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無過《瘞鶴銘》 ——再訪焦山《瘞鶴銘》石刻
作者於焦山碑林留念
大字無過瘞鶴銘
——再訪焦山《瘞鶴銘》石刻
鎮江的石刻書法遺迹最有名的就是《瘞鶴銘》了，參加完「全國第二屆大字書法藝術展」的評選工作，正有半天時間，焦山碑林博物館的丁超館長帶我和潘文海秘書長與天津邵佩英先生去金山寺，再轉焦山碑林。
御碑亭
碑林在定慧寺東，竹樹掩映，進門處有乾隆御碑，我不遑細看，便經往瘞鶴銘的存放處，過了一個滿是參天毛竹的蘭亭小院，便轉入放瘞鶴銘的小榭，這應該就如同古時的「寶墨亭」了，然而裡面竟空無一人，我自己在裡面細細看了一刻多鐘，潘、邵二先生始來，一起在這塊古來的大字時刻前也發了一番感慨。來看此石，也正與「大字書法展」相合，也算是一種因緣。
蘭亭小院
這次應該是我第五次來看《瘞鶴銘》了，文革前一年，那時我還很小，曾隨父來過一回，印象中只有石頭，沒有院落和房屋。中間1980年上大學出來旅遊來鎮江看過一回；1991年初在南京寫《書法學》時來過一回；2014年前後也來過，那時就是今天這個樣子了，有種金屋藏嬌的感覺了。
《瘞鶴銘》碑存放處
黃山谷說：「大字無過《瘞鶴銘》」（《題後》，載在《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八），是說大字寫得好的，《瘞鶴銘》應屬第一等，所以作者也就是第一等的書家了。原石上自無作者名姓，所以有人說是王羲之，有人說是陶弘景，有人說是唐朝的顧況或王瓚。宋朝學者黃伯思（1079—1118，字長睿）在《東觀餘論》中有較詳的一段考證文字，認為是陶弘景所書，書在梁朝天監十三年（514），這也就成了一時之定論了。明朝人張溥輯《漢魏六朝三百名家集》有《陶隱居集》，把《瘞鶴銘》歸於陶氏。今人羅國威作《華陽隱居陶弘景年譜》將《瘞鶴銘》隸於天監十三年（514）甲午，陶弘景五十九歲時。這都應是依據了黃伯思之考辨的。
現在的《瘞鶴銘》原石
現在的原石，已經看不全此銘的全文了，張溥所輯《陶隱居集》尚可一窺全豹云：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跡，華表留名，真惟彷彿，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辛，左取曹國，右割荊門，後盪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爾也何明，爰集真侶，瘞爾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丹陽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張立臣畫《瘞鶴銘》圖
清朝人張力臣畫《瘞鶴銘》圖，圖內補全原文與此頗多不同，則更與原石跡近：
瘞鶴銘有序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書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仙鶴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竹（此是竹字頭），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余欲無言，爾也何明，雷門去古，華表流形。意唯彷彿，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厥土惟寧，後盪洪流，前固重扃，左取曹國，右割荊門，【】【】爽塏，勢掩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父（小字）岳徵君
丹楊外仙尉
江陰真宰
張力臣圖內補全原文
從這篇銘文中怎就看出是陶弘景大師的文章與書法呢？黃伯思說他「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這個所謂「文格字法」他們如何「審定」的呢？依據著什麼考鏡出來的呢？他又說陶隱居所著《真誥》遇到某年只書天干地支，如「乙卯歲」，而不書皇朝年號；在《瘞鶴銘》里也是但書「壬辰歲」、「甲午歲」而不書紀年名，以此也能證明這是陶氏手筆。其實這也不一定啊！而黃伯思說到陶弘景自稱「華陽隱居」，而此銘中又書作「真逸」，他解釋不了，就說「豈其別號歟」？以此塞責，也是不穩！所以就總覺得黃氏斷然以此銘為陶弘景作並書，說得並沒有太足的底氣。
汪士鋐《瘞鶴銘考》
倒是退谷居士汪士鋐（1658-1723，長州人）在康熙年間寫的《瘞鶴銘考》中說得比較中肯客觀，他說：
……諸家議論紛紜，余俱未敢深信，鉤摹之餘，仍採拾舊聞，而各識數語於後。或譏余曰：東觀既有成書，廣川亦多緒說，此書雖不作可也。余曰，自古人各是其說，《蘭亭》聚訟無慮數十百家，又何嫌詞費耶？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此亦《鶴銘》之敝帚也，好古之士或庶兒覽焉！
那麼他對《鶴銘》的作者是怎麼看的呢？他說：
至於書撰姓氏，本無可考，既非右軍（王羲之），亦非（陶）弘景。即「華陽真逸」與「華陽隱居」偶同道號，亦只可懸擬為弘景之文，不當直定為弘景之書。其書者固自署「上皇山樵」，何從知其姓名？而一時道海皆各自別銜如「真宰」「仙尉」 「徵君」，即銘辭所謂「真侶」是也。諸君並離世慕道，匿跡逃名，更安可強指其人？
《瘞鶴銘》原石（局部）
其實，越是好東西，越想有個歸屬的人，有了這個歸屬者，就更好說這個「好東西」，中國人向來講知人論世，孟子所謂「讀其書，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所以，《鶴銘》的作者就成了後人十分關心的事。前面有直接說到王羲之、陶弘景、顧況、王瓚的，也有說是隋朝人的，如蔡君謨（陶宗儀《輟耕錄》卷十四）；也有說是唐朝人的，如章子厚（見汪士鋐《瘞鶴銘考》所引之《蔡佑雜記》），看來的確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現在有的書法史上說，自黃伯思《東觀餘論》考辨確認《鶴銘》作者為陶弘景後，遂成定論，看來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汪士鋐之考，徵引文獻可謂豐博，但他還是認為，雖然各說各的道理，但最終也並非有一家之說可以當作定論，所以他也只有採取擱置的方式，頂多承認《鶴銘》之文可能是弘景作的，但並非是他的書法作品。所以，至今《鶴銘》究屬誰書，還是懸案！
作者於《瘞鶴銘》碑前留念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就把《鶴銘》的書者歸為陶弘景呢？這大概有這麼幾個原因：
首先，陶大師得跟書法有關係，因為他有幾篇與梁武帝的《論書啟》，能與皇帝論書，自然是懂書法的，但懂書法就一定能寫好么？似非是。當然，他還有書法之名，張懷瓘《書斷》中說到弘景云：「……善書，師祖鍾、王，采其氣骨，然時稱與蕭子云、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其真書勁利，歐、虞往往不如，隸行入能。」這評價應該是不低了，連歐陽詢與虞世南寫楷書在「勁利」之風上也往往不如陶隱居呢！唐以前人還有庾肩吾《書品》中說「陶隱居仙才，翰彩拔于山谷。」這自然也是誇他，「拔于山谷」，也如同說超于山野間，亦即雖在山野而決無山野氣。應該是那種不遲疑，放得開，心無掛礙，自然而然的風格。《瘞鶴銘》能看出是采鍾、王之法的吧，要不怎麼說是陶隱居的呢？可是董逌《書黃學士瘞鶴銘後》嘗說「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陶弘景）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為陶隱居所書。」董廣川只認為銘文可能出自陶隱居，而書法是「上皇山樵」的，是另一位「不得識其姓名」的「隱居子」。
其次，就是從時間上看，《瘞鶴銘》大抵作於天監十三年，而據考陶弘景此時正在華陽。這也是不能遽作《瘞鶴銘》即為弘景所書之鐵證的。他那時在華陽，而銘中有鶴死於華陽的記載，那就一定是弘景所書么？所以這也只能是一種猜測。又，朱長文《碑帖考》說是「梁普通四年陶弘景書」，（見計僑《玉煙堂翻刻本跋》順治十八年），查今人羅國威《華陽隱居陶弘景年譜》不取此說（見《六朝作家年譜輯要》下冊第320-321頁）。而汪士鋐亦有按語曰：「不知長文何據而雲普通四年也。」按，天監十三年（1514）那隻仙鶴就「化於朱方」——死了；那年陶隱居59歲。而梁普通四年（523）是又過了近10年，怎麼這時候才作了《瘞鶴銘》呢？是先瘞了鶴過了10年後才作的銘么？或許是又「改葬」了那隻鶴才作了《瘞鶴銘》？當然這也不是不可能，因為南北朝時人死了也有五六年甚至十來年後才下葬撰寫墓誌的，鶴為什麼就不可以呢？但人歿而後何時歸葬墓誌里是寫得明白的，這鶴銘只說它死在何時，並未說瘞於何時，朱長文何以說它死後十年陶隱居才撰銘刊刻呢？證據不足，所以自然不會令人相信。
第三，就是黃伯思說的陶隱居有個寫作習慣，即書年只書天干地支，而不書皇帝年號。《鶴銘》中就是只書「壬辰」、「甲午」，不書「天監十一年」、「天監十三年」，因此說這是陶弘景的作品。但這也只能說銘文是陶作，未必是陶書啊！
《瘞鶴銘》拓片
其實《瘞鶴銘》真正被關注，應該是到了宋人，歐陽修《集古錄》中只說當時有好事者模拓流傳，他有一本字數較多至六百餘字，這大概是傳寫之誤，應是六十餘字，黃伯思已經辨之於前。他也提到作者問題，但皆不確定，如王羲之說，顏真卿說，顧況說都提出了，但未以任何說法為定讞。而且他說「碑無年月，不知何時」。從此之後，宋朝的很多人都對《瘞鶴銘》多有關注，現在留存下來關於《瘞鶴銘》的評論文獻，也多出於宋人及以後人之手。而黃伯思《東觀餘論》考辨出《鶴銘》為弘景所書，則又有頗多《鶴銘》的作者考辨。
倒是唐及以前人沒大說起《瘞鶴銘》，說到陶弘景，亦與《鶴銘》無涉。如袁昂《古今書評》云：「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蕭衍《古今書人優劣評》同，只是後一句寫作「骨體甚峭快」，語義差不多。唐朝人李嗣真（？-696），或許是北魏高門趙州李家的後人，他在《書後品》中說：「隱居穎脫，得書之精髓，如麗景雙空，鷹隼出擊。」前揭董廣川說茅山碑前一行陶弘景「自書與今銘甚異」，並未說明「異」在何處，亦不知是否可證其如「鷹隼出擊」！可是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中說：「此銘字體與《舊館壇碑》正同，其為隱居書無疑。」其實，《舊館壇碑》是陶弘景弟子孫韜書的，今人李靜博士證之甚詳，參見其《許長史舊館壇碑》略考，載《宗教學研究》2008年03期。此碑當是陶弘景撰，顧炎武據此碑，這也是證其文可，證其書非也。
《瘞鶴銘》原石（局部）
我們說，把陶弘景與《瘞鶴銘》聯繫在一起，應該是宋朝人的事，此前無論從書法的角度還是從文章的角度，似未有是論。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謝瀹《陶先生小傳》、唐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俱載《道藏》）；《梁書》、《南史》的陶弘景傳；《茅山志》中陶弘景《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之《碑陰記》，都沒有關於陶弘景與《鶴銘》相關的任何記載。而《梁書》本傳說陶弘景：
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
《華陽陶隱居內傳》嘗記：
所居堂靜，榛蕪不生，常患去水稍遠，至是飛流湧出，靈芝秀於下館，甘露被於昭台，毛龜泳於前塘，白鼠見於葯屋，皆致真之鉅符，瑞聖之丕跡。
這都應是蓋棺之後的評述，而在這裡的對陶弘景居住環境及好尚的描寫，卻與「鶴」字竟無一語相關。這也頗讓人覺得陶隱居之能作《瘞鶴銘》頂多是事出偶然，要不就是非出其手。
作者於焦山公園前留念
其實，對陶隱居與《瘞鶴銘》之關係的關注，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了宋人與以前人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的轉變。在唐代後半期到北宋，出現了一個思想多樣化的特殊階段，在這個時期的學術思想也被一種創造性的張力所包圍著，我們會發覺在這一時期的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有了一個和唐及以前的不太相同，他們似乎更願意尋找、探究古代的一些不確定的東西，願意鉤沉出一些曾經有但相對模糊的一些東西去作一種重新的解讀，他們並不是一定要證實什麼，把一切的不確定簡單地給出一個結論了事，而是在研究的過程中始終保有著一種懷疑精神，在校勘成說時，也不一定為賢者諱。
落實到《瘞鶴銘》的考辨，宋人關注它的人真是不少，而且名人眾多。隨手可以舉出幾位，如歐陽文忠公，如蘇舜欽，如黃山谷。學者如黃長睿（伯思）、張子厚（壆）、趙明誠、董逌等，在宋以前，幾乎是看不到就某一件作品有那麼多人參與並有那麼多不厭其煩的考據這樣的現象，這就是宋人思想之轉變，學術之轉變，這裡面所顯示出來的張力是激動人心的，這種思想之活躍，考辨之博洽應該是北宋百餘年學術史很光鮮的一面。這對後世的影響也是積極的。
汪士鋐《瘞鶴銘?考?》
頃讀汪士鋐《瘞鶴銘考》，在其徵引的文獻中以及他的論述中，有一家之言需要特加關注，這就是張力臣（弨）的《瘞鶴銘辨》及相關文字。張弨是淮安人，康熙年間（一說順治間，此從翁方綱說）曾拓過《瘞鶴銘》，並作了考辨，他在這些考辨中徵引黃伯思、董逌之論述，認為此銘「非王逸少書，並非顧（況）、陶（弘景）所書。」其實這觀點也非他所創，只是摭拾前人所論作的一個總結。我倒是覺得他在描述他如何摹拓鶴銘的過程很是感人：
……俯瞰碎石叢雜，攝衣下尋，見一石仰卧於前，一石仆於後，字在石下，去泥沙咫尺，卧地仰觀，始見字跡。又一石側立，剝甚，各存字多寡不一。命仆各搨一紙，時落日風寒，不能久立，遂乘片帆回所寓之銀山蘭若，挑燈審視，未得其詳。次日，復往搨之仆石之下，仰搨為難，仆之兩手又不能兼理搨具，予乃取其旁落葉，藉地親仰卧以助之，墨水反落污面，不顧也，及拏舟而返。予之周旋於石隙者已三日矣，手足不寧，衣履皆穿，始各得四紙，湊其裂痕，詳其文字，皆歷歷可覩。……
看了這段文字，真是如臨其境，遙知鶴銘落在水中時偶有一出水摹拓之艱難，亦想到觀覽之艱難。張力臣先生因親歷其難，便想到要把落入水中的原石一一打撈上來，按照考辨的字數效宋人補刻，以大概恢復鶴銘之原貌，以期「神物復還舊觀，一以正前人之譌舛，一以啟後來之信從。」但他當時已在老邁之年，只有此心而無此力了。這是他自康熙丁未摹拓鶴銘之後三十年寫的一段「重立原石」的構想，惜其未能如願。但是後來的所謂「滄州太守」陳朋年（1663-1723）把銘石打撈上來了。如汪士鋐所說：
滄州使君，振奇睎古，壬辰歲（1712）間居京口，冬月獨游焦山，值江水大涸，所謂《瘞鶴銘》傾陁在山之足者，沙石俱露，使君見之驚喜，以為及是可徙置江岸也，乃募工挽曳小者，腰絙大者，轆轤盡遷而出之，按其辭義，補綴湊合，於是千年神物埋沒於蛟鼉窟穴者，一旦復還故觀矣。
這一壯舉，非止了了張力臣之遺願，更給我們後人得以便利地觀賞這「千年神物」提供了可能，這位滄州陳使君真可謂是文物保護的大功臣。而能以如此「力之寶之」，更原於他對文物之敬畏與鑒識也！
先賢們對《瘞鶴銘》的關注史，也就是一部文物的鑒藏與保護史。自北宋學者士大夫對鶴銘的考據與收藏，到清初學者與官員對鶴銘的恢復與保護，才使我們今天有了一個對這一「千年神物」的完整了解。
《瘞鶴銘》圖
讀汪士鋐《瘞鶴銘考》，可見古之學者對《鶴銘》之被發現，之被毀於雷擊，又被毀於人「攜去」（亦即偷走，見汪引趙彥衛《雲麓漫抄》及汪氏按語）；以及古之學者對鶴銘文字之考辨、作者之考辨、書法之考辨；特別是那些親力親為的古之保護者如張力臣、陳朋年等，他們畫圖、勘對、打撈、拼接，以求儘可能地恢復鶴銘之原貌。就像張力臣說的：
凡神物之在天地也，隱見固有其時，而能力而寶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岐陽之石鼓，岱嶧之篆刻，當昔時消沉磨滅，未嘗不偃仆於煙榛霜草之間，一旦有好事者寶之聚之，雖或不無殘缺，而人終不敢以譌舛亂焉。
拼接在一起的《瘞鶴銘》碑
儘管張力臣說他雖然做了很多恢復寶藏的工作，但較之石鼓、篆刻之已彪炳天壤之間，尚不敢望項，所以他呼籲把落入水中的銘石一一打撈上來，按圖排列，或征或補，恢復原貌，復立於大江之邊，他說如果那樣，即能「耀光怪而吐虹霓，他日有望氣者，是必遠知神物之所在也！」我們現在可以告慰這位已距我們三百餘年的張力臣先生了，現在傳媒發達，也用不著「望氣者」才可知神物之所在了。
還應該再說兩句的是汪士鋐的《瘞鶴銘考》，也使我們體驗到先賢治學之嚴謹，在汪氏之前對《瘞鶴銘》的論述可謂聚訟紛紜，汪氏做了很好的整理與辨析，因已有之文獻進行考鏡源流，辨章學術，這是清代學者治學品質的顯現。在學術上，大抵沒有誰是名人顯宦就能一錘定音的，有一分材料說一份話，來不得半點虛假，雖然你是歐陽修、雖然你是王弇州（世貞），那是大腕吧，你有問題照樣指出給人看，為的是一個明辨史實，持之有故。前有趙明誠說，歐陽修《集古錄》謂「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他說他遍撿唐史也沒發現，所以他問：「不知歐公何所據也？」王弇州也是明代的大文學家，大史學家，可他說《瘞鶴銘》「至蘇子瞻、黃魯直確以非右軍不能也。」黃庭堅（魯直）確是認為鶴銘為王羲之（右軍）書，而蘇軾（子瞻）是沒說過這話的，所以汪士鋐說：「檢東坡集無稱《瘞鶴銘》者，此雲子瞻···豈誤子美（蘇舜欽）為子瞻耶！」王世貞那麼大個文史專家，也犯這種錯誤，所以我們後人讀書真是不能不謹，應向汪士鋐一樣，真正落實博學、審問，真正做到慎思、明辨，才能撿校出前人之失，以使後人不至永延舛誤也！
「大字展」評審現場
說到這兒，就想起在評選第二屆全國大字展的作品時，有兩幅作品都寫了蘇舜欽的《寶墨亭詩》「山陰不見換鵝經」，可是一個落款寫「書蘇舜欽詩」，一個落「書蘇東坡詩」。後來查網上也是既有說蘇舜欽的，也有說蘇軾的，所以大家就不好說了。可是如果讀了蘇舜欽集與蘇軾集，或讀過汪士鋐的《瘞鶴銘考》，就不會一詩署兩個作者，所以，書法作者，除了書法好，文獻功底也須好，才不至於有此類張冠李戴的現象。網上固然有誤，但如果去查查原始文獻就不會出錯，在這一點上，我們也是應該好好向汪士鋐先生學習，真正做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庶幾接近完美矣！
2018年5月11日初稿於鎮江
2018年5月21日補記於北京散凈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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