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領讀 | 史學經典，看瘟疫如何塑造人類歷史與社會

原標題：36氪領讀 | 史學經典，看瘟疫如何塑造人類歷史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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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公元前430年—前429年，雅典與斯巴達之戰勝負難分，一場來去無蹤的瘟疫使得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由此深刻改變了地中海世界後來的歷史走向。

1520年，西班牙人科爾特斯以六百人征服擁有數百萬之眾的阿茲特克帝國，他們帶去的「致命殺手」天花病毒在墨西哥城中肆虐，就連阿茲特克人的首領也死於那個「悲傷之夜」，於是西班牙人所向披靡。

1870年普法戰爭之際，同樣是天花病毒，使兩萬法軍喪失作戰能力，而普魯士軍人由於做了預防接種而未受影響，戰爭勝負改變於朝夕之間。

疫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一代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從疫病史的角度，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寫至上世紀前半葉，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將歷史學與病理學結合，重新解釋人類的行為；他將傳染病置於歷史的重心，給它應有之地位；他以流暢的筆調、敏銳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藝，娓娓道出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瘟疫與人》是威廉·麥克尼爾備受歡迎的一部經典作品，也是宏觀論述瘟疫與人類歷史關係的史學佳作。《紐約書評》稱 「此書從此扭轉了人們看待世界歷史的角度」，《紐約客》則認為此書是 「一部真正的革命性作品」。普利策獎得主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盛讚它提出了「富有創新也具有挑戰性的歷史概念，影響深遠」，而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有言：「看待歷史的嶄新觀點，我從《瘟疫與人》中受益匪淺。」

作者簡介

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一代歷史學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歷史學科的「現代開創者」，曾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美國世界史學會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與斯賓格勒、湯因比齊名，被譽為「20世紀對歷史進行世界性解釋的巨人」，開闢了一個西方世界史學的新時代。

1963年，威廉·麥克尼爾以一部《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一舉成名，並因此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此後，他筆耕不止，迄今已出版30多部作品。 1996年，因其「在歐洲文化、社會和社會科學領域裡做出的傑出貢獻」榮獲伊拉斯謨獎。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為他頒授國家人文勳章，以表彰其在人文科學研究方面做出的卓越貢獻。

其他主要作品有《世界史》（A World History）、《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競逐富強》（The Pursuit of Power）、《人類之網》（The Human Web，與其子約翰·麥克尼爾合著）、《追尋真理》（The Pursuit of Truth）等。

書籍摘錄

疫病妨礙了中國早期南方文明的發展

在遠東，自公元前600 年起，耕作在黃河流域沖積平原上的中國農民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農業活動突破了早期僅限於半乾燥的黃土地區的地理邊界，並且把主產農作物從小米轉為水稻。把巨大的沖積平原改造成星羅棋布的稻田，意味著每片稻田都配備有可調節的水道，需要大量勞動力來進行築堤、排水、修造運河以及開墾沼澤地等農務。此外，為了防範河水泛濫，整個農作區還必須修造全面而複雜的水利工程體系以駕馭桀驁不馴的黃河。

黃河在地理意義上是世界最為活躍的大河。在較近的地質年代，它合併了來自其他排水系統的重要支流，在流經中游的黃土地區時，侵蝕了大量泥沙，使河道日益加深。而當挾帶淤泥的河水流經一馬平川的沖積平原時，流速減慢，上游大量的侵蝕物便沉積下來。結果，泥沙很快在沖積平原上抬高了它的河床。

而當人們開始用人工堤壩限制水流時，麻煩出現了，堤壩只能逐年加高，以應付河流底部的沉積導致的河床升高，「懸河」由此形成了。為把河流局限在堤壩內，需要大量人力；堤壩中滲出的一桶水，若不加以及時補救，都可能迅速擴大而成為激流；或許只要幾小時就可以在堤壩中撕開裂口，而一旦出現大的裂口，整條河流就會溢出人工河道，奔向新的更低的河道。這條大河在歷史上曾多次改道，徘徊于山東高地以北（像目前這樣）或以南，幅員達數百英里。

黃河地理上的不穩定性，雖因人類的活動而加劇，但總體上非人為所致，所以河流要完成更穩定的調整仍需經歷地質時間長度。而另外一個影響早期中國生態平衡的因素，則主要是人類的活動。比如，在政治層面上，因稻田耕作而擴大了的食物來源支持了幾個世紀的王侯戰爭，直到公元前221 年，一個征服者控制了整個黃河流域以及大片相鄰地區。稍後，在經歷了短暫的內戰後，一個新的王朝—漢朝，在公元前202 年取得了主宰地位，並且至少在名義上統治中國直到公元221年。

由帝國官僚機器所維持的國內和平，可能降低了此前長期戰爭對農民社會的蹂躪，然而漢代的和平也意味著建立在農民的稻田（或粟田）之上的人類雙重寄生關係的強化。從同一農民人口中收租的私人地主和徵稅的皇室官僚無疑處在競爭之中，儘管他們相當有效地形成了相互支持的合作機制。他們的利益從根本來講是一致的，因為帝國官僚成員的大部分，實際上是從擁有土地的食利階層中遴選出來的。

然而，在古代中國開始形成的巨型寄生平衡中存在著另一個強有力的因素。隨著中國地主對農民控制的加深，一套別具特色的行為觀念也在地主和官僚階層中紮下根來。這套觀念通常被稱為儒學（Confucian，直譯為「孔家學說」），「 孔聖人」（公元前551—前479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來闡述和界定這一新觀念。儒家文化在帝國官僚和私人地主中的傳播，造就了不斷限制權力專制或濫用的精英階層，其重要結果之一是將對農民的壓榨控制在傳統的、多數情況下可以忍受的限度內。

到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 年在位）時，在中國社會內部，農民和兩大寄生群體之間達到了相當穩定而長期的平衡，這一平衡一直延續到20 世紀，其中不乏周期性的變動，但並沒有結構上的斷裂。總的來說，地主和稅務官徵收的稅收儘管繁重，但還沒有過度到使得中國農民難以滿足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要求；否則，中國人口在黃河流域沖積平原和鄰近地區，就不會進行緩慢卻極其壯觀的擴張，乃至向南進入長江流域；中國農民也不會為建立其上的傳統文化和帝國結構提供不斷強固的基礎—儘管存在為數不少的地方性乃至全局性的問題。

現有的文獻還不足以使我們準確地把握中國擴張的脈絡。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漢代終結，南方的巨大拓展並沒有發生。換言之，從開始「馴化」黃河流域沖積平原時起，差不多過了1000 年才在長江流域出現了類似的進展。

乍看起來，中國人在移居南方方面的遲緩，可能令人不解。因為這裡並不存在難以克服的政治—軍事障礙；其農業生態又有利於定居：溫熱的氣候意味著更長的生長期，豐沛的降水消除了經常威脅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災之虞；而且，長江在流出西部群山以後即在湖區穿行，沒有沉積物淤塞下遊河道導致像黃河那樣高懸河床的棘手問題。這裡的堤壩和人工渠網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樣的壓力，構成黃河流域歷史特點的可怕的、經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技術難題在此處也並不存在。

儘管存在這些明顯的現實優勢，一種既不見於史料也不見於人的肉眼，但我們仍然相信是非常強大的因素，卻隱然阻礙著文明的農村和城市生活迅速而成功地拓展到中國文化搖籃以南的地區：拓荒的中國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農業地區的同時，也正在攀爬異常陡峻的疫病階梯！

南下所遭遇的氣候變化相當於從新英格蘭到佛羅里達，但地理狀況和盛行的風向使這種變化遠超北美東海岸這一段。群山的阻隔使長江流域在冬季免受從蒙古高原吹過黃河流域的寒冷而乾燥的西北風的影響。而在夏天，當季風反方向吹來時，來自南海的濕熱氣流則保證了長江地區的充沛降水。同時，由於夏季季風在穿越山嶺到達黃河流域之前已降下了大部分雨水，黃河流域的降水經常不足以抵抗非灌溉區的破壞性乾旱。

結果，中國北方與南方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氣候類型，南方濕熱的環境中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在整個黃河流域，嚴冬殺死了那些無法藉助冬眠抵禦漫長嚴寒的寄生物；攜帶有疾病的南來寄生物更難以倖免，它們根本不能適應北方寒冷而乾燥的氣候條件。秦嶺以南的長江流域則不然。習慣於北方疾病環境的人們在適應南方迥異的疾病方式時不得不面臨著可怕的問題。

此前，當中國農民從黃土地上的旱作轉為黃河流域沖積平原的灌溉農業時，他們肯定也經受了全新的、起初或許還很可怕的罹病考驗。但是與這一變化相聯繫的任何微寄生層面上的調整，都與更顯著的和更耗時的技術層面和巨寄生層面上的調整齊頭並進。要發展出與全流域治理黃河的規模相適應的水利技術，需要幾個世紀的努力；政治統一和在農民身上建立穩定的巨寄生關係也同等重要和耗時。因此，對更大的罹病遭遇的適應極有可能與中國社會和技術上的更顯著的轉型同步。

很難在兩個平行的過程中明確區分哪個過程更為關鍵。但巨寄生的平衡似乎形成得較晚。因為，直到公元前3 世紀末期，中國政治—軍事的穩定性格局才算建立起來。在此之前，戰國時代（公元前403 年—前221 年）諸侯爭霸愈演愈烈，最後整個中國被一個半開化的國家—秦國在公元前221 年統一了。到古代中國的巨型寄生平衡達到新的帝國規模的漢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1年），中國農民已有400 年耕作稻田的歷史了。如此長的時間提供了充足的機會，讓灌溉農業的流行病遠在巨型寄生關係穩定之前的幾代甚至幾個世紀就在黃河流域穩定下來。

當中國農民從半乾旱的黃土環境轉為稻田裡長時期的涉水勞作時，這種轉變肯定會產生顯著的後果。但事實是，不管傳染病如何盛行，新的傳染方式都沒有阻止人口的穩定增長，否則國家將得不到足夠的人力用於不斷擴大的堤壩和水渠網的修築和維護，更不必說用於不斷升級的大規模戰爭了。事實上，當穩定的帝國政府所需要的統治和道德基礎與有關的工程技術一起，在公元前3 世紀末期被建立起來時，除了疾病的障礙以外，已經沒有別的什麼因素能阻止華中和華南的快速開發了。而中國移民只是在5～6個世紀之後才完成了對長江流域的定居，這一事實只能凸顯疫病障礙的巨大。簡言之，來自乾冷北方的移民的大量死亡使得南方在人口上無法迅速地發展起來。

令人遺憾的是，所有這些說法都是抽象的推斷。正如中東的情況一樣，幾乎沒有指望從古代文獻中發現這些危害人類的病原體究竟是哪些。不過，古人在書中還是多少顯露了他們對南方患病危險的意識，大約生活於公元前145—前87 年的中國史學之父司馬遷就曾寫道：「江南地卑濕，人早夭。」他還提到這一地區「地廣人稀」。這是權威性證據，因為司馬遷為寫史曾親身遊歷這個地區。在後出的文獻中，南方之有害健康被視為當然，供南方遊歷者閱讀的小冊子為這裡的惡疾開列了一些新奇的藥方，但作用無疑非常有限，據史載，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且死亡率卻高得出奇。

現代疾病的分布，僅就能夠在中國地圖上加以標識的而言，也證明了這一預期，即在濕熱的南方會罹患更多的傳染病。許多現代病的地域界線正好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氣候模式的差異表明這樣的疾病梯度乃自古已然。然而流傳至今的中國醫學經典通常掩蓋了地域的差異性，因為中國醫家習慣於將他們所認識的一系列疾病都圍繞著流行的節氣來組織。他們所記載的某些疾病，像瘧疾，今天或許還可以辨認得出；但對於許多別的疾病，想把它們同現代的傳染病對應起來，則如同要把蓋倫（Claudius Galen，古希臘名醫）的用詞翻譯成20 世紀的醫學術語那樣困難。

瘧疾，儘管偶爾也出沒於北方，但只是在南方才成為現代的健康問題，事實上它可能構成早期中國南擴的主要障礙。另一種蚊子攜帶的疫病—登革熱（與黃熱病有關，儘管致命性在現代變低）也影響著中國南部。像瘧疾一樣，登革熱可能很早就存在了，靜等著北來的沒有免疫力的移民自投羅網。熱病，包括定期複發的瘧疾類熱病，在中國古代的醫學著作中佔有突出的地位，這也表明了它在中國人的早期擴張中意義重大。中國19世紀的本草學提到幾種有效的退燒劑，甚至在歐洲醫生的眼中，其有效性也可與進口的奎寧（Quinine）並駕齊驅。

血吸蟲病是現代華南和華中的另一重大衛生問題。它的分布也可能與氣候界線相符。近期考古發現了一具確定年代為公元前2世紀的屍體，保存完好，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慢性血吸蟲病的癥狀。這也證明了早在拓荒者把長江流域發展到類似北方的水平以前，這種疾病在中國已經存在了。

總而言之，在大約公元前600 年後，中國人在應對黃河流域沖積平原的嚴酷環境上取得了極大成功，無論是在物質技術上、政治上，還是在傳染病的適應上。他們在大約公元前200 年以後，又同樣成功地在食物生產者和寄生其上的統治者之間形成了可持續的相當穩定的巨寄生平衡。然而，在微寄生層次上，出現於公元元年前後的意義深遠的調整尚在南部廣大地區進行著。從公元前211年（或更早）即處於中國政治覆蓋下的長江流域和其他地區，直到漢朝消亡（211）以後，因疾病造成的障礙還沒有完全融入中國社會的有機整體，正如我們馬上要談到的，當時在其他地區也發生著劇烈而意義深遠的疾病調適。

歐洲大陸的新疫病

一如既往，我們了解較多的還是歐洲的疫病事件。在海洋探險時代—1450 年至1550 年，有三種新疾病作為戰爭的副產品引起了歐洲人的廣泛關注。一種是所謂的「 英國汗熱症」（English sweats），只是曇花一現，另外兩種梅毒和斑疹傷寒則一直延續至今。

梅毒和斑疹傷寒都是在長期的義大利戰爭（1494—1559 年）中現身歐洲的。梅毒是在1494 年法軍進攻那不勒斯時，以流行病的方式暴發於查理八世統率的軍隊中。法軍撤出後，國王查理解散了軍隊，士兵們於是把疾病廣泛傳播到了鄰近國家。梅毒不只在歐洲被視為新病，當它隨達·伽馬的水手出現於1498 年的印度，並在1505 年—第一批葡萄牙人到達廣州15 年之前，在中國和日本現身時，也都被看作新病。[34] 梅毒的癥狀通常相當可怕，以至於每當它出現時總會引起極大的關注。

當代史料充分證明，梅毒至少就其經性交而感染的傳播方式及其癥狀的前所未見來說，它在舊大陸是一種新疾病。但是，正如我們在前一章所看到的，這或許不能歸因於與美洲的接觸，只要有某種引發雅司疹的螺旋體，在皮膚對皮膚的感染越來越無效的情況下，轉而通過性器官的黏膜在宿主間傳播，這種情形即是梅毒。

然而醫學界的觀點並不一致。有些專家依然相信梅毒是美洲的舶來品，由此也佐證了當時人們的說法—這是一種歐洲人尚未形成免疫力的新疾病。梅毒第一次在歐洲暴發的時間和確切地點恰好又符合這一假說：梅毒的確是由哥倫布的水手從美洲帶回歐洲的。這個理論在1539 年一經公開，即在歐洲學術界贏得了普遍的贊同。

很久以後，直到導致雅司疹和梅毒的螺旋體被證明在實驗室里根本無法區分時，一派醫學史專家才徹底摒棄了上述理論。要確認導致古人骨頭病變的生物體，無論何種形式的證據，都還有待發展出精確而可靠的方法來驗證。但如果這將是生物化學技術永遠無法企及的話，便不可能取得充分證據，在這兩種有關梅毒起源的對立理論中做出選擇。

不管梅毒對患者而言是如何可怕和令人壓抑，它對人口的影響似乎並不特別顯著。梅毒經常光顧歐洲皇室，法國瓦盧瓦王朝（Valois，1559—1589 年）和奧斯曼土耳其（1566 年後）的政治淪落，似乎就與兩國統治家族中的梅毒流行有關。許多貴族同樣也未能倖免。不過，皇室和貴族家庭沒有健康的下一代，所加速的只是社會流動性，並在上流社會騰出更多的位置。

梅毒對於社會中低層的破壞似乎不大。事實上在梅毒處於興盛期的整個16 世紀，歐洲總人口仍在持續增長。直到那個世紀末，梅毒的影響力才開始衰退。隨著宿主與寄生體之間正常調適的出現，急性的感染形式正在消失。一是，較溫和的螺旋體正在取代那些急切殺死宿主的那種螺旋體；二是，歐洲人口的抵抗力也在逐漸提高。即便面對資料缺乏的現實，我們仍願意相信，在快速調適中沒有發生有重大人口傷亡的情形，可能也出現在舊大陸的其他地方。

斑疹傷寒也是如此。作為一種很容易辨識的獨特疾病，斑疹傷寒首次出現在歐洲是在1490 年，是由那些一直在塞普勒斯作戰的士兵帶回西班牙的。接著，在西班牙與法國爭奪義大利半島統治權的戰爭中又傳到了義大利，並於1526 年以新的強度迫使圍攻那不勒斯的法國軍隊倉皇撤離。此後，斑疹傷寒繼續周期性地暴發，並造成嚴重後果：摧殘軍隊，清空監獄、救濟院及其他「 爬滿虱子的機構」—用文學語言描述的話。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 一戰」，當時有200 萬或300 萬人死於斑疹傷寒。就能夠表明人口增長趨勢的零散史料來源來看，斑疹傷寒偶爾在軍事和政治上顯露出的重要性，對於歐洲或其他地方的人民而言，是其在人口的影響上所無法比擬的。

斑疹傷寒畢竟是因擁擠和貧困而產生的疾病，統計概率使我們確信，僅就那些死於斑疹傷寒的窮人來說，如果傳染疫病的虱子還沒有把他們送往地獄，別的疾病也會很快把他們帶走。特別是在城市貧民窟，或是其他營養不良的人們悲慘地擁擠在一起的所有地方，結核病、痢疾和肺炎等其他疾病都在爭奪犧牲品。因此，若不是斑疹傷寒置人於死地的速度超乎尋常，或許就不會對人口造成特別大的影響，至少不像人們所感覺的那樣有如此之多的人死於斑疹傷寒。

「 英國汗熱症」是第三種新的（或看起來是新的）傳染病，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它偏愛攻擊上層，正如近代脊髓灰質炎那樣，表現出與斑疹傷寒相反的社會後果；第二，它在1551 年以後神秘地消失了，一如在1485 年神秘地出現。

正如「 英國汗熱症」的名字所指，這種傳染病首先暴發於英國，時值亨利七世在博斯沃思（Bosworth）戰場贏得王冠之後不久；然後擴展到大陸，並且因在上層中產生高死亡率而引起恐慌。「 汗熱症」的臨床癥狀類似猩紅熱，但這種認識在醫學史家中還沒有被普遍接受。它被視為新病的事實，並不說明它不曾作為某種溫和的兒童病存在於其他地方，比如法國，亨利正是從那裡招募了為他贏得王冠的部分士兵。雖說「 汗熱症」的情況比梅毒和斑疹傷寒更清晰，但並沒有影響那麼多的人，以致造成明顯而全面性的人口後果。

1529 年那次可怕的「 汗熱症」的暴發，直接導致了路德和茨溫利（Zwingli）在馬爾堡（Marburg）的會談破裂，他們沒有達成關於聖餐儀式的共識。[38] 我們無法預料，更長的會談是否會保證這兩位宗教改革死硬派人物達成共識。但正是他們提前從傳染病危險中的逃離，標誌了路德教派和瑞士教派（不久成為加爾文教派）的改革路線自此分道揚鑣，從而深刻地影響了歐洲之後的歷史乃至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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