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休及周邊地區空王佛崇拜現象

原標題：介休及周邊地區空王佛崇拜現象

唐代綿山高僧田志超被尊為空王佛而崇拜，自元明以來，在介休及周邊汾陽、平遙、孝義、靈石等縣市乃至整個晉中盆地久盛不衰。

漢人被崇奉為佛，查遍中國佛教史和民間信仰史，都是空前絕後獨一無二的。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形成這一獨特的民間信仰現象呢？筆者試初淺探討，拋磚引玉，以填補本土文化研究空白，並求教於方家。

田志超其人

據道宣《續高僧傳·志超傳》簡要介紹。志超，俗姓田，原籍陝西馮翊（今大荔縣），後移居山西榆次源渦村。少精厲不群，嗜佛不婚。27歲投并州開化寺，拜高僧慧瓚為師。後被派定州參學，不滿五年習成回晉，創建禪林。隋大業初，為反官府關閉山門不讓僧人出入禁令，前往郡城請願無果，後赴揚州要求面君被譴。武德元年（618年），率弟子20餘人赴長安參加開國慶典，唐高祖李淵待之若仙。

武德五年（622年），田志超輾轉到介休綿山抱腹寺弘法，又於城內創立光嚴寺，兩處收授信徒，前後共度弟子近千人。貞觀十五年（641年）三月十一日卒，享年71歲，「葬於城南山阜」。

綜上，其入當時高僧傳記，殊因有三：首先是反對隋煬帝，符合滅隋建唐的政治需求；其次高僧受到開國皇帝御前殊禮，實屬罕見；三是在綿山與城內均創佛寺，度徒眾多，影響頗大。

然值得注意的是，此傳記已有田志超「靈瑞屢興」的記載：「僧徒僅百」「麥唯六石……日磨五斗」「從春至夏」「至磨二斛」。還有「又數感異僧乘虛往來，雖無音問，儀形可驗」「召眾鐘聲，隨時自響」「石泉上涌，隨人多少」等等，已為田志超被後世神化為佛留下伏筆和歷史遺迹。

田志超由高僧走向佛尊的歷史蹤跡

道宣《續高僧傳》，成書於貞觀十九年（645年），據田志超圓寂僅僅四年，其所載志超傳史應信無誤，但其中並無太宗祈雨及封佛事。

綿山現存開元二十年（732年）《大唐汾州抱腹寺碑》，距志超圓寂也才91年，碑文亦無唐太宗祈雨及封佛事。在介紹綿山歷史時雲「法惠菩薩□此山，以扶持空王如來」，敘述抱腹寺來歷後稱「皇初，滿超二公，毓秀禪林……」。滿公何僧，無典可查。超公，即志超。佛教史上，取僧名尾字而稱公者比比皆是，如杭州靈隱寺游僧道濟被稱濟公。超公，一取其俗名尾字稱公，二據綿山現存迴鑾寺「大宋碑」載：「（志超）俗姓田，法名惠超」，亦取僧名尾字稱公。可見開元年間，志超還以高僧尊稱，尚未與空王佛聯為一體，更末尊奉為佛。

到宋代，田志超仍為高僧。現存咸平二年（999年）《抱腹山迴鑾寺及諸寺院靈境之碑》載：「昔自唐祚以來，有空王和尚出現……俗姓田，法名惠超」。雖已與「空王」相聯，但「和尚」仍屬高僧。

金元時期，空王佛信仰初步形成。綿山現存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謝雨祭文牌》雲綿山「有龍神棲宅，向來祈求，無不獲應」，當時空王佛賜雨尚未形成崇拜。時隔不久，綿山迴鑾寺現存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重修迴鑾寺記碑》載：「即又化□子之靈祠，襟帶空王佛聖跡」，首次出現了「空王佛」之稱謂。又過150年，元代元統三年（1335年）《焦居士真骨碣銘並序》載：焦居士「乃捐妻子登抱腹岩，禮空王佛，持修行之願」，證明當時綿山已主供空王佛。經過近700年當地僧徒與民眾的推崇演繹，田志超終於被尊奉為佛尊了。

縱觀中外佛教史，大乘佛教雖有諸多佛尊，但真人成佛者唯釋迦牟尼一人，少數高僧僅稱菩薩，如阿難、伽葉、馬鳴、龍樹等等。可見，此時田志超在當地僧眾和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

明代，是空王佛信仰鼎盛時期。先有綿山雲峰寺正德十二年（1517年）《重造空王古佛金身石殿踴路碑》載：「空王古佛……於大唐高祖時托化人間，上祖田氏……幼名志超」，首次確認了田志超的前世古佛淵源，為其後世成佛提供了佛史依據。首次記載了唐太宗派使往綿山求雨故事：「即空王佛令……作務者，即向西三杓，信善長者請回，長安雨足。」但尚無唐太宗封佛之事。

次年，在雲峰寺《抱腹岩重建空王佛正殿碑》中，一是明確記載志超令徒弟摩斯代為灑雨，碑文在重複介紹其生平後云：長安使者「以至介山拜投禪師，令拜廚下，使者摩斯值淘米，將泔向西潑三杓，……果應」；二是完成了唐太宗封佛故事：「……雲中現出金字牌，雲過去空王古佛。太宗禮畢，敕賜空王佛號，包塑真容。」

至此，田志超經過古佛托生、祈雨有應、太宗封佛等重大傳說演繹，名正言順地升至佛座。

那麼，後人為何托稱是唐太宗封佛？對此所有史書典籍均無記載，蓋因有三：一是新、舊唐書《太宗本紀》都有李世民在綿山腳下大敗劉武周部宋金剛的記載，二是《唐會要》記載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頒詔修建義棠弘濟寺，三是唐太宗創建貞觀盛世與田志超在綿山活動時間契合。

更重要的是《全唐詩》有唐太宗「謁并州大興國寺詩」作為輔證。明成化版《山西通志·寺觀卷》載：山西「興國寺，凡十有四」，介休興國寺為其中之一，究竟此詩為何處而作，史料無記。好在現存綿山迴鑾寺宋咸平五年（1002年）《抱腹山迴鑾寺及諸寺院靈境之碑》載：「昔因先師惠真和尚囗會昌後特詣長安，重求寺額。時遇大唐中和皇帝駕離西關，來複洛京，改卻靈溪寺，名賜得迴鑾寺額，與陝府蜀川天下三處同名寺額」。這個「迴鑾」是否因黃巢起義軍攻佔長安，唐僖宗逃亡蜀川又迴鑾「來複洛京」而名，不得而知。若系唐太宗面佛未見迴鑾而名，但新舊唐書《太宗本紀》《全唐詩》《唐詩紀事》等典無載。但是，「迴鑾寺」名見於宋碑，明代當地廟碑為渲染空王佛信仰，托唐太宗詩中「迴鑾游福地」句，借稱唐太宗封佛和迴鑾題詩，也算事出有據，順理成章了。

田志超被崇拜為佛的成因

綜上所述，田志超經過870餘年漫長歷史的漸進演繹，終於被尊崇為中華大地上唯一的漢人之佛。但是，我們詳細比對有關田志超的文獻與碑刻，發現在民間造佛過程中，因歷史局限或其他原因，留下一些疑點與矛盾：

與史實相舛。與志超圓寂僅後四年的《續高僧傳·志超傳》中，並無太宗祈雨與封佛等重大事件的記載。

與時間有誤。《續高僧傳·志超傳》明確記載志超「以貞觀十五年（641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城寺」，綿山雲峰寺正德十二年和十三年碑卻記載田志超是貞觀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圓寂。更有甚者，興地村迴鑾寺萬曆九年（1581年）《空王佛記碑》和張壁村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空王佛行宮碑記》均將唐太宗祈雨和封佛事記為貞觀八年（634年）。

後加了徒弟。《續高僧傳·志超傳》並無田志超徒弟名字記載。在前引宋代迴鑾寺碑中銀公是先於志超的綿山高僧，其文雲「當山有銀公、巒公、綽公者，是天邊聖者」，摩斯為神話龍王。查在綿山留有蹤跡的高僧，巒公當為東魏曇鸞，綽公當為隋代道綽。但在綿山正德十二年碑中卻有「摩斯銀公受記」成為田志超徒弟的記述。 今天，造成以上困惑的原因已很難揭曉。如同歷史上，諸多民間習俗和信仰大都經過民眾長期口口相傳和反覆增補後，才豐滿成型。因此，研究這些現象時很難得出確切結論，也沒有必要深究。但這並不影響晉中盆地老百姓對綿山空王佛的虔誠膜拜。

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大凡地域特定民俗或信仰，都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和地域需求。

首先要名正言順。晉中盆地的先民們推崇田志超為佛時，懂得須經上天之子即皇帝敕封方具正統性。如孔子被封為儒家祖師，老子被封為道家祖師，關公被封為財神，瑪祖被封為海神等等。田志超要尊奉成佛，由當時皇帝唐太宗敕封，具備了二個廣受崇拜的要件：一是皇帝敕封，對官民具最高權威性；二是空王佛為最高之佛。據丁福保《佛教大詞典》「空王佛」註：《法華經-人品記》稱空王佛是釋迦牟尼師尊，《見難佛昧經九-往生要集中本》稱空王佛是阿彌陀佛的師尊，對佛教信徒具有極大攝服力。

其次符合地域特徵。山西地處黃土高原，自古十年九旱，尤其春旱，殃及先民一年生計。祈盼佛祖降雨，成為官家理政安民和百姓以食為天的一致需求。因此，空王佛祈雨靈應的傳說故事，符合山西老百姓的祈求美好生活的願望，方能在山西廣為流傳。

再次是從現有文獻看，介休及其周邊地區在明正德至萬曆一百多年中，天災尤其旱災較多，為其信仰形成提出了局部天候需求。其間又有一些諸如王一魁、史記事等有為者主政介休，空王佛信仰可以帶來政穩民安，更被他們支持推崇。明代洪武三十四年八月，普恭王「信是空王有靈異」「亦來游謁，曾經重修，住宿留題。」清嘉慶初年，直隸吳橋進士介休知縣祝德全因祈雨靈應題《綿山禱雨詩》三首，其結句云：「回首靈岩雲一片，霎時霖雨遍蒼生。」

由於以上原因，空王佛信仰儘管佛教典籍從未記載，佛教界也從未認可，但歷代山西通志、汾州府志、介休及周邊縣誌卻反覆入冊。明成化《山西通志·山川卷》更載：「抱腹岩……隋唐間異僧號空王佛者，自并州來抱腹度此，故名。」同書《寺觀卷》更將綿山抱腹寺首次稱「空王寺」。萬曆《汾州府志·卷十六寺觀》在介紹空王佛時記敘「萬曆壬午（十一年）太原旱極」，太守孫公晉祠祈雨「群望竟弗響答」，有崇空王佛者提議向綿山方向禱拜，即「雨彌日夜，萬農咸頌神庥」。清代康熙版《介休縣誌》和光緒版《山西通志》在「山川卷」和「仙釋卷」中都有唐太宗封佛及其靈應神化故事。

更有甚者，光緒版《介休縣誌·山水卷》載：「千里之內祈雨者踵相接」。還載：「光緒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內閣奉上諭：曾國荃奏廟神功德及民懇請敕加封號及頒發匾額一折。光緒三、四年及本年春夏之間，山西有各州、縣雨澤愆期，田禾未能播種，經曾國荃虔誠祈禱，仰賴神靈顯應，迭霈甘霖，農田始有收穫，實深寅感。所有介休縣空王古佛廟，著南書房翰林恭書匾額一方，交曾國荃祗領，敬謹懸掛，以答神庥。欽此。」「光緒六年正月二十二日，恭奉御書『慈雲法雨』匾額，敬謹懸掛抱腹岩古佛正殿」。

與此同時，自明代在介休百姓中盛傳的《空王寶卷》和《綿山十景歌》中不僅有山西各地祈雨靈應故事，還有志超「同時為介休城二十八戶百姓農忙幫工」，「修義棠宏濟寺時志超點化兔鹿抬鍾供水，留下滾鍾坡遺迹」，以及其他有求必應的故事。

佛，佛教稱為「自覺」「覺他」的人，即靈應的教主，既然田志超有求必應無所不能，被尊崇為佛，便名歸實至了。

就這樣，田志超的古代神化傳說被載入碑，又被諸多方誌收錄為文，屢為傳記，一些神化故事被收入《空王寶卷》和民間藝人說唱詞曲中。經數百年反覆宣傳與爭論，又被佛教信徒不斷神化演繹，便形成了歷久不衰的地域膜拜現象。

空王佛崇拜的啟示

體現了「佛在心中」「心中有佛便是佛」的善者流芳的理念。老百姓對施善濟民的人，無論是官是民是僧道，也不論生前身後，用各種具有民族和地域特徵的方式懷念和崇拜，向他祈冀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作為當代人，不論階位高低，都應力能所及地做善事，做好人，為實現中國夢各自盡些義務。

對各地的民間信仰，儘管有一定糟粕，但也應採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理念和方法因勢利導，使其中的傳統禮儀和優秀道德得以永續傳承。如像文革那樣粗暴禁毀，只會適得其反禁而不止，產生「防民於口，甚於防川；川雍而潰，傷人必多，人亦如此」的負面結果。

對於各地具有特色歷久不衰的民間文化現象，不應以「非正統」而拒門外，應海納百川兼收並蓄地收入現代各地正史，使之成為研究各地歷史和文化的重要資料，以豐富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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