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之子：父親的抗戰經歷少被人提及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2010年10月11日版
作者｜李菁 胡為善
原題《我的父親胡宗南》
胡為善（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在台灣採訪，試著打胡為善的電話聯繫，電話那一頭他很爽快地答應下來，多少有些意外。
從台北開車一小時左右，到達位於桃園中壢的中原大學。胡為善的身份是台灣中原大學副校長。一見面，他便很坦率地說：「我知道父親的形象在大陸比較負面，我願意講一講我眼中的父親。」胡為善說。
畢業於黃埔一期的胡宗南，是蔣介石最信任的軍事將領。他是黃埔學生在國民黨軍隊中的第一個軍長，第一個兵團總指揮，第一個集團軍總司令，第一個戰區司令長官。
另一方面，胡宗南也成為中共交手最多的一個對手，隨著國民政府的潰敗，他也迅速從頂峰跌落下來，從陝北一直退到西昌，幾十萬軍隊土崩瓦解，最終成了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象徵性人物。到了台灣後他也成了邊緣人物，直至抑鬱而終。
青年時期胡宗南（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平步青雲
我時常想：如果不是生在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父親會選擇什麼樣的人生之路？也許他會成為一名文人，用文字表達他對時代的看法；也許會繼續做他的歷史教員，在遠離政治喧鬧的校園裡度過一生……可是誰又能選擇自己的時代呢？
其實父親跟毛澤東、周恩來這些人一樣，都是20世紀初受新思想影響最早的那一批青年，只不過他們後來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父親出生於浙江寧波鎮海，中學畢業後，因家庭經濟窘迫，他回到孝豐縣立高等小學堂擔任教員。父親喜歡讀書，了解天下大事。1921年暑假，他遊歷了北京、天津、山海關等地，曾斷言中日必然發生戰爭。
此時，他正好聽到黃埔軍校開始招收青年學生的消息。雖然當時他年齡已經超過報考要求的25歲以下，但他改了年齡，因而進入黃埔一期就讀。在黃埔一期里，父親的個子是倒數第二矮，最矮的是冷欣，他後來也升為陸軍中將，每次見到我都說：「你爸爸就是在我前面一個。」
從黃埔軍校畢業後，父親就開始了幾十載的軍人生涯。在討伐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時，他是機槍連中尉排長，在棉湖之戰中他攜兩挺機槍奮勇佔領陳炯明後方高地，封鎖了陳炯明部隊的主力退路。棉湖之戰是父親軍事生涯的一個重要起點。戰後，他因戰功被提升為機槍連上尉副連長，而且開始受到蔣介石的注意。第二次東征時，他率一個連衝上河婆最高山峰橫嶺的敵陣，而蔣先生利用繳獲來的武器編成3個師，成為北伐的基本部隊，他也自此嶄露頭角。
正因為這些經歷，父親很早就得到蔣先生的賞識和倚重。北伐時，打長沙、南昌、杭州、上海，都由父親的團擔任攻堅先鋒。他也成為黃埔軍校學生中擢升最快的一個。1927年北伐攻佔上海不久，他就升任第1軍第1師少將副師長，成為國民黨黃埔系學生的第一個將軍。此後他一直一帆風順，到1936年4月，又被任命為第1軍中將軍長，成為黃埔學生在國民黨軍中的第一個軍長。此時的父親也毫無意外地成了「剿匪」的主力軍。他的對手，很多是黃埔軍校的同學，這也是十幾年恩怨的開始。
蔣介石與胡宗南（右）合影。
「西北王」
因為父親和中共交手的時間比較長，所以他在內戰時期的經歷被傳播得比較多，相反，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的戰役卻很少被提及，很多人都以為他對抗日根本沒做什麼事情，這完全是一個誤解。
抗戰爆發後不久，父親接到蔣先生命令，到無錫集結待命。可是當他率部隊到達無錫尚未下車，就接到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的命令，因為寶山一線防線危急，要他立即到那裡增援。父親帶領第1、第78兩個師約4萬人，在楊行、劉行和蘊藻濱一帶與日軍展開激戰。他手下人回憶，身為軍長的他「日夜在戰場指揮撫巡，從未離去，官兵見之，無不感奮」。經過幾晝夜血戰，部隊始終守住陣地，傷亡慘重，但父親始終不吭一聲。顧祝同了解戰況後，派部隊來換防。父親才說：「再不換防，明天我也要拿槍上火線頂缺了。」
在敵我實力懸殊的情況下，父親帶領部隊在淞滬戰場堅守了6周，而他們的犧牲也極為慘烈：4萬人的部隊最後只剩下1200人。當時著名報人張季鸞說：「第1軍為國之精銳，如此犧牲，聞之泫然。」
1938年1月，父親奉命移軍關中，固守黃河、山西、陝西。這一帶是陪都重慶的屏障，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父親的部隊幾次擋住了日軍自北攻向四川的鉗形攻勢，其間與土肥原賢二幾次交手，讓日本軍不能進入潼關，威脅重慶。一年後，父親又被任命為第34集團軍總司令，成為黃埔畢業生中擔任集團軍總司令的第一人，成為關中乃至西北地區擁有最高軍職的將領。直到1949年撤離，父親在西安前後長達12年，所以後來也有人稱他為「西北王」。
父親一向對教育非常重視。在西安時，他還組建了中央軍校第七分校，抗戰中一共召了6期學生。第一期畢業生被編為黃埔第15期，以後以此序列類推，他們後來也成為黃埔大家庭的一員。七分校一共培養了近4萬人，他們投入到各戰場，支持了八年抗戰。
在日本投降之前，還有一個重要的戰役，叫做豫西鄂北會戰——後來我們通常稱作「西峽口戰役」，這是八年抗戰的最後一役。當時戰役形勢是敵強我弱，第15期學員中有一位叫孔令晟的學員，他原本是北京大學化學系的學生，抗戰爆發後投筆從戎。孔令晟想到他的教官曾經教斜面作戰法，他就採用反斜面的防禦作戰，結果重傷日軍。
西峽口戰役是八年抗戰的最後一役，從1945年3月29日一直打到8月4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在1945年9月22日上午9點，父親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身份赴鄭州，接受日軍第12軍團司令官鷹森孝的投降。投降儀式結束後，鷹森孝問我父親，近期河南西峽口戰役，貴方一位孔副營長，利用反斜面作戰，殲滅了我們很多部隊，我很想跟這位營長見面。父親經查證，知道這名副營長的名字叫孔令晟。這時孔令晟剛好在外地受訓，父親因而對孔令晟印象深刻。他曾有意調孔令晟到長官部，希望孔令晟能接替熊匯荃(註：即熊向暉)的職位，但孔令晟表示，不願意做參謀，只願意帶兵打仗，父親只好打消此意。孔令晟後來曾出任蔣介石之侍衛長、海軍陸戰隊司令等職。他現在仍在世，已有90多歲。
父親對部下非常好，所以他的手下後來也很少有倒戈的，當然熊向暉例外，他是很早被周恩來有意識安插進來的。其實當時曾經有人跟父親密報，熊向暉思想「左傾」，但父親不願意懷疑一個從18歲就到自己身邊來的年輕人。
胡宗南與夫人葉霞翟在重慶（攝於1949年）（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延誤的婚約
當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傳來時，在南京的母親格外興奮。這個消息對她來說有更多一重的意義。為了這一天，她和父親的婚約已經推遲了8年。
母親與父親的緣分，還是由一張照片引起的。母親葉霞翟出身於浙江松陽的一個傳統家庭。父親是中學校長，陳誠是他的學生。1930年夏天，母親還在杭州讀書。有一天，她無意中在一個朋友家裡看到了一位年輕軍人的照片，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朋友跟她介紹說，這位年輕的軍人是黃埔一期的高材生，參加過北伐，剛剛30歲就當上了師長……母親更生仰慕之情。
當時母親只有16歲，有點小女孩崇拜英雄的感覺。她壓根兒也沒想到，7年後，她會真的結識照片里的那個人，而且最終會走到一起。
我的外公思想比較保守，認為女孩子不必讀大學，所以也不給她提供學費。母親只好選擇就讀公費學校，她後來進入杭州警官學校，成了戴笠的學生。而戴笠又是父親的好朋友，當年也是父親向蔣先生推薦的他。1937年，母親已是上海光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回杭州探親時順便到戴笠家裡拜訪，與父親不期而遇。父親也對我母親一見傾心，兩個人感情發展得很快，1937年6月，父親送了一隻手錶給母親作為訂婚之物。
可是一個月後，抗戰就爆發了。父親當時有一句話：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他決定延遲婚期，母親也很理解他的決定。不久，母親決定赴美深造，在美國苦讀，最終獲得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博士學位後於1944年6月回國。
母親在百般盼望中終於等來了抗戰勝利的消息。但是父親很快又捲入到國共內戰的戰場。一等又是快兩年。直到1947年3月，父親佔了延安後，給母親發來電報，要她速去西安。那一天，他自己刷了窯洞，請了8個人，準備了8道菜，直到副官買來大紅蠟燭，手下人才知道今天是他的大婚之日。那時，父親已50歲。他們的婚期整整拖了10年。
因為那時候內戰形勢仍然緊張，所以母親在西安只待了3天便返回南京。雖然他們聚少離多，但母親和父親感情很好。他們之間的書信現在還保存著，我也都看過，書信是蠻纏綿的。父親表面上很嚴肅，但在信里也算羅曼蒂克，他曾當過歷史教員，也很會表達自己的情感。
現在有的文章說母親是特工出身，戴笠把她介紹給我父親，就是為了監視他。這種說法是毫無根據的，母親練就一筆好字，當年很受戴笠器重，但是她從來沒有做過情報工作。再者，抗戰期間，她一個人跑到美國苦讀那麼多年的書，怎麼去「監視」我父親？現在想起來，母親也蠻不容易的，她一個人頂著重重壓力，從20多歲起就開始苦等我父親，一直等了10年。這也不是每一個女子都能承擔起的。
最後的大陸
1950年3月，父親乘坐飛機離開大陸，他的離去，也宣告了國民黨在大陸軍事力量的全部瓦解。關於國民黨為何失去大陸，現在已有很多史料來研究論述。我想大家都認同，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失敗，不能完全歸咎於某一個人。但是因為父親是最後一個撤出大陸的國民黨將領，所以他的名字幾乎成了國共內戰的象徵性人物，我想這對父親也是很不公平的。
1949年12月9日，蔣先生乘飛機從成都飛到台北，自此永遠離開了大陸。而離開的最後一刻，他還跟我父親交代，要他穩住四川和西昌。但是那時第1軍只剩下不到1000人了，他們從陝西進入四川後，人生地不熟，既無冬衣，又無糧餉，更無兵源，連軍火彈藥的補給都斷絕了。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父親帶著部隊死守了3個多月。
到了1950年3月，解放軍馬上要攻佔西昌，蔣先生從台灣派了最後一架飛機，到西昌接父親走。但是父親堅決不走，他說自己要戰死在這裡，遭到部下們反對，最終參謀長羅列等人把父親強行架上了飛機。第二天，解放軍向西昌發起總攻，父親在台灣以為羅列已陣亡，把羅列母親當成自己母親侍奉。沒想到，羅列死裡逃生，後來又輾轉逃回台灣。
父親撤到台灣後不久，湯恩伯幫他在花蓮租了一套房子住下，但他沒想到，他到台灣立足未穩，便遇到了彈劾案(註：1950年5月，台灣「監察院」李夢彪等46位「監察委員」以胡宗南失去大陸為由，提出彈劾，經蔣介石、蔣經國、顧祝同等周旋，「立法院」108名委員簽名上書「行政院長」陳誠，為他求情，陳誠將彈劾案移交「國防部」處理，8月，「國防部」答覆「應免議處」)。彈劾案一出，輿論沸沸揚揚。台灣報紙對此也大做文章，對父親譏諷挖苦，甚至不少歪曲之詞。父親的手下們覺得很不公平，他們說，當年和共產黨的戰事是集體行動，政府責成數十個軍事首長，劃分成數十個地區作戰，胡宗南只是其中一個，為什麼對其他戰敗的軍事首長沒有責難，而對他如此非議？再者，軍人都是以服從命令為最高原則的，父親的一切戰鬥都是奉命有據。還有人說，當年國民政府有那麼多貪官污吏，可是他們沒有被彈劾，反倒是堅守到最後的一個人被如此抨擊？因此他們建議父親開記者會申辯，或者上書。
但是父親把他們攔了下來，他只是淡淡的一句話：是非自有公論，假如應該我負的責，我當然要負責。關於彈劾這件事，父親生前隻字不提。
那時一方面有人彈劾我父親，另一方面又有100多個「立法委員」在替他說話。後來還是蔣先生髮了話，說：「如果不是胡宗南，我怎麼出得來？如果不是胡宗南，你們怎麼出得來？」彈劾案才不了了之。
「反攻」夢滅
彈劾案塵埃落定之後，父親在家閑居了一段時間。1951年，我剛出生不久，父親被派到大陳島，組建所謂「江浙反共救國軍」。國民黨政府撤到台灣時，還有一些殘餘部隊留在浙江沿海一帶，蔣先生希望父親能到那裡，把這些人組織起來，「反攻大陸」。
在很多人看來，父親以前是堂堂軍政公署長官，統領幾十萬人馬，威風了得，現在卻要在荒涼小島，指揮散兵游勇，肯定會非常失落。但父親卻毫不介意。其實在此前蔣公曾經讓父親出任「參謀總長」，被父親謝絕。
9月，他化名秦東昌登上大陳島。當時大陳島十分荒涼，解決「游擊隊員」們的一日三餐都是一個問題。他的手下後來告訴我們，在那裡每天基本上吃青菜和鹽水泡飯，吃了一個月後，體力差到連木馬都跳不過去了。
在這樣的條件下，父親在大陳島組織了六支陸上突擊隊和一支海上突擊隊，先後訓練了總數約7000多人的「挺進隊」，發動了39次襲擊。每次戰鬥，不管是100人，還是200人，他都親自去，不但去，還要上岸。
1953年6月，父親調離大陳島，不久，解放軍在距大陳島約14公里的積穀山島強行登陸成功，「反共救國」成了泡影，父親忙了兩年的游擊戰，到頭來一場空，又回到了台北。
1955年，蔣先生又派我父親去澎湖任「防衛司令」。
1959年，蔣先生召見父親，徵詢他接任陸軍總司令的意願。父親謙辭不受，他向蔣先生推薦了羅列，羅列隨即奉調「陸軍總司令」；幾年後，羅列又升到「副參謀總長」，蔣先生又讓我父親推薦一個人做總司令，父親就推薦了劉安琪，那劉安琪就做了陸軍總司令。
1959年10月，父親從澎湖離職回台北，任「總統府戰略顧問」。雖然還保持著軍人身份，但並不擔任什麼實職，自此淡出軍界。
那時候我們兄弟姐妹一共4個，他經常和媽媽帶著我們遊山玩水，這是他一生中最悠閑、最自由的一段時光。可是我長大以後，看到他日記里的那些話——今天下午我陪太太去看電影，明天下午我陪太太去打橋牌——我才漸漸悟出，對父親這樣一個以戰場為全部生活的人來說，他的內心該有多麼痛苦。我記得小時候，父親帶我爬山，他經常一個人在山裡聲嘶力竭地大叫，我只覺得跟他在一起很沒面子。長大後我才理解，這是因為父親壓抑得太久太深了……
落寞歲月
父親剛到台北定居時，蔣先生送給他一幢房子，但被父親拒絕了。我們自己住的房子非常舊。底下人說，到我們家都不敢坐沙發，一不小心沙發就壞掉了。但是他對部下卻非常好，很早就為他們在台北安置好了家。
那時候我周圍的同學家裡都有冰箱，只有我們家沒有，我很羨慕那些同學。有一天回到家，發現家裡多了一台冰箱，原來是父親的老部下羅列將軍送的舊冰箱。我高興極了，就在旁邊跳舞。第二天父親回來了，一看冰箱，臉色一沉，問母親：「冰箱哪來的？」母親說是羅列送的。父親很生氣地說：「不可以！退回去！」於是我只有了一天的冰箱。
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幫媽媽記賬，那時我常常問她一個問題：「收進來的錢沒有支出那麼多，該怎麼辦？」她告訴我，要用紅筆來記。所以我從小就知道「赤字」，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我會走財務這條路，知道不賺錢不行。
母親是留美博士，在大陸時，光華大學請她教書。可到了台灣，父親一直不同意她再出來教書，全家6口人的生活都靠父親一個人，母親時常為錢發愁。無奈之下，母親就靠寫文章賺稿費。她第一次向《中央日報》投稿未中，接到退稿信，非常沮喪，還哭了一場。可是母親是一個非常好強的人，她再寫、再退，終於有一天，她的文章上了報，稿費來了，我們的生活才得以改善。
我和哥哥後來才知道，父親每個月的薪水分成三份：1/3留給「長官部」當公費運用；1/3發給澎湖長官部兩位各有七八個孩子要撫養的部下；剩下的1/3寄回家裡。
最近我哥哥收到其中一位部下的子女寫的一封信。信上說，他的父親原來在部隊的時候犯了錯被革除軍職，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我父親後來把他的薪水按時送到他家，所以他小時候每到月底就在那裡等著有人送錢上門。他父親一直到臨死前才告訴他：你要記得是胡將軍幫助我們，你要記得他的恩惠。
我們幾個孩子真正和父親朝夕相處，也就是父親退休回到台北後的短暫時光。我小時候愛哭，父親很不喜歡我這一點。有一次我因犯錯挨打哭泣，他教育我說：「男兒流血不流淚，丈夫有淚不輕彈。」我小時候有點怕他。父親對我和哥哥要求比較嚴，我要考到3個100分，他才會給我獎勵，獎品也僅僅是幾張郵票而已。
父親的身體本來一直很好，可是1960年左右，他開始感覺心臟不舒服，到醫院檢查，也沒有查出什麼大病。1961年的2月，他開始感覺不舒服。起初是咳嗽，咳得很厲害。醫生檢查他患有心臟病和糖尿病，但他自己都不承認，也不願意住院。春節過後，他咳得更厲害，還有嘔吐。在媽媽的百般勸說下，他才勉強同意住進醫院。
1962年的大年初七那天，蔣先生帶著侍從醫官出現在病房。看到蔣先生來，父親很意外，也很感動，他努力支撐著坐起來，眼含熱淚，感謝蔣先生來看他。
父親走得很突然。2月14日那天是大年初十。父親在醫院裡的情況比較正常，晚上睡覺前還吃了半個蘋果。為他主治的丁醫生告訴我母親：將軍沒什麼問題，你可以回家了。母親就坐車往回走，我們幾個小孩子還在家裡睡覺。還沒等到家，醫院的電話就來了，告訴她父親情況不好；母親又匆匆趕過去，可是已經來不及。父親最後是突發心臟病，就這樣走完他66歲的人生。他的病當然跟心情有關係，他後來的狀態就是抑鬱而終。
父親去世的時候，穿在身上的背心都是破的，這個背心媽媽也沒捨得扔，後來又穿在我身上。
按父親生前所願，他的墓廬建在面向大海的一方，以便能「看見」遙遠的家鄉。蔣先生在世時，還經常到父親的墓地去待一會兒，他坐的石凳子現在還在。
父親去世時，哥哥15歲，我才11歲，還有兩個妹妹。母親要獨自一人撐起這個家，我長大後才意識到，她當年是多麼不易。媽媽很少在我們面前掉眼淚。我印象中，她只哭過兩次，一次是父親去世的時候，還有一次是我生病的時候。那時候我得了腎結石，尿出來的全是血。媽媽讓我躺在她的大床上，我疼得在床上滾來滾去，突然發覺正在安慰我的媽媽怎麼一下子沒有聲音了，等我滾到床的另一邊才發現，她跪在地上，一邊哭一邊為我祈禱……
母親很好強，她給我們的教育是，永遠不要去抱怨社會、抱怨別人是否不公，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當年，台灣有一樁很轟動的案件，是黃伯韜的兒子黃效先謀殺他人被判死刑，傳言說黃百韜的夫人把青天白日勳章拿出來，換了一命。我記得案件被報道出來後，媽媽把我們幾個孩子叫到一起，很嚴肅地說：「你們絕對不可以犯類似的錯誤，如果犯了，你們就自己死吧，我不會把你們父親的青天白日勳章拿出來換你們的命。」
母親去世前，只留給我們一封信。信上說，要在我的墓碑上刻著：這裡安息一位艱毅不拔、永不屈服的女士，我們的母親。她去世後，我們就在她的墓碑上刻下了這樣的字「永不低頭的女性」，她的墓就在父親的墓下邊，他們終於獲得了永遠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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