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的胴體中植入了青春中國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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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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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以降，大陸之外，絕少有一座城市像東京那樣，埋設了如此之濃密的中國線索，乃至只消把這些線索稍加整合，便不難勾勒出一幅近現代國史人脈圖，甚至可重構一整套中國革命的DNA。北京—東京—上海，兩個帝都加一個沐歐風美雨最近便的港口城市，幾乎構成了撬動老大帝國，走向現代轉型，且一度呈現「青春中國」的動人鏡像的「金三角」。
一
整整一百二十年前，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摹本的「戊戌變法」受挫。9月21日（清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六日），西太后自頤和園還宮，宣告「訓政」，幽禁光緒帝於瀛台，大肆捕殺維新黨人。一時間，禁城九門戒嚴，緹騎四齣，法場菜市口的圍觀愚眾終日不散，金秋的京城一派肅殺。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和當時在華「遊歷」的前首相伊藤博文等日本朝野人士，全力營救維新黨，而首要目標就是康梁，尤其是梁啟超。當林權助向伊藤博文匯報擬對梁啟超啟動營救措施時，伊藤當即表示：
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來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何等珍貴的靈魂啊！[1]
回國頭來看，這的確堪稱是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最溫馨的時刻之一。
1898（明治三十一）年10月21日，梁啟超從廣島抵達東京，志士平山周從北京的日本大使館起，全程護送。四天後，康有為也在另一位志士宮崎滔天的陪同下，抵達東京新橋，梁啟超與清朝前臣王照前往車站迎接。
康梁一行抵日後，由大隈重信內閣的進步黨斥資，賃屋招待，居住在東京牛込區（即今新宿區早稻田一帶）馬場町，在生活方面得到很好的照料，「授餐適館，優待逾恆，忘其在客中也」。但面對清政府的「引渡」壓力，日政府與軍部在接收問題上存在分歧。部分軍部勢力以收容康梁「有礙日清邦交」為由，一再向政府施壓，要求「把康梁送還中國」，政府態度比較消極。而具體到康梁二人，則又有一定「溫差」。如大隈本人表示，讓康有為走也可以，但「理應贈予相當的旅費」，實際上等於拒絕了軍部的要求。直到大隈內閣倒台後，才由山縣（有朋）內閣外務省拿出一筆款子，作為康的旅費，勸康暫時離開日本。1899年6月，康有為前往加拿大，並在那兒成立了保皇會，繼續發展改良派勢力。而梁啟超則以「學術研究」的名義滯留日本，凡十四年。
日本流亡時期的梁啟超
應該說，圍繞對兩位敏感分子的應對問題，之所以形成如此溫差，既有日本政府的政治立場、戰略考量及國內政治角力的因素，也與康梁二人的氣質、性格不無關係。康南海給日人的感覺是過於傲慢，一味誇大其個人在維新運動中的作用，動輒耍大牌，稱奉有光緒帝「密詔」云云，令日政府頗感棘手。而梁任公不僅年輕、陽光，對人彬彬有禮、不卑不亢，且有極強的學習精神，很快博得了日人的好感。
流亡日本第二個月，梁即創辦了《清議報》，繼而又創辦了《新民叢報》《國風報》等刊物，以政論家的姿態，揭秘變法的真相，「述其所學懷抱者，以質於當世達人志士，翼以為中國國民遒鐸之一助」。[2]在訴諸輿論的同時，更懂得不自說自話，而是以客居社會的話語，切入議題，以吸引對方的關注，從而廣結善緣，在日朝野間構築人脈。如他就日本報紙上批評中國維新變法因過於急進而遭致失敗的說法，在致知識界重鎮品川彌二郎子爵的信中，陳述一過自我主張之後，筆鋒一轉道：「因景仰（吉田）松陰、東行（高杉晉作）兩先生，今更名吉田晉，現居牛込鶴卷町四十番，如有賜函，不勝喜盼。」
梁任公流亡之初居住的早稻田一帶，是東京最早的中華街（China Town）之一，按中日兩國協議，振武學堂、早稻田大學清國留學生部等幾個最早的對口教育機構，包括後來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編輯部等都在那一帶。梁本質上是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為避開國人的內部爭端（包括與康有為的爭論），也為了尋求更適合讀書的環境，先後搬過幾次家。1899年1月，遷至小石川區（今文京區）表町一〇九番地，在學者柏原文太郎家賃居。
早稻田書街路線圖
東京是一個有很強文化氣場的都市，其表徵之一就是場域的「非共時性強化效應」。什麼意思呢？簡而言之，就是某些強「磁場」，或曰「文化DNA」超強的場所、空間，往往會在不同的時段，出於產權變更等原因，其物理形態雖以易主或租賃等形式「流轉」，但構成精神內核的「基因」信息（或曰文化價值），卻不會因流轉而流失，或被稀釋，反而一路增殖。如梁任公當年賃居之地，日後又成了日本女作家円地文子的居所。
女作家円地文子（1905—1986）
梁原本就粗通英語，而房東柏原文太郎是畢業於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前身）英語政治科、後留校任教的青年學者，只比梁稍長兩三歲，二人意氣相投，日常用英文加漢字筆談交流，幾無障礙。柏原曾任職朝鮮，具有國際視野，常向梁請教中國事情。作為回報，則教梁日語。梁任公身上有種罕見的學習能力。他把從柏原那兒學來的日文單詞，做成單詞本，然後自創了一種「日本語速讀法」：
日人用日語讀漢文時，會在漢字的左下角標註一種音順符號，叫「返點」，然後按照返點的提示來音讀（或訓讀）。據此，梁發現，只需熟記日語中的助詞和少數常用辭彙，便能以讀中文的方式閱讀日文，理解大意全無問題。梁後來把這種速讀法加以完善，整理成《和文速讀法》一書。出版後，在清國留學生中間，成了暢銷書。
梁任公在柏原家住了半年後，再度遷至牛込區東五軒町三十五番地，復回到早稻田，從此開始了漫長流亡歲月中的獨居生活。後因面向華僑子弟的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和神戶的「同文學校」）招生問題，赴美國遊說。而作為流亡者，並無合法的身份證明，便借用柏原的護照出國、入境，在美國各地尋訪。在夏威夷，還遭遇美麗的華僑女郎的愛情攻勢。但直到回日本，也未穿幫……日本華僑作家譚璐美對那個時代不無神往：「那真是一個鷹揚的大時代。」[3]
《梁啟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二
沿著白山通南行，經過興善寺門前，在菊坂順坡而下，過了樋口一葉故居，再一直走，就到了靖國通的交叉路口——那兒便是書城神保町了。大概是走得有些熱了，身穿和服、趿拉著木屐的精瘦青年摘下鴨舌帽，又重新戴上，然後踅進今川小路[4]的一間古書店……
這是多年前，筆者一篇未完成歷史小說中的橋段。我並無意山寨川端康成在《雪國》開篇的經典描寫，而且也穿越不到川端康成——川端作家出道還要等上三十年，《雪國》更是其出版於戰後1948年的成名作。我所設定的時間點，是1906（明治三十九）年——夏目漱石的時代。雖說是小說，但人物、情節，包括故事發生的場所都經過了田野調查和嚴密的考證，最大限度地排除了「戲說」成分。精瘦的青年名叫周樹人，從仙台醫專退學，再次回到了闊別一年半的帝都東京。
可這回不是一個人：暑期回了趟紹興，奉母命與朱安成婚。再回東京時，把弟弟作人也帶了過來。魯迅此前在東京住過幾個地方，但都是學校的學生寮，如位於牛込區原町的城城學校和同樣位於牛込區西五軒町的弘文學院[5]等，基本在早稻田一帶。從仙台退學回京後，成了一名自由文青，生活的據點也從早稻田轉移到了本鄉。作人到東京之初，與兄長一起住在本鄉區湯島二丁目的伏見館。正是在那兒，平生頭一次得逢「館主人（即房東——筆者注）的妹妹、兼做下女工作的乾榮子，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女」，來為新入住的房客搬運行李，端茶倒水，「最是特別的是赤著腳，在屋裡走來走去」。這東京的第一印象，如此日常，卻又如此深刻。直到晚年，知堂在回憶錄中坦言：「我最喜見女人的天足。」[6]儘管伏見館對周作人來說是溫柔鄉，但那兒住了幾個令大哥討厭的無恥之徒（清國留學生），每每洗澡水燒好後，總搶著入浴，而從「不依照公寓的規則」，禮讓老房客。於是，「老房客」魯迅拽著弟弟，「決心移到別處去了」。
周作人《日本管窺》，鍾書河編，嶽麓出版社1998年版
中越館離伏見館不遠，在本鄉東竹町，即今天順天堂病院的東側。知堂覺得，「在這四五年中間，中越館這一段雖然過的也是窮日子，大概可以算是最蕭散了吧」。可是，「魯迅睡得很遲，吃煙看書，往往要到午夜」，且「吃食太壞」，加上「賺錢很兇」的房東老太婆，「總是屈身爬著似的走路」，也讓魯迅瞅著膈應。剛好紹興老鄉許壽裳新租了一處房子，招大家過去同住，哥倆就搬過去了。
新公寓位於本鄉西片町十番地呂字七號。曲尺形建築，樓上樓下共五個居室，連同許壽裳和周作人在內，五個紹興人一人住一間，取名「伍舍」。因為那天下著雪，周作人便記住了遷入的時間：1908（明治四十一）年4月8日。房子大且豁亮，飯食比以前好很多，更重要的一點：前房客房居然是夏目漱石！這又是一個所謂場域「非共時性強化效應」的顯例，早已成了從比較文學到文化人類學、空間人類學之類「高大上」學問的有力論據。不過，客觀地說，周氏兄弟當時也未必清晰地意識到這種場域的意義。在大哥魯迅來說，經濟壓力陡增，是最大的實感：房租四十元，按人頭均分，魯迅一人負擔哥倆的房租，共十六元。煙不能戒，好在面向上班族的「敷島」香煙，很便宜，且只有大哥獨享，周作人幾乎不吸。可是，卻「沒有餘力再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了」（周作人語）。這對魯迅來說，犧牲不可謂不大，我在拙著《東京文藝散策》中曾寫過：
在漱石的小說《三四郎》中，三四郎在東大赤門前的洋食堂青木堂與廣田先生偶然再會。其實，那兒壓根是漱石自個兒鍾情的店家，煉羊羹是最愛。而對中國留學生周樹人來說，雖然囊中羞澀，可到底是紹興出身、嗜甜食如命的主兒，偶爾進去坐一會兒，叫一杯牛奶果子露，是何等的享受！[7]
國民作家夏目漱石曾（1867—1916）與二周「同居」一室
魯迅壓力大歸大，但顯然頗受用那兒的環境，原是準備扛下去的。可同居的室友先扛不住了，「這樣支撐著過了年……錢朱二人提議散夥」。如此，「其餘三人仍在一起，在近地找了一所較小的房屋搬了過去，還是西片町十番地，不過是丙字十九號罷了。」[8] 許壽裳對伍舍的時光充滿了留戀：「可惜好景不常，盛會難再，到冬時，荷池枯了，菊畦殘敗了，我們的伍舍也不能支持了……」[9]
事實證明，伍舍蠻旺人的：周氏兄弟在那兒統共住了不到一年，收穫頗豐，二人各自寫了一批文章（發表在《河南》等刊物上）不說，還共同翻譯了《域外小說集》，編輯出版《新生》雜誌，組織以紹興籍學生為對象的革命文學團體「越社」（陳去病之後，魯迅成為事實上的領袖）。每周日，周氏兄弟同許壽裳、錢玄同、朱希祖等八人去《民報》社聽章太炎講古文字學。與梁任公一樣，章太炎在「戊戌變法」後，三次流往日本。卻從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出發，認清了以滿清之腐敗，已無文化可保守之現實，思想日益激進，由「革政」而革命，一邊辦「國學講習會」，一邊為《民報》撰文，鼓吹革命，深得在日青年學子的擁戴。魯迅、錢玄同、朱希祖都寫過回憶章師的文字。魯迅認為章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的還要大」。但知堂的回憶最詳盡，也最傳神：
一間八席的房子，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學生圍著三面聽，用的書是《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的講上去，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揮新意，乾燥的材料卻運用說來，很有趣味。太炎對於闊人要發脾氣，可是對青年學生卻是很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只穿一件長背心，留著一點泥鰍鬍鬚，笑嘻嘻的講書，庄諧雜出，看上去好像一尊廟裡哈喇菩薩。[10]
在神田印刷所印製的《民報》創刊號
除此之外，魯迅去獨逸語學校學德語，周作人開始在美國人辦的立教大學習古希臘文也是這個時期。不過，相比較而言，周作人的收穫似乎更大些：羽太信子作為下女來到伍舍，繼而走進了周作人的生活，走進了周家，從此也與中國結下了複雜的緣分。
魯迅從仙台回東京後，直到1909年8月，結束留學生活回國，再未離開過本鄉。本鄉位於今天的東京都文京區，顧名思義，是「文之京」——以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為中心，分布著眾多的高等教育和出版機構，古書店林立，對魯迅來說，無疑是整個東京最具古風、足以慰藉鄉愁之地。一介文青，整日一襲和便服，學德語、聽「說文」，去南江堂、中西屋淘洋書，包括去青木堂吃甜品，及僅有的兩次上野公園賞櫻，均在日常生活的半徑之內，便利至極。
本鄉街頭的舊町名案內板
只有去學俄文、淘漢籍時，才會去神田—神保町一帶，也是極方便。本鄉與神田直線距離不過兩三公里，一箭之遙，從本鄉一直往南，過了湯島聖堂、御茶之水，順駿河台下坡就是了。所以，才有本節開頭，疑似「山寨」川端康成《雪國》中的描寫。看似「虛構」，但散策的「路線圖」，包括種種細節，其實都是周作人、許壽裳等同代人回憶和後世中日學者反覆考證、復原的結果。這也是筆者每每在本鄉和神保町書街閑逛，總覺得周氏兄弟氣場特強，存在感無處不在的緣由。
魯迅去神保町淘書的散策路線圖
三
提到日本的中華街，人們通常首先會想到橫濱、神戶等港口城市，這當然沒錯。可無論從歷史，還是規模上，神田—神保町其實都不輸於其他城市的中華街。只是神保町書城的名氣太大，有時罩住了作為中華街的名頭而已。而且，從城市功能上說，港口中華街的主要面向是通商，而神田—神保町則關涉從政經、軍事到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
甲午一戰（1894—1895），老大帝國慘敗。可輸掉的是實力，還沒有輸掉泱泱大國的氣度。那一代精英看到，「日本的勝利，乃因普及教育和實行法治有成所致」。[11]因此，翌年（1896）便在設立京師大學堂的同時，派遣十三名官費生赴「敵國」留學，釀成了近代中國人留東史的濫觴。戰敗伊始，邊舔拭傷口，邊出台如此破天荒的舉措，確實說明還算「輸得起」。
另一方面，日本的應對也很像「大人」，全無對前交戰國的敷衍。政壇元老、文部兼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委託著名教育家、柔道家嘉納治五郎負起清國留學生的教育之責。嘉納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可這批學生連日文假名也不識，無法讓他們馬上進高師。於是，嘉納租了位於神田三崎町一丁目二番地的一棟一戶建，作為私塾兼宿舍，派高師最優秀的師資任教，講授國語（日本語文）及普通文科。理科和體育等課程，則在高師的御茶之水校舍講授。因此，嘉納治五郎與留日生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日本留學生教育的先驅，其學校的規模也不斷擴大。1899（明治三十二）年，三崎町的私塾改名為亦樂書院（取《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之意）；1902（明治三十五）年，又在牛込區西五軒町創辦了弘文書院（亦稱宏文書院）。
弘文書院塾舍
日本留學生教育之父嘉納治五郎與中國留學生合影
書院中有位名叫松本龜次郎的國語教師，是靜岡縣人，教授日本語很有心得，深受留學生的愛戴。松本開始在弘文書院授課，1908（明治四十一）年，被北京的京師法政學堂聘為教習。1914（大正三）年回國後，在神保町創設了東亞高等預備學校，是史上最大規模的日本語學校，盛期時接納中國留學生逾千人。松本作為教育家，桃李滿天下。弘文時代的學生中，有秋瑾、魯迅、錢稻孫，東亞時代則有周恩來、郭沫若、廖承志等。松本晚年曾回憶弘文時代的魯迅：
他二年級時日語就已經相當好，常令我有種教學相長之感。魯迅少年時代就很專註，日本語的翻譯尤其精妙，既忠實於原文的意思，行文又不失穩健、流暢。乃至在同仁中間頗受推崇，譯文必成範文，被稱為「魯譯」。[12]
弘文時代，魯迅（右）與同學合影（1903年）
周樹人自簽的弘文書院花名冊
後成為著名日本問題學者的汪向榮是松本先生最後一個學生，戰時1939年進的東亞。他後來曾問過松本，是否記得周恩來：
他說記不起來了。而同周恩來一起的同學張某，他還記得。胡華教授當年寫《中國革命史》時，問過周恩來，周說他到日本的第一個老師，就是松本龜次郎。這個情況，是從胡華髮表在《社會科學戰線》第二期的文章里知道的。[13]
不過，這是後話了。
周恩來（右2）與南開同學合影
從十三名學生起步的留學生事業，經過十年發展，到1906（明治三十九）年時，官費、私費，長期、短期，各類加一起，清國留學生已達兩萬人[14]，為「任何留學國所未有者」（學者舒新城語），其中絕大部分在東京。而在東京，則基本分布於早稻田、本鄉和神田三個區域，以神田最為密集。這種呈幾何級數發展態勢的背後，有多方面原因，如中國廢除科舉制度（1905年），如近代史上所謂中日關係「黃金十年」（1898—1907）[15]說，等等。但最主要的動力，還是「以日為師」。因神田一帶原有大片江戶時代留下的旗本宅邸，明治維新後接收充公，成了各類塾舍，繼而轉型為近代教育資源，遂成了留學生扎堆之地。方圓兩三公里，中國機構雲集，除了面向留學生的日語教育設施，如東亞高等預備學校、清國留學生會館、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館、東京同文學校、日華學會、經緯學堂、日華學院等之外，還有面向政治流亡者的浩然廬、政法學院等機構。據說，當時神田一帶的物業出租廣告「貸間あり」，須同時標註中文「有空房」，否則會影響生意——國人之碰鼻子碰眼，可見一斑。
神田古地圖
除了普通留學生外，還有依中日間各種交換規約派遣而來軍事留學生；除了革命者，還有保皇派；有些來自大陸，有些則穿梭於大洋兩邊，日美之間……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文藝團體、報紙和機關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各種會館、講堂、餐館等公共空間，關於中國命運、革命改良、中日關係及亞洲主義的辯論此起彼伏。辯論時，能聽到幾乎所有的大陸方言，南方多於北方。情緒亢奮之下，操不同口音的人大打出手，扭作一團，甚至招來日警，也不在話下。從二十世紀初葉，到五四運動之前，你在東京街頭遭遇他們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奇怪，而把那些名字連綴到一起，便不能不感到某種衝擊，如徐錫麟、秋瑾、陶成章，如孫文、黃興、陳其美，如宋教仁、汪兆銘、蔣介石，如戴天仇、馮自由、胡漢民，如廖仲愷、章士釗、蔣百里，等等。這個名單可以拉很長，與中國現代政治史、社會史的重合度很高。
當時滯留東京的中國人：孫文和蔣中正
汪兆銘曾是日本法政大學學生
有研究中共黨史的日本學者，驚異於十三位「一大」代表中，竟然有四位留日者（李達、董必武、周佛海、李漢俊），遑論兩位早期領袖：被稱為「老爺子」、先後五次短期留日的陳獨秀和畢業於早稻田大學、質樸憨厚的「老大哥」李大釗。研究神田—神保町歷史的文化學者、明治大學教授鹿島茂甚至認為：「若是當初周恩來如願以償，考上了東京高師或一高[16]而留在日本的話，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甚至中國的歷史或將改寫，也未可知。」[17]當然，歷史不可假設。不過，如果你真了解國人留日史的話，怕也由不得不去放縱自己的想像。
我個人其實特別理解這種衝動。怎麼說呢……這就好比一把豆子撒在一面棋盤上，以豆子們停留的位置為節點連線，便成了一幅歷史「路線圖」。可橫豎是同樣的一把豆子，怎麼就成了今天這個樣子呢？有沒有其他的選項呢？凡此種種，我知道是「歷史虛無主義」的癥狀，趕緊打住。
實藤惠秀的名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
四
日本各地的中華街，都少不了「三把刀」，即菜刀、剪刀和剃頭刀，這也是全球中國城（China Town）興衰的秘密——神田—神保町亦如此。我發現，神保町書街有三種吃食特發達：中華料理、拉麵和咖喱。中餐中，則包括各種菜系，如寧波、紹興、淮陽，北京烤鴨、粵式茶點、天津包子，自然也包括水餃和鍋貼。而面類中，則少不了中華蕎麥麵、擔擔麵和刀削麵。可以說，這是神田作為中華街的文化遺留。
國人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也是帶著「中國胃」的移動；「鄉愁」最直接的表現，是味蕾的反應。1896年，第一批官費留日的十三名清國學生中，抵日兩三個星期之後，即有四人擅自離校歸國。除了種族和文化歧視方面的壓力之外，一個主要理由，是「覺得日本食物難以下咽，恐怕會危害健康」。[18]在明治、大正期中國留學生的各種回憶中，充滿了對日本飯食「難吃」、味噌納豆等發酵食品「發臭」、生雞蛋和魚生「腥膻」及「食生冷物過多，易致胃寒」等吐槽。應該說，文化差異，確是一個現實問題，也是催生今天遍地中餐館的動因。
學者黃尊三是1905（明治三十八）年來日的湖南籍留學生，曾在弘文學院讀過書，後出版了一部書《三十年日記》。[19]那個時代，帶了一隻湘人胃袋的留學生，自然少不了對東瀛食生活的吐槽。甚至吃壞了肚子，身體不適，一連幾天翹課亦非鮮例。但黃的日記卻有一個重要發現：
來東京的學友中，患腳氣症者很多。其原因在於日本四方環海，濕氣很大。米中也帶有濕氣，吃多了就會得腳氣，頗危險，友人石聲顥就死於此病。須多加小心。（1905年6月17日）[20]
黃尊三日記日文版：《清國人日本留學日記 1905―1912年》，東方書店1986年版
今天，腳氣病系因體內缺乏維生素B1所導致，是中學生都懂的道理。但在當時，腳氣因病因不明，是不治之症。日俄戰爭中，日軍戰歿者3.7萬人，其中的2.8萬人系死於腳氣。乃至圍繞腳氣病的病因問題，明治期文豪、陸軍軍醫總監森鷗外與海軍軍醫總監高木兼寬之間，爆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結果證明了森鷗外的「傲慢與偏見」。黃尊三把腳氣病的病因歸之於「濕氣」，雖然顯得有些文科班，但他同時與大米聯繫在一起，則堪稱是無意中的發現。因為，日本精米確實是導致維生素B1匱乏的「元兇」。
可說曹曹到，擔心什麼就來什麼。三個月後，黃髮現「腳趾奇癢，連著腹痛」，旋即「右腳紅腫」。他覺得不妙，趕緊去看醫生，被確診為腳氣病。不禁大驚，乃至神經衰弱，噩夢連連：
夜。茫然自失，在噩夢中驚醒：因腳生大患，去看醫生。醫生卻說，「此病不治，宜備後事……」（9月13日）[21]
後黃聽從留學生前輩的勸告，隔三差五與友人去中華料理店饕餮，適當注意營養的均衡，不久就痊癒了。好在當時，神田一帶的中餐館也真不少，只要有銀子，不愁選項。
被公認為神田中華料理第一號者是「維新號」，1899（明治三十二）年，由寧波人鄭餘生在今川小路（今鈴蘭通）創業。戰後遷至銀座，至今由鄭餘生的孫輩東耀和東靜二人經營，是銀座的名店。「維新號」名氣太大，屢屢出現在周作人和周恩來等人的日記中——此乃後話。
1917（大正六）年7月，十九歲的周恩來赴日。在神田猿樂町一帶賃屋而居，每天去東亞高等預備學校上課。周幼年失怙，性格敏感。來到東京，前途渺茫，內心孤獨，思鄉心切，在日記中多有流露。學校附近有個中餐館「漢陽樓」，是浙江人顧雲生於辛亥革命那年開業的淮陽菜館，很對紹興人的胃口。可周恩來一介窮學生，手頭拮据，通常只能點一兩個帶豆腐的菜。但一個月里總會開一兩次葷，點個紅燒獅子頭，以大快朵頤來治癒鄉愁。孫文流亡東京時，也是那家的常客。孫胃口弱，來神田附近公幹時，趕上飯點，會從「漢陽樓」叫一碗熱粥外賣。至今，「漢陽樓」的菜單上，還保留著「周恩來獅子頭」和「孫文粥」兩項。
19歲的周恩來及其留日日記
明治44年創業的百年老店「漢陽樓」，是周恩來的最愛
「漢陽樓」的看板名菜：周恩來獅子頭
「漢陽樓」附近，有個街心公園叫愛全公園，是東亞高等預備學校的校址遺迹（今天是一個公共吸煙角）。公園東南角，可見一石碑，上面用日語鐫刻著一行字：「周恩來ここに學ぶ」（周恩來曾在此學習）。石碑是1998年，為紀念周恩來誕辰一百周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二十周年，由東京都千代田區政府樹立的，字是同為東亞校友的汪向榮先生的揮毫。
今神保町愛全公園內的周恩來紀念碑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革命從來少不了請客吃飯。有時，飯局多了，或飯局大了點兒，就成了「飯醉」（犯罪）——大約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度都一樣。返回頭來再說「維新號」。
在《周恩來留學日記》中，對餐館名的記述所在多有。吃的最密的，大概是「漢陽樓」，但記述最夥者，當屬「維新號」。當年的「維新號」地處神保町書城中心，不僅位置佳，名氣大，且空間敞亮，座位很多，全無一般日本餐館的逼仄感。於是，自然成了留學生和流亡者們的理想「飯醉」之地。蔣介石離日時，留學生們為他開過送別酒會。但最有名的是所謂「維新號事件」：1918（大正七）年，為反對日本在出兵西伯利亞之際，與段（祺瑞）政府簽署密約，四十六名留學生在神田的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館集會之後，又來「維新號」集體「飯醉」，併當即成立了「民國危救團」。饕餮現場，遭日本警察突擊，全部成員被帶到西神田警察署。周恩來在日記中寫道：
早大昨日議決，停課歸國。昨日各省同窗會幹事代表聚議於「維新號」，假宴會為名，選舉歸國總機關幹事。事畢，被日警拘去，旋釋。昨日議決回國者有廣東、浙江等省，至今日各省都全體表決矣。（5月28日）
神田今川小路上的「維新號」（攝於大正末期）
「維新號」當時的菜單
既為革命提供「飯醉」場所，「維新號」老闆自然是革命同情者，其實也是「老炮」。據「維新號」三代目鄭東耀回憶：小時候，祖父曾對他說，偶有革命青年遭日警追捕，跑到店裡來求救時，祖父會馬上帶人去後廚，三下五去二給他換上廚師的行頭，戴上高帽，然後隨手往他懷裡扔個白蘿蔔什麼的……遂化險為夷。
今「維新號」經營者、三代目老闆鄭東耀
今天，那些地方都成了百年名店，動輒預約制，且價格不菲，一席難求了。百年風雨逝去，歷史人物的墓木已拱，但場域猶在，氣場如初。在東京城行腳，穿梭於早稻田、本鄉、神田的尋常巷陌和一間間老鋪會館，常會令人平生某種時空錯亂感。那些藏在現代鋼混樓宇間的神社佛閣，那些掛在店家牆上的泛黃照片和遺墨，那些無處不在的紀念石碑和地方政府設立的，用於向住民和路人提示此地歷史沿革的古地圖石台或舊町名案內板，都在提醒你：其實，你並沒有穿越，而是無往不在歷史之中。
場所（Location）是日本的，物理的，可能是東京的某處車站、居酒屋或古書店；但場域（Field）則是多維的，涵蓋了時間軸，能讓你品味歷史的縱深感。而這，就是為什麼你走在東京街頭，總禁不住一種回溯衝動的原因：「往事依稀混似夢，都隨風雨到心頭」，當你的視線捕捉到某個物象的時候，或當你在某個瞬間閉上眼睛的時候，平成、昭和、大正、明治渾然一體，康梁、孫文、二周彷彿就走在你的身旁，有種驀然就置身於百年前中國的超現實感。乃至我常常懷疑，東京的胴體中被植入了青春中國的DNA。
注釋
[1] 《梁啟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101頁。
[2]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轉引自《日本的中國移民》，三聯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99頁。
[3]譚璐美『帝都東京を中國革命で歩く』、白水社、2016年8月版、40頁。
[4]即今神保町的鈴蘭通。
[5] 1896年，由教育家、柔道家嘉納治五郎創設的面向清國留學生的日本語教育機構，原名亦樂書院，1902年改稱弘文學院，亦稱宏文學院。
[6] 《周作人回憶錄》，周作人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167頁。
[7] 《東京文藝散策》，劉檸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6年3月版，第89頁。
[8] 《周作人講解魯迅》，止庵編，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505頁。
[9] 《魯迅年譜》（增訂本）第一卷，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10頁。
[10] 《周作人回憶錄》，周作人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204頁。
[11]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日）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2頁。
[12] 鹿島茂『神田神保町書肆街考——世界遺産的「本の街」の誕生から現在まで』、築摩書房、2017年2月版、276頁。
[13] 《早年留日者談日本》，鍾少華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47頁。
[14]至今缺乏精確的統計。有八千人說、一萬人說、兩萬人說等不同說法，姑且採用郭沫若1955年12月，在早稻田大學演講時的數據。
[15] 美國學者任達在《中國新政革命與日本》中的觀點。
[16] 舊制高校第一高等學校的簡稱，即今東京大學教養學部。
[17]鹿島茂『神田神保町書肆街考——世界遺産的「本の街」の誕生から現在まで』、築摩書房、2017年2月版、284頁。
[18]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日）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5頁。
[19] 日文版：黃尊三『清國人日本留學日記 1905—1912年』、実藤恵秀 佐藤三郎訳、東方書房、1986年4月版。
[20] 筆者譯自日文版。
[21] 筆者譯自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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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走馬觀花，也不用妙筆生花，無非是還原給大家一個不錯位的日本——日本原來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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