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專門化的公眾史學——2017年中國公眾史學研討會綜述
原標題：不斷專門化的公眾史學——2017年中國公眾史學研討會綜述
2017年11月18-19日，「新時代史學的新思考——2017年中國公眾史學研討會」在寧波大學舉行。本次研討會由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錢茂偉教授主持，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全根先、浙江社科院研究員盧敦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熊衛民、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吳瓊、浙江工商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楊齊福、山西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李衛民、台州學院家譜文化研究所所長鄭鳴謙、前河南省滑縣文化局局長任清劍、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主任杜建海等近20位專家學者圍繞「公眾口述史學、公眾家族史編修、公眾影像史學」等三個議題進行了深入廣泛的探討。
一、公眾口述史學
與以往以論文為主的研討會不同，本次會議主要從實際出發，討論各位專家學者在口述史實踐工作中的各種問題。錢茂偉認為，口述史的概念是從美國來的，現在到了中國，背景不同，口述史實踐的路徑也是不同的。所以我們要更看重口述採訪實踐，從中提煉理論、經驗。我們做口述採訪時碰到的問題，也是最前沿的問題。比如在採訪對象上，因為採訪對象的層次不同，有時甚至會與採訪者產生極大的衝突，採訪者因為不理解而不願意接受採訪。這些問題應該怎樣解決，怎樣回答，都需要我們去認真研究。
全根先分享了其團隊的幾項具體實踐，提出三點經驗：一是在採訪過程中一定要對採訪對象區別對待，做好充足的準備，在採訪過程中要善於抓住重點，發現閃光點。二是所有的採訪對象都會犯錯誤，我們作為採訪人千萬不能以為採訪對象講的一定對，事後要對一些事實進行認真的核對。三是對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採訪方式，有時候一個人拿著攝像機錄音筆就可以，有時候則需要一整個團隊的配合。
李衛民討論了口述史理論研究的兩個路徑，一是從實踐中總結經驗，二是從別人的成果中總結經驗，呼籲大陸學者多多總結歸納本土的經驗。在實踐方面，李衛民認為，口述歷史就是要求做口述歷史的人素質高一些，讀的書多一些，知道得廣一些，在實踐過程中要與受訪者產生共鳴。採訪者的個人素質是產生共鳴的前提，如果你本人境界高一點，對訪談的把控就不會太差，雙方之間有了信任，最後的成稿也會讓受訪者滿意。
楊齊福提出，目前大學的口述實踐工作者以青年教師和歷史系學生為主，應該說大學生素質不低，但是的確有很多問題，比如不知道如何把握採訪進度，不知道如何從別人的話里發現新的議題，只會按照提綱按部就班地來做。採訪者自身理論不足會導致採訪變成流水賬，發覺不了採訪內容的價值。在面對文化素質不同的採訪對象時，一旦他們表述錯亂，也不知如何判斷他們所說內容的真假。並且，一些年紀大的採訪對象在敘述時存在不符合時代的語言，這些語言應該如何取捨也是一大問題。所以，楊齊福建議辦一個口述史培訓班，系統地提升採訪者的素質。
盧敦基就口述史項目的選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認為選題必須具有代表性，如果完全從公眾角度來看是沒有辦法做的。在與採訪對象的溝通上，盧敦基贊同李衛民「要有共鳴」的採訪狀態。但因在具體實踐中，受訪者多種多樣，若自己確實難以做到，也可以請了解相關行業或是有相近背景的人隨行幫助採訪，同樣會得到不錯的效果。
在採訪的過程中，熊衛民主張採訪者與受訪人一定要有交流。但這樣的交流不能喧賓奪主，而要分清主次，態度要積極，準備要充分。採訪者光聽不說，或是說得太多都無法使採訪得到好的效果。提問是採訪的重點，雖然要讓受訪者有所準備，但也不應在採訪前就將所有問題都發給對方。有些問題是需要在採訪中產生的，所以我們在採訪中要做好筆記，如果受訪人偏題了，也可以及時將他拉回來。在採訪稿件的整理上，熊衛民教授認為，做口述史畢竟不是寫論文，有一些與主題無關但是同樣有史學價值的東西我們也可以留下來，但不能大量都是與主題無關的。在內容真實的基礎上，我們還要對稿件進行一些改動。比如明顯的口誤，要給它改過來。此外還要做一些增補。增補可以以注釋的方式做區分，以增加了學術性和準確度。為了體現說話人的特徵，一些無傷大雅的錯句可以保留一點，但不能通篇都是如此。最後成稿內容增、文字美，受訪人也會比較容易接受。
北侖區志願者蔣紅分享了她的團隊在過去幾年裡的口述實踐，他們以民間推動官方，和北侖區檔案館合作，將口述成果送進北侖區圖書館。他們認為，當下的中國，活躍的民間團體是最有生命力，最有希望的團體。他們希望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吸引越來越多的公民喜歡口述歷史，參與口述歷史。
周俊超認為，口述史理論研究有兩個特點，一是解釋性，二是引導性。要與受訪者產生共鳴，就要和受訪者站在同一個層次去聊。口述史學家職業素養要高一點，要高得上去也要低得下來。同時還要明白受訪者想要通過採訪得到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如果受訪者的精神境界沒有那麼高，我們也沒有必要一味地去引。周俊超博士從審美的角度來看，認為審美的一個特點是遵從人的自由的內心感受，受訪者想要怎麼說，都是出於自己的審美意識。而對於採訪者來說，真實的才是最美的。所以我們要尊重受訪者的想法，受訪者也要尊重我們求真的願望，這樣互相尊重，互相滿足，雙方就可以和諧。
錢茂偉總結自己研究口述史理論的經驗，稱口述史理論必須從實踐中提煉。在口述史採訪實務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語言和文脫鉤的問題。語言是適合小空間的，文字是適合大空間的。語言有方言，有口語，而文本需要的是書面語，這兩套不同的體系使我們在將口頭採訪轉錄成稿的時候會出現許多問題。站在口述史的立場上，我們希望能將採訪者所說的內容原汁原味地保存下來，但正式出版的時候，就必須有加工，有取捨。錢茂偉提出，口述史必須形成自己的一套話語體系，這是口述史本土化中最要解決的問題。
研討會上，各位專家學者還就口述史的評價體系進行了深入探討。楊齊福認為，口述史的評價體系應該分層，在學術圈有一個評價體系，在社會大眾中也有一個評價體系。學術評價體系主要是看口述史能對其他學科的發展提供什麼指引，大眾評價體系則是看這個口述作品能不能服務於社會、政治、大眾的需要。熊衛民從編輯的角度出發，提出評價口述史文章，要看文中有沒有提出好的問題，有沒有做出好的解答，作品有沒有好的學術價值。全根先提出三個標準，一是選題有沒有站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有沒有創新；二是訪談的內容、質量如何，既有沒有將受訪人口述內容的價值挖掘出來；三是語言風格如何，有沒有體現受訪人的特點。錢茂偉認為口述歷史的評價應該分層次，有最高的標準和基本的標準，找出底線在哪裡，最高線在哪裡。選題對社會的關注度、契合度和作品的呈現形式也可以是評判標準的部分。李衛民提出可以以實驗的方式來制定標準，讓不同的採訪者去採訪同一個口述人，最後評比採訪者的成稿，總結各人經驗。
二、公眾家族史編修
鄭鳴謙及其團隊目前一方面在進行家譜數字化的工作，一方面也在進行家譜相關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目前主要有三個問題，一是家譜破壞得比較嚴重，二是家譜內容記載不規範，三是家譜用紙的問題。鄭鳴謙提出，要保護家譜，就要推行數字化，而在研究上則要做好家譜的學術譜系。家譜的世系也是史學的基礎，家譜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史學。在現實生活中，家譜有助於後代獲得信仰。鄭鳴謙建議建立一個家譜博物館，或說是萬姓宗祠，利用技術手段把家譜呈現出來，以對今人起到教育作用。
任清劍就「譜牒的源流」、「譜牒的功能」以及「譜牒的實踐」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發言，創新了一種新的家譜修纂的格式，稱為「百年家譜」。對於家譜數字化的問題，任清劍認為，在現代生活中紙質文本離不開電子文本，電子文本容量大、傳播方便，但從文物價值上來說，紙質文本更高，所以繼續進行紙質家譜編修是非常有必要的。
杜建海提出現在家譜編修中的幾個問題，一是編修者非專業化，修纂熱情不夠高；二是家譜中哪些要素是一定要堅持的，哪些是需要創新的，沒有一個標準。目前我國的家譜編修還是以民間為主，一些編修者將家譜修纂與社會變遷相脫節，這是不應該的。杜建海反對將家譜拿來評比，認為我們可以介紹好的編修經驗，推廣好的模式，但不應將內容拿來比較，因為每個家族有每個家族自身的特點。並且，隨著時代的發展，當代家譜的功能也在不斷變化。過去家譜強調血緣性，繼子等家庭成員都不能記錄在內；還強調以男方為主，女方的親屬信息不見其中，現在這些都是要改變的。杜建海同樣主張家譜數字化，提倡家族成員利用互聯網快捷、有效地進行編修。杜建海認為公眾史學很有社會基礎，所以公眾史學研究者在關注學科建設的同時也要關注史志工作者培訓，同時藉助政府機關的資源，讓公眾史學走向社會。
《中華呂氏家譜報》副總編呂有凱明確家譜文化研究目標，認為修家譜是緬懷先祖，存家譜是愛國愛家，學習家譜是傳承文化，通過對家譜的編纂，最終目的是讓家譜深入人心。在當代社會，編修家譜的重點是要提高家譜文化的質量。目前很多老家譜在體例上很落後，這導致既浪費紙張又不好查閱，因此呂有凱自己設計了一個新的方法，使同代平行，親屬相依，每一代新增的人口都可以顧及。
勵雙傑從收藏角度來談新修家譜。在時間界定上，1949年以前是老家譜，新中國以後修的是新修家譜。在1949年至1979年這三十年間，很多家譜被毀，售賣價格也很便宜。一些修譜人具有民國情結，在扉頁上用的都是民國XX年。1980年至2000年之間，家譜開始具有城鎮性，但裝幀形式還是用以前的方法，頁面長短不一。2000年以後的家譜裝幀則基本都是線裝加套的形式。
在家譜編寫上，錢茂偉提倡小家譜書寫，提出「戶戶有譜」「家家有譜」的口號。傳統大家譜費時費力，個人不方便操作，而小家譜具有靈活性，內容可以自己把握，格式上有固定的模板，還可以使用電子版，只要具有小學、初中文化都可以操作。只要利用互聯網，無論家族成員身在何處，都可以一起編寫，易於推廣也易於鼓勵全家一起參與進來。李衛民則提出可以編一些《當代族譜序》或者《當代家譜序》，從閱讀欣賞的角度來宣傳現代家譜。
對於家譜真實性問題，與會專家學者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楊齊福認為，在研究中使用家譜資料要謹慎，因為裡面有一些內容是沒有經過考證的。錢茂偉表示，家譜要分家譜成文之前和成文之後，成文之前三代記憶是可靠的，五代以上就不太可信，需要通過各種資料來證實。呂有凱提出「三加三」的說法，既從自己這輩往上算三代，再加上爺爺輩往上算三代，這三加三一百年到一百二十年之間的記錄是較為可信的。
三、公眾影像史學
吳瓊從社會需求和高校育人的角度來談，認為目前社會對公眾影像史學的需求是很大的，但高校在相關人才培養上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現在每個人都可以用手機錄像，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史官，新時代已經到來。當代社會需要一個歷史與傳媒結合的人才，我們以前用文字記錄的方式已經不能夠解釋現在的世界了。但是目前的歷史研究和社會需求之間還是不相配的，高校課程的應用性和學校的一些東西是相左的。所以在影像史學課程的設置上，國內高校需要依託傳統史學研究，藉助影像實踐，培養複合型人才。
錢茂偉提出，到了21世紀，我們所說的文本已經不只是文字文本，而是多形態的文本。我們除了文字之外還可以錄音錄像，在公眾史學上，我們叫做影像志，比如把家裡的照片按照一定的體裁編起來，或者是用視頻的方式來編家譜。用視頻做家譜比文本家譜更形象，因為視頻是立體的，可以記錄下親屬的聲貌。並且，視頻拍攝操作簡單，只要有手機就能拍，易於大眾化。
全根先認為公眾影像作品也應該有一套評判的標準，包括設備的質量、機位，中景、近景、全景的比例，字體的選擇、位置的把握、光線的情況等等。影像可以作為口述作品的一部分，好的影像作品可以讓口述史添光添彩。
公眾史學是適應這個新時代的史學，公眾史學是和當代生活的每一個人都相聯繫的史學。「人人都是歷史學家」，口述史實踐和家譜編修給了每一個人成為自己的歷史學家的機會。本次公眾史學研討會從實際出發，交流了各方實踐經驗，討論了目前我國公眾史學發展的前沿問題，解決了口述史實踐中如何與採訪對象溝通、如何提高採訪者自身素質、如何把握選題、如何修飾成稿等眾多問題，同時，為如何制定口述史作品的評價標準開了一個好頭。在家譜編修方面，提出了新的家譜體例，討論了小家譜的操作方法，為家譜未來電子化、app化打下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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