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精神病院待了兩周

最近的這兩周，我經常都去大柳樹醫院待著。

這是一家民營的精神專科醫院，在北京東四環再偏東一點的位置。一公里以外就是歡樂谷和一些新建的密集型住宅小區。但大柳樹和他的周邊，卻處於一種搖搖欲墜的破敗中。廢棄的車站、臨時搭建的板房、和不間斷的塵土飛揚。在北京，大多數精神專科醫院都處在城市的邊緣地帶。

大柳樹醫院的正門

這裡比想像中寬鬆、和諧。隨意進出的大門，讓我卸下了戒備。沒有那些所謂精神病院奇觀的東西。一位女病人正頂著略為誇張的妝容在廚房準備這天的晚飯，會五國語言的男病人也正安靜地坐著曬太陽，就在他坐的地方，曾經有位病人用粉筆在地上用 C 語言寫了一段程序。

在後來的日子裡，陳順水成為我在這裡最好的朋友。

在我們見面的第一個小時，他就告訴我，「我不覺得所有的瘋狂都是不好的，我的一些瘋狂幫我建立了我的生命體系」，我後來告訴他，福柯和他說過差不多的話，福柯覺得，不應該把瘋狂看成一種疾病，瘋狂是人類真相的一部分，就像死亡也是人類在時間領域的真相一樣。

陳順水是一個在 24 歲時就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他現在已經 47 歲了。我坐在他的房間里，他告訴我，他的目標是，未來他能控制自己，想出院的時候就出院。

同屋的室友，被診斷為雙向情感障礙的王大哥，嗤笑一聲，他或許覺得，陳順水過於自信了。過去的 20 幾年裡，陳順水在精神病院進進出出，他始終無法完全控制自己，有一次甚至就是在自己的生日派對上，親戚朋友歡聚一堂，他突然就指著電視里的人物開始罵起來。

生日之後，他又被送進醫院。這是人生中的第四次，母親拿他沒有辦法。

王大哥和陳順水同住了 11 年，比起精神分裂的陳順水，王會用更接近理性世界的邏輯勸告他，別衝動，要學會忍。

幾年前，當兩個人還穿著病號服在另一個病房住時，陳順水打過一個護士。他告訴我這個故事的時候，房間里的氣氛莫名興奮起來，陳順水開始向我展示他的肌肉。用他的話說，護士在病房裡「欺負」一個病人，他看不慣，就對護士出了手。結果可想而知，接下來的三天他都被約束在床上。

王大哥也還記得那個場面，就像回憶起一件年輕時的趣事，他們並不覺得這場「瘋狂」需要被緘默起來。陳甚至覺得，自己不過是做了一件正義的事情，但在醫院裡，因為他的精神病人的身份，這件正義的事情就永遠正義不起來。

陳順水最喜歡的書是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讀完那本書，他得出的結論是「正義需要兩次證明」。

陳順水的枕邊書

王大哥認可他的正義，但並不認可他的方式。如果是他，他更願意為了長久的自由放棄這些個人化的情緒。

在大柳樹採訪的日子裡，一些病人向我袒露自己的面貌與心扉。這是一個有醫生、有護士、有各種各樣病人的場所，這個場域里充滿了不同角色在立場、慾望和權利之間的拉扯張力。

有人告訴我他在這裡過得很好、睡眠充足；有人告訴我想回家卻回不去；有人告訴我自己有了喜歡的人；有人對著忽閃忽閃的電視信號告訴我中興快不行了；有人也跟我說，這裡的人不過是都在自私地為自己活著。

精神科醫生曾奇峰說精神分裂症的自救，是整個人類尋求自救的一部分，而且一定是最慘烈、最輝煌的一部分。

最初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時候，陳順水委屈極了。他恨父母、恨醫院、也恨醫院裡的其他病人。父親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幾乎放棄了那個還很年輕的陳順水。兩個人都度過了一些難熬的時光，是到了很多年之後，陳順水才用行動為自己爭取回來一些信任和自由。

他會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父親，並不再羞於承認自己是一個精神病人。他向我強調自己作為精神病人的主體性，比如他會坐在宿舍外的凳子上，打開 iPad 大聲放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試圖給理性世界的人造成一些衝擊，「我們是存在的，他們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陳順水是一個普通又典型的精神病人，他反覆經歷的磨難和治癒，很多人也在經歷。

藥物讓他遲鈍、無精打采，但拒絕藥物他就有陷入瘋狂的風險。二十多年過來，目前他遇到了最適合自己的藥物利培酮，這種葯只是偶爾會讓他做一些奇怪的夢，或者半夜醒來口乾舌燥。

每一次離開醫院，陳順水都會找一種方式以證明自己的生命力仍然存在。他瘋狂跑步。有一次他和朋友一起去爬長城，雖然他雙腿被藥物搞得毫無力氣，但他拚命扶著欄杆也要往上爬，他告訴我這是在和藥物副作用作抗爭。

他有一個 iPad，一個 iPhone，他用十指撐地的方式做俯卧撐，每天抽兩包煙，和母親視頻一次，在 YouTube 看台灣節目，打遊戲，擁有一個原力覺醒機器人，床頭擺著一本《大江大海 1949》，他可以為醫院的病友解決大部分電子產品的問題。

王大哥剛用 iPad 看完《北京女子圖鑑》

四年前的某個晚上，陳順水用 iPad 對著宿舍外的幾棵柳樹拍了一張漆黑的照片，發上 Facebook，他為這張圖片配上了文字——「光明的起點」。

美國南加州大學古爾德法學院的教授，同時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艾琳·R·薩克斯， 可能是為數不多的成功的自救者。

薩克斯教授出生在美麗的邁阿密，成長在一個幸福、殷實的家庭，她的大半生都在和精神分裂症進行搏鬥。

但這並不妨礙她同樣可以擁有自己想要的人生，除了是一個關注精神病人權利的法學教授以外，薩克斯還是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醫學院精神病學兼職教授。她還有一個愛她的丈夫（曾經她以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丈夫說，她身上的一些品質，包括聰慧、熱情，遠遠超過了她的精神疾病。雖然為了獲得這些，薩克斯經歷了漫長又痛苦的和自己的戰爭。

《美國精神病學雜誌》說薩克斯不斷從浩瀚的治療宇宙中的許多角落搜集光亮，最終自己也變成了一顆耀眼的星宿。薩克斯不是第一個在這場暴風雨中艱難航行的人， 但她的故事指引後人同樣可以去經歷這一場漫長的洗禮。

即便到現在，薩克斯也仍然面臨不定期陷入瘋狂的狀態，但最重要的是她已經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陳順水告訴過我差不多的話，他並不遺憾自己這一生與精神疾病相伴。他錯過了一些，但沒有完全錯過（這也是他的愛情觀）。一些對普通人來說重要的東西，對他來說也依然重要，比如一些好朋友、一份工作、一些意義。他感受到身邊的病友因為互相陪伴和理解，產生了一些好的變化，他們不追求康復，只追求找到自己的生活。

每一個弱勢群體都有一部自己的抗爭史，試圖打破理性世界秩序下的偏見。但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還沒有過這樣的機會。

精神分裂症是一種與工業發展相伴而生的疾病。在工業世界，瘋癲毫無價值，最終它呈現為被隔離、被管理。

大多數時候，人們把患病的人看成是瘋子、不可控制的、無法醫治的。

在 18 世紀末，瘋狂被確定為一種精神疾病，「有理性的人讓醫生去對付瘋狂」，法律賦予了一個人（監護人，或者是醫生）對另一個人的全部控制權。

從醫學研究的角度看，生物學的因素在精神分裂症中占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性格、家庭、心理狀態占的比例不大。但這種比例研究對個體患者來說沒有太大意義。一位狀況良好，但仍然住在醫院的病人告訴我：「我雖然是個唯物主義者，但我也得承認，這是命」。

在中國，很多精神病人都沒辦法真正回到社會，精神病院有一道「旋轉門」——住院——回家——再次發病入院，有一些病人只有靠死亡這種方式才能真正離開精神病院。

張醫生在大柳樹醫院工作了二十多年，他的一位病人在出院之後，自己找到了一份停車場管理員的工作。有一次因為在工作中強烈要求一位領導把車停進白線內，讓領導不開心了，被開除。張醫生跑到這家公司去為病人維權，一方面他覺得病人在職責上並沒有錯，另一方面他覺得這個工作機會對病人來說太不容易了。

維權並不是醫生的職責，但張醫生把病人當成和他命運共同體的朋友，他們彼此映照，「我們就算痛，也想要痛並快樂著的活下去」。

看起來已經出院的病人，回到家之後需要面對藥物的不確定性、外界環境的刺激，以及一些不可預知和抗拒的因素，每一個都有可能激發瘋狂。

在中國的精神病康復領域，農療和工療從 1990 年代開始被嘗試，旨在作為一種保持病人社會能力的康復方式。在大柳樹，病人們就自己養過兔子、孔雀、雞等動物。這裡的病人還在附近的小工廠集體工作過，現在，他們有一間自己的餐具包裝車間，病人們每天定時上班，包裝筷子。

大柳樹醫院內部

陳順水就在餐具包裝車間工作，在這裡，他不被限制自由，工作台上擺了一個 iPad，他翻牆在 YouTube 看節目，我在的時候，怕我無聊，他也用 iPad 為我放過周杰倫。累了，他就去外面的葡萄架下抽煙。

這看起來欣欣向榮的局面，對陳順水而言，並不代表邁向未來的希望。這也不過是他爭取當下自由的方式罷了，比如上面這些自由，就是他在這個醫院 11 年的生活方式。

知道這個事實，讓我有些吃驚。也就是說，無論是農療、還是工療，它可能有的效果都不如想像中大，只不過成為病人在院康復的生活方式。關於這一點，病人和醫生的意見都驚人的一致。為了有更多自由，陳順水配合了這種方式。

陳順水爭取到的最大自由是乘飛機旅行。前兩年，大柳樹醫院開始組織病人一起出去旅遊，陳順水的第一趟旅程是去雲南。飛機起飛的那一刻，陳順水覺得達到了自己一生的極樂體驗。在第一次通過飛機涉足遠方之後，陳順水突然覺得，自己可以活在當下了，未來是什麼樣不重要，當下已經足夠美好。在那之後，陳順水又和醫院的醫生以及其他病人一起去了韓國、柬埔寨，福建，江西等等其他地方。

在中國，無論是社區還是家庭都還沒有強大到知道應該怎麼應對精神病人。人們是以一種更技術化的方法來應對各種狀況，如果你「發病」了，那你就吃藥或待在醫院。

病人不掌握自主權，權利在監護人手裡，所有親密關係都需要再經歷一次檢驗。

一位精神科醫生提起了很久以前的「解鎖」行動，為了防止病人「滋事」或者僅僅是掩蓋「家醜」，家人把病人鎖在房間，甚至籠子里——這些人往往終生用鐵鏈鎖在籠子里。

北京一家精神衛生防治院曾對住院患者進行調查，其中的一半人是符合出院條件的；醫院召開家屬座談會卻發現，家屬全都堅決反對患者出院。

那些在醫院一待就是 5 年、10 年、20 年的病人，在人生的大多數時候，沒有選擇餘地地被遺棄了。薩克斯教授在患病之初有過一個樸素的願望，「假如我真的要成為一個精神病病人的話，至少這是我自己的選擇，並非他人的選擇」。

陳順水房間里的時鐘

在所謂回歸理性社會的方法，所謂理性與非理性的界限，所謂瘋狂的含義這些問題上，我迷惑不已。我把這幾個問題拋向了中國最好的精神科醫生之一，北醫六院的姚貴忠，他從 1990 年代開始就以最前沿、先鋒的姿態來探索精神病人回歸社會的方法。

2004 年，姚貴忠的同事耿彤，在姚貴忠的熱情與理念影響下，在病人康復基地附近的一個小區租了一套公寓，也開始自己的嘗試。這套公寓有三個房間和一個客廳，耿彤帶著三個病人住了進去，他睡在客廳的摺疊床。

三個人都是年輕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各自有各自的幻聽和妄想。每天，耿彤和他們坐公交車往返於公寓和康復基地之間，傍晚的時候，一起去超市購物，再回家一起做飯，「刀一直在廚房，我從來都不收起」，有問題的時候就吃藥。耿彤希望這樣一個實驗可以對病人真正回到社會起作用，他不希望病人們永遠徘徊在精神病院這個「旋轉門」周圍。

這是件當時只有醫院康復科內部人員知道的事情，從體制內的規章制度來說，存在太多微妙的風險，「我是醫生，他們是病人，如果出了問題，醫院也不管，是我個人的責任」。

最終，三個病人以不同的方式和耿彤告了別。一個被父母接回家，另外兩個不辭而別，有一個病人告訴他，「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姚貴忠大學畢業之後自己選了去精神科，老專家問他為什麼選擇精神科，姚貴忠說其他科他都嘗試過了，答不上來為什麼，就是很喜歡精神科。30 年之後，姚貴忠獲得了全國「全國十佳優秀精神科醫生」，他在那個時候似乎終於知道了問題的答案，在《界面·正午》的採訪中，姚貴忠說，「精神科醫生，擁有上帝賦予的特權，可以進入別人的內心世界，世界上任何其他行業都不可以與之比擬。病人敞開心扉，甚至內心很齷蹉的想法都告訴我。我在幫助病人，同時也在豐富我自己」。

於是我把我的問題發給姚貴忠，很久之後才得到他的回復，他說，「你的問題有意思，我們科決定開個研討會討論一下，你來嗎？」

姚貴忠說過，不是每一棵樹都要挺直地生長。

即便是最好的醫生，也說不清楚精神疾病在當下這個世界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也就是說，理性還沒有辦法解釋非理性，但非理性卻在理性的統治下陷入失語狀態。

更激進的福柯則堅信，「任何精神病理學概念都不能為瘋狂發揮提綱挈領的作用」，與其說福柯在反精神病學，不如說福柯提供的是一種思維方式，避免這個社會走向理性的極端。

有一本叫《天才在左，瘋子在右》的書，是一本精神病人訪談記錄，作者雖然承認自己杜撰了不少，但也不難看出，那些關於精神病人的奇觀描寫仍然能勾起大眾的興趣。那好像是可以超越平庸日常的某個出口，那些理性世界未能探索到的地方，有些非理性的人幫你先行了一步。也好像是對理性世界的某種宣洩和抗拒，瘋狂成為人類探索和擴寬自己生命體驗的某種已知途徑。

在很多文學作品裡，瘋狂都具有某種浪漫的能力。法國作家米歇爾?圖尼埃說，人是歸功於自己的黑暗核心才有了自己的色彩。我把他說的黑暗核心理解為理性事物之外的部分。

比如陳順水，他做了一個時間修改意見書，想要挑戰現有的時間制度。在這個意見書里，他修改了現行時間的 24 小時制度，也修改了每個小時、每分鐘、每秒的時常。

陳順水設計的時間修改意見書

修改時間制度，意味著什麼，會有什麼後果，我問過陳順水很多次，可是我們也討論不出個結果來。

或者說，時間本身意味著什麼。這漫長的二十年、這個過程中的 1 年、1 個月，裡面的一天，一個小時，對陳順水來說，又意味著什麼。

他總不斷向我重複一句李宗盛的歌詞，他認為這是他的人生寫照「一生涓滴意念，僥倖匯成河」，時間修改意見書讓他這一生沒有什麼遺憾，如果下輩子也必須這麼過的話，他也願意。

他把這個意見書列印複印了上百份，放在衣櫃里，遇見值得信任的人，他會毫不吝嗇將其作為一個禮物送出去。不過，他的主治醫生並沒有得到這份禮物，他經過別人之手拿到這份意見書，將它和陳順水的病歷放在一起，意見書在此刻必須接受醫生的審判（診斷），後者拿著陳順水的這張人生成果，說這是一種思維障礙。

我想，我們在看待時間這個問題時，就是用的不同方式。

在馬莉導演的紀錄片《囚》的最後，一個年輕的精神病人不斷追問身邊的人，「你能解釋吃是什麼嗎」，沒有人能告訴他，他有些生氣了。還有一個沮喪的老頭，他在文革期間被打為黑五類，他一生沒有朋友沒有家庭沒有後代，早已為自己在理性世界被視為遺憾的一生下好了結論，「我的一生太平凡了，只有像我一樣平凡的人，才能理解我的人生」。

一個早晨，陳順水拜託外出的病友把他的時間修改意見書帶到郵局，寄給了 NASA，這一天，他向太空探索者發去了他的意見。

為保護隱私，陳順水為化名

責任編輯：燕飛堂主

參考文獻：

[1] 《與精神病人共處》 羅潔琪, 界面·正午

[2] 《我穿越瘋狂的旅程》 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本文來自公眾號「偶爾治癒」。偶爾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記錄人與疾病、衰老、死亡的相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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