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鐘分鐘速覽蘇東坡一生
若論宋代第一文人，非蘇東坡不可。東坡先生兼通詩、詞、文、繪畫和書法，且都在這些領域做到「自成一家」。21歲首次入京參加科舉就拿下了第二名的好成績，這還是主考官歐陽修誤以為是自己弟子(曾鞏)所作而避嫌給的名次。
大概是是天妒英才，上天不會讓天才們安穩地度過一生。孔夫子如此，司馬遷如此，蘇東坡亦是。蘇軾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宦海沉浮，在動蕩中他學會了如何「淡然處之」「風雨不動」。蘇軾的一生以「烏台詩案」為轉折點，前後是截然相反的兩種境遇。
「年少逞才又何妨」
一門三父子(「三蘇」)，說的就是蘇家父子。蘇軾(父蘇洵)和弟弟蘇轍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打下厚實的文學基礎。年少參加科考，被歐陽修大加稱讚而聞名當時。歐陽修甚至私下裡對家裡人說：「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十年之後，世上沒人知道我的著作，而是蘇軾將取代我)。」
蘇軾任鳳翔通判時，上司陳公弼新造一個名叫「凌虛閣」的亭子，並請蘇軾做文紀念之。蘇軾答應下來了，卻在文中大發牢騷，以「物之興廢不可得而知」立論，細數歷代樓台之興廢，均不足以持久;人事之得失，忽來忽去，更不能持久;只有為老百姓做好事、辦實事，才能千古不朽!蘇軾借凌虛台，澆心中塊壘，寫得酣暢淋漓，十分痛快。然而陳公弼看後沒有生氣，一字不易地刻在亭內石碑上。等若干年後，蘇軾回首此事，已然帶著悔意。蘇軾為他寫的墓志銘中說：「軾官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
「黃州惠州儋州」
1097年是蘇軾的轉折之年，「烏台詩案」理應是他最難忘的政治事件。
事情還得從1097年初說起，蘇軾從徐州調任到湖州做知州。一般，新官上任都會寫表呈給皇帝，以表謝意。蘇軾也不例外，他作《湖州謝上表》並上呈神宗。此表為謝思而寫，卻也歷述自己坎坷遭遇，把平時心中憤悶見諸文字，以示對時政的不滿。後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誹謗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成為烏台詩案的導火索(烏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台)。
在多方努力解救下，蘇軾在獄中度過黑暗的三個月有餘，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官是個無實權無俸祿的小官，而且作為犯官還被地方監視。蘇軾一下子陷入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困境。幸好，有朋友馬夢得向當地太守求得50畝荒地給蘇軾免費耕種。地在城東，「東坡」之名由此得來。蘇軾由官到民，沒有讓他頹廢;而是做起了農民並率領家人一起耕作。東坡肉、東坡餅的發明也與蘇軾有關，由此窺知，他與黃州當地生活融為一體。「東坡「之地畢竟是官家所有，蘇軾尋思著買塊新地，於是去往沙湖尋找。途中下雨，蘇軾沒有雨具，同行之人狼狽地躲雨，但他渾然不覺、泰然自若地在雨中漫步，不久天空就放晴了。蘇軾由此作詞一首：
《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首詞表現出蘇軾曠達超逸的胸襟，充滿清曠豪放之氣，寄寓著獨到的人生感悟，讀來使人耳目為之一新，心胸為之舒闊。顯然此時蘇軾已經看開，榮辱、得失、是非已經不能干擾他的心境了。
1085年，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其年幼而代為執政，她重新啟用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蘇軾因為曾反對王安石的新法，因而被舊黨視為「同僚」。舊黨否認並棄用一切新法，即使是卓有成效的新法也不例外，耿直的蘇東坡做不到熟視無睹，而與他們起了衝突。京城紛擾、黨爭不斷，不能展現自身價值的蘇軾於是自請離京前去杭州，想在地方踏踏實實為民做些實事。蘇軾也確實給杭州人民辦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疏浚西湖。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1094年，又因為與新黨政見不合，再次被貶至惠州。
1097年，年逾六十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荒涼之地——儋州(今海南儋州)。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這裡辦學堂，介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跟從蘇軾學習。即便如此，蘇軾沒有心灰意冷，而是以積極心態享受在人間的生活，有詩為證：
《食荔枝》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1101年，逢朝廷大赦，蘇軾一家得以北歸。但是次年，蘇軾在途經常州的時候，患了痢疾而去。在離去之前，蘇軾作詩說，他並不把人生的後半段的貶謫生涯視作「黑暗時期」，而是看做內視自身、磨礪心性的絕佳機會，其詩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
下圖是蘇軾一生行蹤圖，紅線標註的是他在烏台詩案後的貶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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