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言文與白話文學習經歷的反思
我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到「文言文」、「白話文」這兩個語詞呢？
肯定不在小學，小學只有「古詩文」，小學需要記得的文學常識中，《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等只被簡單地稱作「中國四大古典名著」。到了中學——肯定是中學。中學所有的古詩文被彙編在一本名叫「文言文閱讀」的輔導書中，四大名著也被強調是古代「白話文」小說經典。
於是乎，自然而然地將文言文理解為古文，顧名思義，古文就是古代的語言文字；而白話文，就是我們現在課本中所學的文字語言。這樣的想法在我的腦海中根深蒂固，並且我可以大膽地推測，持此類想法的人絕非僅我一人。也曾有過疑慮，不止一次，可惜都被拋之腦後，直到近日才想深究。
四大名著都是古代的著名小說，那怎麼小說語言是白話文而非文言文？
問題說難不難，從百科的給出的名詞解釋上分析，不難區別文言文與白話文：
「文言文是以古漢語口語為基礎的書面語，在遠古時代文言文與口語的差異微乎其微。現今文言文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書面語言組成的文章，主要包括以先秦時期的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書面語。春秋戰國時期，用於記載文字的物品還未被發明，記載文字用的是竹簡、絲綢等物。隨著歷史變遷，口語的演變，文言文和口語的差別逐漸擴大，「文言文」成了讀書人的專用。」
「白話文是指「漢語書面語」的一種。它是唐宋以來在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起初只用於通俗文學作品，如唐代的變文，宋、元、明、清的話本、小說等，及宋元以後的部分學術著作和官方文書。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才在全社會上普遍應用的。」
往深了說卻也複雜，語言的發展與各個歷史時期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息息相關。好在複雜中存在共性，雖才學薄陋，也敢淺談輒止。
我念中學的時候，文言文在教或學之上都是一個大問題，同學們普遍對文言文感到頭疼，老師也因此頭疼。基於此，許多老師為了鼓勵學生（出發點當然也是為學生好），打著半開玩笑半認真的比喻——他（她）們之間似乎達成了某種共識——「學習文言文就好像學習一門外語（通常以英語為例）。」言下之意自然是：大家要像學習英語一樣學習文言文，付出同樣的努力就能收穫同樣的果實，要打起精神來，要有幹勁，要好好學。
姑且不論不願學文言文的同學有多少是厭煩學英語的，把文言文比作外語，咋一聽像那麼回事，但總覺得有一絲不對勁。外語，即外國語，也即非本國人使用的語言。比方說，英語於國人是一門外語。英語與漢語有哪些區別？字、音、形全然不同，語法規則也大相徑庭，此所謂外語。而文言文哪裡全異於白話文？同樣都是漢語書面語的一種，不過是歷史時期不同；用的是相同的方塊字，儘管字音字形在歷史發展中出現了一些變化。
文言文絕不是一門外語，它和白話文一樣，都是漢語。
聽朋友談起，他的老師們有時把文言文比作外語，有時不強調「外」，而強調「新」，要把文言文當作一種新的語言來學。儘管出發點是好的，但人們總容易好心辦壞事，哪怕是站在講台上的師長也有大意的時候。我是不可能接受「文言文是一門新的語言」這一說法的，哪怕只是比喻。從小背過多少古詩文，這時再強調文言文之「新」，並不能達到給人新意以提升興趣或者加倍努力的效果，反而強化人對於文言文的不熟悉感（事實上並沒有那麼不熟悉），接著強化為陌生感，於是愈發地排斥文言文了。
文言文與我們而言絕不是一門新的語言，絕不會給人以與白話文對立的那種陌生感。
中學寫作課上人們不知引用了多少文言文段落或句子，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蘇東坡的「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李太白的「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等等，還有《陳情表》、《出師表》等諸多名篇中的句子，不勝枚舉。
再往前追溯，我們小學背誦過的古代詩歌，哪裡用的不是文言文？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感嘆時、觸景生情時，常常情不自禁地吟唱出這些詩歌。文言文竟也是我們生活話語言地一部分？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說明一切。
再說到白話文，許多人將之理解為大白話，通俗流行之話，實則不然。
通常人們認識某種事物，在自己能說服自己的前提下，為了給大腦省力，習慣性地將某種認識簡單地刻錄下來，不假思索地儲藏在腦海中。這類認識被稱為「刻板印象」。當然，「刻板印象」這個名詞的含義並非僅限於此，在此只是舉個例子，強調人們對白話文的刻板印象。
白話文不是只有「你吃飯了沒？」「你去哪啊？」「我今天買了五隻螃蟹。」——這樣的大白話，白話文的重要特點是通俗，但通俗不全等於俗。關於文字的雅俗問題，我是十分認同胡適先生的主張的：
「文字沒有雅俗，卻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來同一字，聲音少許變了。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古人懸樑，今人上吊；古名雖未必佳，今名又何嘗少妙？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金轎；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
先生此番議論，言簡意賅而論據詳實，實在是妙！
胡適先生是白話文運動的先驅，並且，憑藉深厚的學識以及對語言改革的獨到理解，與同時代倡導白話文的人相比，先生總是更顯得理性一些，更純粹一些。這種純粹理性來自於對「語言」一詞的把握，而極少像他人一樣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怎樣運用語言這一工具上。
我們也許可以從胡適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中了解白話文的含義。胡適先生早在民國六年（1917）一月，就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形成了白話文的系統理論。先生主張使用「白話」做為文學語言改革的基礎，對於白話，他的看法是（也即「三白看法」）：
一、白話的「白」是戲台上「說白」的白，是俗語「土白」的白，故白話即是俗話。
二、白話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話但須要「明白如話」，不妨夾幾個文言的字眼。
三、白話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話便是乾乾淨淨沒有堆砌塗飾的話，也不妨夾入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
先生明確地指出了他所倡導的白話文的特點：通俗明白，乾淨不廢言，不妨夾雜文言。我不得不讚歎先生的智慧！事實上，白話文運動伊始雖然並未按照先生設想的軌跡來，但歷史發展到今天，先生所言的特點也正是當今時代白話文的重要特點。
而讓人印象尤深的是先生一再強調的「不妨夾雜文言」。在白話文運動中，倡導白話文的陣營中幾乎人人都喊著廢除文言，因為他們的根本目的是變革思想。而先生始終保持清醒的認知，儘管他也從未忘記變革語言文字的目的。往小了說，這是一種獨立、嚴謹的學術精神；往大了說，這是對中華民族幾千年的語言文字的尊重，對中華文化的敬畏。
在我看來，文言文也好，白話文也罷，它們是一母兄弟，同出一腹，最大的不同只是盛行的時代不同，各自的特點有所不同，但根源是相同的——也許用兄弟關係來形容不那麼全面，我們還可以把文言文和白話文比作一對父子：白話文脫生於文言文，但正像兒子身上永遠有著父親的血脈烙印一樣，白話文也始終有著文言文的烙印，這種烙印來自民族的共同記憶，來自血脈深處。
我還可以舉個簡單的例子，繁體字與簡體字。常人聽到這兩個名詞時，總不可避免地將之想像成兩種不同截然不同的文字。人們把被簡化前的漢字稱之為繁體字，實際上，繁體字只有2000多個，而簡體字有10萬字左右。那麼我們可以這麼說，簡體字就是繁體字簡化後與簡單的「繁體字」之和。
繁體字與簡體字都是漢字，不過所處時代不同罷了。當然這個問題也是說簡單點就簡單，往深了說也複雜得很。不談也罷，我也講不明白。
總而言之，文言文與白話文不是天然對立的，也不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語言。相反，此二者是相生相伴的。雖然說文言文誕生的比白話文早，但自白話文誕生以後，二者便是並存的。只不過，在未經過近現代白話文運動的變革之前，佔據主流地位的是文言文而非白話文。我當然相信，白話文是適應時代發展大勢的；但我也相信，離開了文言文這塊厚實的土壤，白話文將不復為白話文——假若文言文成為了外語，誰又還敢說白話文不是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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