話也顧不上就趕緊趕回去，所有銀行里的電話響個不斷，都是找自己的客戶催著還錢的，彷彿當初忙著往外借錢一樣。營業廳里又排起長龍，不同的是，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裡面送錢的——不是儲蓄就是還債。也有來說情的，要銀行通融，把債務延期，可是銀行這次一點都不講情面，他們說：「我通融你，朱老闆非把我的頭砍了。」

四大分行行長被抓，鐵腕之下，貨幣龍頭迅速關閉。一天之間，曾有200億資金瞬間撤離海南。泡沫給海南留下了800多億元的積壓資金，當時的統計數字顯示，僅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壞賬就高達300億元，不少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一度高達60％以上。

地產泡沫時期，以四大銀行為首的資金，包括大型國企以至鄉鎮企業和民營資本的大量資本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房地產市場，海南的眾多信託投資公司由於大量資金壓在房地產上，在93年出現了經營困難。

海南省在95年成立了海南發展銀行，發行成立時的股本16.77億元，卻在1995年5月到9月之間，就已發放貸款1060億元。僅僅過了兩年零10個月，海南發展銀行就出現了擠兌風波，內外交困的海發行也因此成為新中國售價因為支付危機而關閉的省級商業銀行。一場狂歡就此落幕，

通脹危機幽靈一樣出現了。大量投機炒房的人被埋在海南泡沫中，像李書福那樣及時抽身的只是少數，更多的人自此就消失在了商業世界。僥倖逃脫的人則烙上了深刻的海南標記。一種變得更保守，一種變得更激進。

幸運逃脫的萬通六君子屬於前者，雖然憑著在北京靈通的關係，馮侖及時拐彎了，但是海南泡沫仍然影響了萬通，95年公司負債高達到3億元，馮侖說，「我現在負債少就是和那時候有關，再也不願意那樣了。做決定前，也會跟公司員工講，先不要告訴我你能掙多少錢，先告訴我有多大風險」。

經歷過海南泡沫的今典集團董事長張寶全，一直不肯將公司上市，他擔心如果公司上市，為了做報表好看，就要每年去拿地。而另一撥經歷海南泡沫的人，則把海南的瘋狂融進了血液。

號稱中國第一文化商人的劉波在資本市場的名氣，比他在娛樂圈那個「許晴前夫」的名頭可要響亮的多，他號稱要打造中國第一大文化概念股的「誠成文化「，是當時資本市場無人不知的大鱷。結果在03年，被媒體報道公司資金鏈建行，業務空轉炒作概念，劉波獨自一人去了日本，從此杳無消息。

證券市場另一著名庄股思達高科的莊家吳旭，也是靠早年炒作海南房地產發家，而且90年代早期，便是海南商界的風雲人物，還曾被推選為全國優秀青年企業家。還有前幾年以集資詐騙、欺詐發行公司企業債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合同詐騙等罪名被抓起來的泛亞系實際控制人范日旭，同樣是在80年代末就在海南淘金了，前幾年還是名噪大江南北的吉林「首富」、股市隱形大鱷。

海南地產泡沫，一直過了十年，到03年也沒消化掉。在這一年的兩會上，剛剛調去當海南省委書記被香港《太陽報》搶先問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爛尾樓的。

新省委書記答的很坦率：爛尾樓最後要留一棟，將來搞個博物館，讓後代人知道什麼叫爛尾樓，學經濟的可以到現場去，請導師現場講一講「泡沫經濟」是什麼東西。新書記給海南提出了「生態立省」的大方向，他說，

「我一到海南，就想看看海南的旅遊開發情況。有個星期天，我也沒跟誰打招呼，自己買票進去看看世界第三、中國第一的紅樹林。我一看，完了！呵！好傢夥，那船開得那個快呀！鳥兒嚇跑了，浪還把兩邊的紅樹林打退了一米多。」

他還曾在省政協大會上強調「誰亂砍樹我就跟他玩命，絕不能幹砸自己飯碗，斷子孫後代生路的傻事」。

建省之前，因為中央領導們對海南的熱帶經濟作用和港口條件讚不絕口，海南曾經提出組織種養業，大力發展鄉鎮加工業；建省的時候，以廣州和深圳為核心的商品貿易滋生了當時最火的「倒爺」，海南自然而然制定了一個「以經貿為龍頭」的發展戰略。

到92年，產業龍頭不知不覺讓位給房地產，留下了上千平米的半拉子爛尾樓後，從95年開始，還又提出建設「一省兩地」的戰略思路，宣布要成為中國沿海新興工業省和熱帶高效農業基地、旅遊勝地。

海南的泡沫經濟跟長期以來主導產業難以確定有關係，十來年間，海南的發展戰略做了4次大調整，幾乎每隔兩三年海南的發展戰略就要做一次調整。多次的搖擺不定，讓海南陷在一種強烈的浮躁不安中。新書記上任一個月，就提出要「把過去那種浮躁、一夜爆發的、完全不是市場經濟規律的思想」給調整過來。很可惜03年北京出了非典，新書記被緊急調到京城滅火，海南規劃的撥亂反正就這樣給耽誤了。

2003年，在央企中海油呆了多年的衛留成接下滅火隊長的海南省長職位時，海內外媒體顯然對他寄予厚望，除了繼續收拾上一輪房地產泡沫留下的爛攤子，更希望這位一直從商的官員扭轉海南依賴房地產發展的模式，保護好海南的海洋資源和生態環境，真正改善和提高海南人民的生活水平，使海南成為一個美麗而又繁榮富庶的宜居之地。

然而，海南的發展模式仍未跳出房地產一支獨秀的格局。唯一不同的是，高爾夫球藝精湛的衛留成推動了海南的高爾夫消費，幾十家大大小小的高爾夫球場。海南從「中華民族的四季花園」，變成了高端休閑度假區。海南名嘴矢弓說，建省23年來，海南有48個概念島的別稱，想見海南對發展思路的認識的混亂。

09年，海南獲批國際旅遊島後，迎來了新一波房產熱。而這輪房地產瘋狂與20多年前相比並不遜色，只不過，20多年前的大開發曾經早就過一批本島的「富豪」和「暴發戶」，如今在海南呼風喚雨的卻幾乎都是來自島外的「房地產大佬」。

旅遊島獲批兩年後，有人統計後發現，海南18萬畝土地被收在13家房企手裡，13家房企中既有中字頭的「中國寶安」，「中糧」，「中信泰富」，「保利」，也有善於跟地方政府打交道的雅居樂、富力、魯能、綠地、萬科、恆大。眾多房企中，儲地最少的萬科有數千畝，富力則達到了2萬畝，中信泰富則取得了3.6萬畝，是海南名副其實的「地主」。

富力的一位項目經理公開講過，

「海南沿東海岸向內縱深1公里地塊，已經沒有地了。」

1999年海口大英山機場搬遷後，機場跑道兩側的3000畝土地便被海航拿到了開發權。2012年他們拿到海南省政府批複，啟動海南國際旅遊島中央商務區項目。海航用這個項目完成自身增資40億元及向海航股份定向增發28億元。之後的幾年裡，這片土地的價值隨著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節節走高一路飆升，海航憑藉這款「優質資產」展開了一系列大手筆槓桿併購。

政策出了不少，海南的命運卻總是逃不開一個「炒」字。

剛剛宣布自由港，海南的各個售樓處就聚滿了搶房人群，消息出來一個禮拜，進入市場的14個新樓盤全部售罄，還有11個即將入世的樓盤，放出消息準備上調價格。

4月底對房地產實行全面限購後，現在海南的新熱點是「賽馬」，可是具體的政策細則還沒出來，要註冊帶有「賽馬」字樣的公司已經排大隊，海南最新的一個政策是「暫停一切帶有賽馬字樣的公司註冊」。

去年設立雄安新區的消息出來後，有一篇題目是《海南：一個自我矮化的巨人》的文章在海南人的朋友圈很火，文章說，海南越來越偏離當年建省辦特區的初衷，有不少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認為海南因「吃小灶」，只要網開一面，放開「黃、賭」，海南很快就可以趕上東南亞國家和台灣地區。

深圳從90年代之後，一直有一種「特區不特了」怎麼辦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一直到平安如日中天，騰訊、華為、大疆接連崛起之後，終於解除掉了焦慮。

特區發展早期走私、黃賭毒都不少。蛇口工業區的袁庚為了開眼界，到香港考察，專門讓幹部帶他去看風月片。

廣東從93年設立賽馬場，鑽空子賭馬，當時開放賽馬利國利民的說法都上了《人民日報》了。西安試水馬彩，武漢舉辦速度聯賽，但是誰都沒指望著這些黃賭毒當支柱產業不是？大家該搶三星搶三星，該「騰籠換鳥」就「騰龍換鳥」。

只有海南還抱著幻想，回到四十年前剛改革開放時的狀態，「只要頭頂上紅旗是紅的」，其他的都可以是黃的黑的。這種心態搞建設，就永遠作為最後一個特區，給全國人民留個念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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