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帆：民國學術史研究的一點思考

原標題：李帆：民國學術史研究的一點思考

近年來，學術史研究成了學界的一個熱點，相關著述一再問世，討論的問題也越發寬泛，觸角深入不少領域，甚至大有取代傳統思想史研究之勢。中國近現代學術史的研究，表面上也是如此。

關於學術史何以會在近些年勃興，一些學者曾做過探討。有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史熱入手，認為從關注文化史到關注學術史，「有其邏輯的必然性」，「當年人們關注文化問題，是多年激烈的政治動蕩之後的反省有以促成之；而今日之關注學術史，則又是多年的文化熱之後的反思有以促成之」。也有學者引入晚清時人對學術史的關注為參照系，認為當時學者之所以熱衷梳理學術史，「大概是意識到學術嬗變的契機，希望借『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來獲得方向感。同樣道理，20世紀末的中國學界，重提『學術史研究』，很大程度也是為了解決自身的困惑。因此，首先進入視野的，必然是與其息息相關的『二十世紀中國學術』」。這樣的結論，大體是考量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與外在環境而得出的。的確，從文化史到學術史，是學術邏輯演化的必然；而20世紀末的時代情境，跨世紀的特殊氛圍，恰好強化了這一邏輯，當時各類學術刊物（如《歷史研究》）連篇回顧和總結20世紀學術歷程的情形，即可證明此點。也就是說，世紀之交，借學術史的研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反思和檢討走過的路，以使中國學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成熟地走向未來，不失為一種非常好的思路和做法。這與百年前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等人關注於自身學術所由出的有清三百年學術史的總結，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正由於今日學者更多關注的是近百年來的學術史，所以中國近現代學術史的研究在整個學術史研究中相對顯眼一些。

談到近百年來的中國學術史，自然要將民國學術史作為主要對象來看待。眾所周知，近現代的中國學術實際是中西交融的產物，一方面承繼中國古典學術傳統，另一方面接受歐風美雨的衝擊，中、西學術相激相盪，相融相合，鑄就當今的學術風貌。在這一過程中，民國時期起了關鍵作用，特別是1928年前的北京政府時期。談及西學進入，不能不強調1894年甲午戰爭這個重要時間節點。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對於鴉片戰爭，我們看重它的主要是政治意義，其在思想學術上的意義遠不及甲午戰爭。因為鴉片戰爭並沒有使中國的思想和學術產生根本變化，並沒有使中國的讀書人真正覺醒，所謂「開眼看世界」的是極少數人，中國的知識界並沒有因此產生根本性的變化。甲午戰爭才真正使中國讀書人覺醒。對當時讀書人來說，甲午戰爭中老大帝國敗於蕞爾小國的命運，是對他們心靈和精神的極大衝擊。《馬關條約》簽訂後，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和再難立足於世界的恥辱感，籠罩在他們的心頭。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甲午戰爭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這樣的認識，表明中國人的民族意識被迅速喚醒。民族意識的覺醒，必然帶來民族主義的勃興。知識界中的先進分子在強敵樹立的成功樣板前，開始反思自己的思想、學術立場。於是，他們變被動為主動，以敵為師，敞開胸襟，積極吸納促使日本成功的西方思想、學術精髓，自覺地以西學來改造中學。這樣，道光、咸豐之後在中國傳播開來的西學發生突變，不再是缺乏章法地緩慢進入，而是有章法地大量擁入，成建制，成體系，並以人文社會科學著述為主，談西方的思想、學術、政治制度，談民主、自由理念等。讀書人中的多數已經意識到我們固有的學術是存在問題的，必須加以改進，建立起「近代」的學術，而改進的樣板自然是西學。此後，一系列因素促成中國思想學術系統的改變。在這方面，制度建設起了很大作用，因為光靠一兩個人呼籲而沒有制度建設是無法奏效的。京師大學堂的設立、新學制的頒布和實施、科舉的廢除等，都是學術系統改變的重要推手。這樣的改變，即中國古典學術向現代的轉型，一般認為是經過了從「戊戌」到「五四」的兩代人才得以完成，差不多前後30年。可以說，「戊戌」前後學術主體形態開始變為中西交匯的學術，民國初年變為西方形態，五四時期基本固定下來，直至今日。

由此可知，民國時期是中國學術發展的重要時期，是中國固有的以「經、史、子、集」為代表的「四部之學」，最終轉向包括「文、理、法、商、農、工、醫」在內的「七科之學」的時期。從此，中國學術按照這一分科體系走上新的發展道路，進而形成延續至今的新傳統。這裡尤為關鍵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現代大學體制建立、各類西式分科基本固化以及用「整理國故」方式研究傳統學問成為共識，中國現代學術才算真正建立起來。當時的北京政府，儘管有一些文化專制主義舉措，但還是給予學者較大的自由活動空間，允許各種學術觀念、主張並存並且彼此展開爭論。而且當時社會空間的相對擴大，如大學、研究院等學術機構的建立與迅速發展，報刊、圖書出版業的極大發達，社會輿論的相對自由，等等，為學界精英結合成志趣相投的群體、自由地表達自己的學術主張提供了社會條件和現實可能性。故而一旦學術轉型成功，學術界很快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並為此後國民政府時期的學術發展和繁榮奠定了良好基礎，使得民國學術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座高峰。

民國學術的成就可謂有目共睹，近年來也引起很大的關注甚至爭議，但眾聲喧嘩之下，非常嚴謹的、學術史層面的學理研究並不充分，較之民國史其他領域的研究，還遠遠處在落後境地，僅是表面熱鬧而已。這緣於多種因素，其中如何定位學術史、如何分梳學術與思想、如何以廣闊的文化史視野看待學術史等，都是關鍵所在，若要使民國學術史的研究能夠順利開展並取得較大突破，這些當是首先要思考的問題。

籠統來說，民國學術史是民國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文化史研究的共有特徵。但學術之為學術，自有其不同於文化、思想的獨立特徵，所以民國學術史的研究對象就應與民國文化、思想史有所區別。追根溯源，「學術」一詞中國古已有之，一般泛指學問、道術（據《辭源》），但「學」與「術」不同。《說文》釋「學」曰「覺悟也」，釋「術」曰「邑中道也」。「覺悟也」更多的是在「發矇」或「學習」的意義上釋「學」，故言「古教、學原為一字，後分為二」;「邑中道也」講的是「路徑」或「手段」。前者漸漸引申為學說、學問，後者漸漸引申為技能、技藝（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引申為技術」），而且有了形上、形下之分。形上之「學」備受士人重視，甚至皓首以窮之；形下之「術」則被看作雕蟲小技，向遭冷遇。這種狀況持續千年以上，直到西學進入中國。對西學，人們先以形下之「術」來格義，認為「西藝」（工藝技術）能包孕西學的全部內容。到清末，隨著認識的深化，有識之士已知道西學亦有其根本，遂以中國之「學術」來格義它，如嚴復所說，「學者，即物而窮理……術者，設事而知方」；劉師培也說：「學指理言，術指用言」，「學為術之體，術為學之用」。學與術不可分，共同構成科學系統，促進西方的進步。反觀中國，學與術分離，言學不言術（日常所說「學術」僅指「學」）。以此，學術無由進步，國家亦無法振興。以西學為坐標對中國學術所做的反思與批判，必然使得一些有識之士對中國學術進行追根溯源的探討，力求從其發展脈絡中找尋失誤之源。這正是當年學術史走上學術前台並成為顯學的現實依據。相較而論，今日中國學術史研究的時代環境與當年有很大不同，但所面對的研究對象卻無根本差別，同樣需要以西學為參照系，探討有「學」有「術」、有「體」有「用」的中國學術發展歷程，民國學術也應在這樣的定位下研討。當然，學術與思想緊密相關，二者常常合而為一，所以直到今天，學術與思想或學術史與思想史的界限問題，仍是尚未釐清的問題，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咸為學者所追求的目標。也許不必刻意區分學術史與思想史的領地，同一研究對象，切入的角度不同，便會顯示出學術史與思想史的差異，如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思想史的研究會讚賞它對維新運動的巨大推動作用，學術史的研究則會孜孜於該書內容的學理探討，從而不會對它做出很高評價。一個是強調作用於人的精神，震撼人的心靈，引發人的思考；一個則強調是否合於學理，論據是否充分，論證是否嚴密。理路的不同，帶來結論的差異。如果不強分畛域，面對思想史或學術史的不同課題時，則依據課題具體情況，或側重思想史視角，或側重學術史視角，采兩者之長靈活運用之，也許研究成效會更理想。

在學術史的研究中，思想史的視角固然非常重要，文化史的視野也必不可少。思想二字從「心」，集中在人的心靈、精神層面，較為空靈；學術雖也有精神層面的東西，但更重求真求實，強調腳踏實地；文化則具有包容性，精神、物質兩個層面都在其中。較之思想的超越古今、天馬行空，學術的步伐相對篤實，而且對外在環境依賴較大，民國學術尤其如此。近代中國，社會空間擴大，學術也愈來愈脫離國家、政府的控制而走向獨立，不過這種獨立是需要條件保障的，如軟環境方面的觀念形態，硬環境方面的制度建設、物質保障等。要研究民國學術史，學科、學人、學術著述等自然是主要對象，但對保障學科發展、學人能夠獨立從事研究的觀念形態、制度建設、物質條件等因素也不能棄之不顧，這些甚至是民國學術得以成立的前提。廣義而言，這幾方面都在文化史視野之內，無論是屬於精神上的，還是屬於物質上的，都是文化史研究題中必有之義。所以，學術史的研究離不開文化史的視野，民國學術史應以民國文化史作為基本的依託。

文章來源：鳴沙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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